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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重负——托尼·朱特的道德考量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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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冢与纪念碑

历史地看,20世纪中期的法国维希政府时期是一个分水岭,这是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唯一一次与恶亲密接触,但是那时纳粹之恶已太显而易见,无需深刻的洞察力,并不能构成对法国知识分子智识与道德上的考验。而法国20世纪维希之前与之后的历史,才真正这种具有考察价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中所选择的三位人物,正对应着那种具有考察意义的历史。

莱昂·布鲁姆(1872-1950)是法裔犹太人,亲炙了19世纪末法国文学盛宴,以文学评论家的身份,在文学圈内确立了自己的位置。那时,知识分子群体内最主要的就是文学家。布鲁姆之后告别了文学圈,进入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成功地让自己成为一名成熟的法理学者,并顺势进入政治领域,加入法国社会党,以其人格魅力成为法国社会党的领袖。

1936年,布鲁姆通过选举获得组建政府的权力,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犹太人总理。他的政府——人民阵线政府存在了4年。1940年维希政府把他出卖给了德国人,他以重要人质的身份,在纳粹的集中营度过了四年,大难不死,余生都在反思政治与权力。

布鲁姆的时代,是政治与知识的蜜月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在整个世界舞台上,出现了一群心怀救赎的人们,靠理论的魅力,把创造美丽新世界的梦想,注入人群中,并因此获得权力。无论是墨索尼里还是希特勒,他们都书写过感人的梦想,他们的极权之诞生,也都是有群众基础的。

而布鲁姆一生秉持社会主义理念,坚持共和。更重要的是,他坚持不懈地把他领导的社会党,限定在一个党派范围内,严格区分掌权和用权,认为一个社会必须存在多个党派,而一个党成为执政党,意味着该党获得了用权的权力,而非拥有权力。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认识,所以20世纪20年代,布鲁姆就发现列宁的政治趋向是夺权而非用权,因此一生都以社会党居身,反对共产党。

加缪(1913-1960)和萨特一样,在维希政权时期成名,其声名在二战后达到巅峰,他是典型的文学家式公共知识分子,文学、思想与政治介入相结合,一度成为法国最著名的道德喉舌和思想导师。

20世纪中期,法国兴起公共哲学讨论,知识分子站立在精神的废墟上,百废待兴,指点江山,气势如虹,把写作与治国糅成一团。加缪却和激情的萨特们分道扬镳,去思索人的价值问题,之后远离公共激情,褪下公共知识分子的袍子,成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沉思者,至1960年因车祸去世。

雷蒙·阿隆(1905-1983)身上有着浓郁的学术气质,理性务实,坚持思想的严肃性。对于他来说,肯定或者否定一个问题,都需要经过复杂的知识检验与智力推断。他的谨慎和克制,让他在20世纪中期成为萨特们嘲讽的对象,而喧嚣的年代过去之后,人们在萨特式激进主义的坟冢上,“开始给阿隆式理性建造纪念碑”(托尼·朱特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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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知识分子 托尼·朱特 《责任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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