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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如何介入政治?


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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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托尼朱特;图右:马克·里拉)

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和托尼·朱特的《责任的重负》都已经有中文译本,这两本书关心的共同问题是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两本书里讨论的那些法国或德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政治环境各有差异,面临的具体政治选择也不相同,但却都涉及了一些共同的基本问题:知识分子该不该参与政治?该如何参与政治?用什么来衡量他们的政治行为?

这两本书直接讨论知识分子如何介入政治,与一些其他探讨学术和学术立场政治性的著作有所不同,如,大卫·施瓦兹(David L.Swartz)的《象征性权力、政治和知识分子》(Symbolic Power, Politics, andIntellectuals),罗伯特·布力姆(RobertBrym)的《知识分子与政治》(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和查尔斯·莱姆特(Charles C.Lemert)编的论文集《知识分子与政治》(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Social Theory in a Changing World)。江苏人民出版社早先翻译出版的知识分子译丛中的一些著作,如拉塞尔·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保罗·博维的《权力中的知识分子》虽然涉及知识分子政治问题,但也不如这两本书来得直接。

一、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

里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重点不在于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参与政治,而在于如何参与政治,以怎样的价值立场,为何目的而参与政治。里拉所担忧的是知识分子由于陷入精致的思想游戏而忘记了“哲学与政治权力行使之间的关系”,因而无视哲学或理论被“被暴政滥用”或被政治势力利用的可能。里拉所说的那种“暴政”就是与民主相对立的“专制”(tyranny),当知识分子对自己可能帮助暴政或专制政治的危险丧失警惕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会在“不计后果”和“不负责任”的歧路上越滑越远。《纽约书评》认为,里拉触及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知识分子本该对集权暴政抱以警惕,怎么反倒会背弃自由和独立探索的理想?又怎么会在立场上赞成专制制度下的大规模压迫和因此造成的人道苦难?

知识分子与暴政的思想合作是一个值得记取的严重历史教训。里拉特别提到了波兰诗人米沃什(CzeslawMilosz)在《被禁锢的头脑》中记叙的一些波兰知识分子,他们是成功的作家,但却在思想上与斯大林主义“同流合污”。无论是在纳粹统治期间还是在后来的冷战时期,里拉所讨论的那些德、法知识分子(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柯耶夫、福柯、德里达等)身上都一再出现了有意无意为专制政治提供思想弹药的情形。他们的学术具有职业特征,但不具备思想者最难能可贵的那种对暴政的判断和憎恶。在他们的“学术”(往往非常具有诱惑力)之外,里拉要发现的是,“他们的头脑里还隐藏这一些别的东西,一些深层的东西,一些不计后果的思考,一种不负责任(reckless)。我们不免要问,这些思想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在政治中寻找什么?”

托尼·朱特则认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价值(“文人涉政是否值得”),不能只是用他们的政治行为结果来衡量,而应该考虑到他们的道德真诚。道德真诚的根本要求就是摆脱“党性思维方式”,保持个人思想和判断的自由与独立。他讨论的三位法国知识分子(布鲁姆、加缪、阿隆)的最大共同点便是他们的“勇气与正直”。虽然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对手的厌恶、怀疑、蔑视或嫉恨之下”,成为“某些重要方面的‘局外人’”或“背时者”,但他们都能避免陷入党派同路人的处境。当政治暴力和迫害无情而血腥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时,那些斯大林主义同路人“使劲忍气吞声,帮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审判和古拉格说话”。后来又有了别的同路人,“这是反殖民主义作家的处境,他们费尽唇舌,为推翻了一个帝国的另一个帝国的独裁……开脱;同时,这也是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主义’的处境,他们强迫自己去理解毛的文化大革命和波尔布特的柬埔寨的意义,证明他们的行动实属正义”。那些同路人知识分子在政治和道德上“不负责任”,不是因为某种政治权力强迫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党同伐异的思维和理论方式。

知识分子陷入党派同路人和实际暴力帮凶的处境而不能自拔,朱特将此视为他们最大的失败。这种情况其他论者也多有论述,例如,乔治·奥威尔在《阿瑟·凯斯特勒》一文中指出,英国诗人奥登(Wystan HughAuden)在诗作《西班牙》(1937)中表示谅解斯大林残酷的“必要的谋杀”,像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生活在安全的英国民主制度中,却对苏联的极权表示谅解,并为之辩解。他们为虎作伥,使得极权更合理,更不容批判,因此也就使得极权受害者的生活更加苦难。这样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已经成为极权受害者的加害者。这是一种自私的政治犬儒主义。

政治犬儒主义有三种基本类型,一种主要是大众的,另外两种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第一种表现为政治冷漠和不参与,对政府、政治权力、政治人物和权威抱绝对怀疑和不相信的态度,许多普通民众都有这样的政治犬儒主义,在民主和专制国家里都有存在。第二种是知识讨好自己国家里的政治权力,以此进行功利主义的政治投机,这在专制国家里尤为常见。投机的知识分子本来就没有任何信仰,也不相信信仰有什么价值。因此,他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装出笃信任何信仰的样子。第三种是知识分子对事不关己的“恶”特别能表示谅解和接受,甚至为之辩护,这是一种伪善,也是一种在价值观上的双重标准。他们对“恶”是有认识的,因为他们并不希望这样的恶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但是,他们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恶要善于理解得多。奥威尔批评奥登的就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政治犬儒主义。

在其他许多不同的党派立场问题上,许多知识分子会表现出相似或更严重的政治犬儒主义,他们有的不知道自己是在玩火,但也有的是明明知道,但依旧坦然为之,明知故犯的那些人尤其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犬儒主义。这是道德操守的失败,虽然它可能为当事人带来政治前途或学术名声上的“成功”。参与或投靠政治党派和党派政治可以让一个人有事业上的发展或仕途上的发达,但他不能不为之付出放弃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的代价。这是一个知识分子自己的选择,他不能把责任推到“时代使然”头上。知识分子无法选择他所置身于其中的体制,包括政治、文化和学术的体制,但他可以选择在这些体制中自己要扮演的角色。这就特别需要明确什么是自己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并以此来确定自己的政治和学术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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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知识分子 政治 政党 托尼·朱特 马克·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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