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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布鲁姆:对抗法国精英界的个人中心主义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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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重负》

[美]托尼·朱特 著;章乐天 译

中信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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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9年12月的一篇支持国家管理某些亏损公益事业的复杂详细的发言开始,到他对普恩加赉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右派通货紧缩的金融手段之于道德和经济的破坏所作的见识渊博的批评,到他在里永法庭上对1936年前法国军事和工业计划的精彩批判,直到战后,他对法国1933—1945年事变调查委员会所作的证词,布鲁姆展示了他对军事或技术细节不亚于政治和管理史的娴熟掌握,他那一代人中鲜有人能相颉颃;他把信息梳理成一条条无懈可击的理性的结论,让支持者们拜服于地,让敌人们不时干瞪两眼,哑口无言。

布鲁姆这一整套天赋异禀,在今天或许无法很容易得到赏识。但在还没有扩音器与麦克风的时代,在收音机才刚刚出现,纸媒方兴未艾,众议院会议记录还四处散发的时期,布鲁姆单凭学识和理性的力量赢得一个听众群或读者群的能力是很出众的,也极有价值。当大多数法国政治人物不是资质平庸的外省名流,就是只会编编警句、对思想或伦理问题连嘲讽带冷淡的巴黎生意人或律师的时候,布鲁姆几乎是形单影只的一个人。

至于社会党,尽管它可以自称拥有几个人物,有能力控制或发动一个左翼群体,尽管一撮巴黎知识分子给它的花名册和议会代表团平添了几分高雅,但要说到一个集思想、道德和政治资本于一身的人,还没有谁能望布鲁姆之项背。这就是他能成为这个党“天然”的领袖的原因,也是有这么多党员尽管嫉妒、衔恨于他的天才,仍然接受他的领导的原因。

布鲁姆特有的资本之一,是他能够把国内国际动态穿插在一起论述,很奇怪,这种能力在当时属于稀缺品。我们看到,他在分析国际问题、特别在预测前景时都错得离谱。但是在两次大战之间——以及在法国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许多法国政治家和思想者都在令人担忧的国际现实中临阵脱逃,退回到一种气定神闲的个人中心主义之中,一心忙活自己的事情,毫不在意它们将会受到前线战况怎样的影响。说到底,这不仅是1940年前法国国际和军事政策中悲剧性的一错再错的大背景,而且也是许多民族精英跟随贝当加盟维希时所使用的鸵鸟战术的心理根源。

布鲁姆则不同。举例而言,他对1920年至1923年间国家集团通货紧缩政策的批评,始终和他对凡尔赛和约、占领鲁尔区及其反过来对法国社会改革前景的影响的不接受态度息息相关。他长期钟情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和裁军,这不单是出于对一个传统上很脆弱的政党的考虑,同样是因为他就像操心法国一样,操心德国和中欧的民主及社会主义前景。他当政时期的优柔寡断及失误,一定程度上也是来自这种不凡的世界主义眼光——在大多数同志和支持者只把眼光盯着国内革命或者下一届议会选举时,他却在为与英国的联盟、为独裁者日益坐大、为和美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必要而焦虑不安。

这种比别人更宽的眼界也帮助布鲁姆更早地看到一些事情。1928年7月,他写了一篇社论谴责当时法国上下推崇墨索里尼的成就的风气:“世界上还有比滥用武力更险恶的东西,那就是当这种武力取胜时涎着脸上前谄媚,它为了阿谀胜利而缄口不提罪恶,是一种奴颜婢膝。”讽刺的是,1940年以后他仍可以这样来评价贝当的屈膝,或者再过十年,评价巴黎知识界风靡一时的斯大林崇拜。1942年,他在狱中预测,法国人对国际现实的无知将把国家的公共舆论引向“更加放肆地夸大法国将在战后发挥的作用”——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不但舆论掉进了误区,就连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没能幸免。

最重要的是,布鲁姆的以国际眼光观察国内情势的本能,使他成了矢志不移地研究法国共产党的专家。当然,看出法共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都是被紧紧捆在莫斯科及苏联政策和利益之上的卫星党,这算不得什么高见——说穿了,1920年列宁就在图谋此事,而图尔会议上,共产党和社会党显然就是因为在是否接受这种捆绑关系上意见不一而分道扬镳的。如今通过苏联档案我们得知了以下事实——立场客观的观察家们早就看清了——在成立后的头70年间,法共的战术、战略以及日常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莫斯科方面遥控制定的。

但在当时,这些情况并不总是人人一目了然的。共产党的军队,甚至一些见识较浅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很高兴以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政党自居,认为自己代表法国无产阶级和苏联当局恰好相一致的利益。一些一心欲与法共重新统一的社会党人也乐意这样想。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在30年代反法西斯动员期间,不愿意听到或传布法共的坏话,而且,他们自己景仰苏联取得的成就,只要一有人批评莫斯科温和路线,他们就糊里糊涂地认为那是诽谤。

左翼力量的统一,对莱昂•布鲁姆而言无疑也是很有诱惑力的,而当他觉得统一势在必行时,他也一直在谋求共产党人的响应与支持。他欢迎共产党人发起的人民阵线联盟,和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 等共产党名流携手步上演说台,走进街头巷尾。甚至到解放以后,他都不愿意接受铁幕沉沉降落的事实,坚持只要有可能,就要与法共联合执政。但是,他并没有沉迷于对手足盟友的幻想。

在1920年12月的图尔大会上,布鲁姆的发言概述了他对布尔什维主义及其法国拥趸的特性的理解:“你们不是把恐怖主义作为最后的手段,作为针对资产阶级的抵抗所采用的极端的公共安全措施,或作为革命生死攸关时的放手一搏来使用的,你们把恐怖视作统治的手段,这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是头一次。你们强调暴力独裁,强调要把俄国模式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塞给法国,你们还预设了要无条件地盲从于莫斯科——我与你们永远势不两立。”

(摘自《责任的重负》[美]托尼·朱特/章乐天/中信出版社/2014年)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莱昂·布鲁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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