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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如何介入政治?


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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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分子的文人涉政

欧洲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与文人涉政传统是联系在一起的。文人涉政并不只是出现在欧洲的历史中,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传统,只不过所涉的政治离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民主政治非常遥远。那些接受了自由、民主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在与民主格格不入的政治制度里做一些非常有限而效果完全不得而知的事情,而大多数其他文人涉政不过是为了从执政党的政府那里分沾一些利益罢了。

五四学生领袖之一的傅斯年认同自由,开明,公平的原则,扮演政府的诤友角色。以他 “急进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大炮”的性格,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在他作为国民党 的座上宾时,他也是谨守“道尊于势”的原则,是国民党体制内坚决的“异议人士”。他对胡适说:“我们若欲于政治有所贡献,必须也用压力,即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对于在朝的态度则是:“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在组党、办报皆无可能的时代,剩下的并不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唯一选择。知识分子有的为民主的理想而担当起公共知识分子(尽管这是一种有不同理解和有争议的角色身份)的责任,或是把启蒙当成是实践公民政治的一个途径。但是,也有的选择扮演体制内政治化学者的角色。知识分子不可能远离政治,但他们却可为自己的学术活动选择不同的政治原则导向。

体制内的政治化学者中,相当活跃的一些人不是像傅斯年那样,以“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为己任,他们从不给当权者添麻烦。相反,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用自己的“专业”和“特长”来服务于某种政治势力或者甚至投靠某个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这种依附和讨好的政治使得他们能够在彻底政治化的学术体制内备受青睐、出人头地,成为学术领头羊,也成为年轻一代学子眼里的“成功楷模”。荣剑在《奔向重庆的学者们》中所历数的那些搭上“重庆模式”顺风船的知名教授虽然在学术上远不及马克·里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论及的那些学者,但在政治投机和人格失节上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离托尼·朱特所讨论的那三位以真诚著称的法国知识分子也是最遥远的。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论及法国的文人涉政。他认为,法国文人许多都是富有聪明才智,但却对国家现实缺乏了解,一遇到某种理论便激动不已,以为找到了解决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托克维尔诟病文人的天真无知,但并不怀疑他们的真诚。但是,里拉和朱特在剖解涉政的文人或知识分子时,对他们的真诚是抱有怀疑的。他们在那些与专制合作的知识分子身上,看到的不只是天真无知,而且还有伪善和欺骗,包括自我欺骗。那些在“唱红打黑”日子里奔向重庆的学者们,他们不见得具有托克维尔在法国文人那里看到的聪明才智,但却不乏某种学识和专长。在重庆政治看涨的时候,他们也是以“为什么选择重庆”、“重庆梦与中国模式”、“中国社会主义3.0版”夸夸其谈,著书立说、发表高见。在重庆政治退潮时,却并未见到他们真的为自己不久前的“信念”有什么坚持。这样的文人涉政,犹如股票投机。里拉和朱特并不是笼统地不信任一切文人涉政的真诚和良心,而是看到,当文人涉入某些政治时,由于它的利诱、压制、虚伪和不自由,选择了政治犬儒主义,会比涉入另一些政治时更缺乏真诚而没良心,因此特别伪善、狡黠和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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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知识分子 政治 政党 托尼·朱特 马克·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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