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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加缪:以坚定的道德立场抵制公众激情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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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重负》

[美]托尼·朱特 著;章乐天 译

中信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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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是个非政治的人物。他并非不关心公共事务,或对政治抉择无所谓,但他本能地、在性情上就不是个隶属某个团体的人(在其个人浪漫的生活与公共活动中都是如此),政治介入的魅力令当时的法国人神魂颠倒,于他却只有寥寥的诱惑。用汉娜•阿伦特的话说,如果加缪和他那一代果真“犹如受一台真空吸尘器的吸引而浸于政治之中”的话,至少加缪一直在抗拒这股引力。许多人咬住这一点来反对他;这是因为他拒绝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团乱麻中采取立场,而且,或许更是因为他的作品整体而言都是抵制公共激情的产物。加缪的同辈人觉得,对于一个其思想的影响如此巨大的人而言,他没有把一种教诲或一个信号注入其作品——从加缪的作品中根本读不到任何鲜明的政治性信息,更看不到一个人政治能量的合宜的运用——看起来够得上不负责任。用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的话说,“倘若你在政治上忠于加缪,就无法想象你能加入什么党派。”

《鼠疫》激起的回应很说明问题。西蒙娜•德•波伏瓦严厉指责加缪把鼠疫比喻为某种“自然的”病毒,没能给它一个历史的和政治的“定位”——也就是说,没有在故事里说明白哪个或哪几个政党应该负责。萨特的批评也一样。罗兰•巴特恐怕可算是更细心的文学读者了,但就连他也觉得。加缪没能在这一对维希时代的隐喻中指认什么是罪恶,实在令人失望。这一批评如今在美国学者中仍时有浮现——他们甚至连争论的热情都没理由焕发出来。然而,就算《鼠疫》尽管可能不是加缪的最佳作品,但也并非如此难以理解的。

加缪抛开政治抉择及其后果,代之以一种坚定的道德立场和个体姿态,这恰与俗流相左,那时的典型情况是,一切个人的、伦理的两难困境都诉诸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站队来解决似乎就由此产生了。加缪深知在德军占领期间,人的选择会带上怎样的政治含义。一些批评他的人也知道,加缪在这方面有着比他们更荣光的记录,他们对他的攻击由此还掺杂了点儿嫉妒。但是,加缪还发现了很多时人仍未觉察到的一些东西:最值得一提的是,战时人们的典型行为,尤其在法国,并非不是“合作”就是“抵抗”,在这两个极端之外,还有一系列无穷尽的妥协和否认,它们关系到人的生存;这是一块“灰色地带”,在其中,人的自保之心取代了道德困境和道德责任,为了能活下去,人放弃了道德,选择对悲惨的事实视而不见。

在本质上,加缪的作品是为阿伦特“平庸的邪恶”论奏响了先声,这一说法现在已广为人知,但加缪本人作为道德家,却十分明智地没有使用这样一个术语。在极端的处境下,很难简单地、妥当地区分善与恶,有罪与无辜。人在各种复杂交织的动机的驱使下可能行正确之事,同时也很容易出于最良好的动机——或根本没有动机——而犯下大过,铸成罪错。我们并不能由此推导说,人类招致的瘟疫实属“天灾”,是无可避免的。但要为瘟疫寻找祸因、派定责任,也绝不是小事一桩。政治标签和政治情绪简化处理人的行为及其动机,使我们的理解变得生硬而党性十足。更有甚者,这些东西还会火上浇油,使它们言之凿凿地诊治的病症愈发严重。

即使持这种观点,阿尔贝•加缪也无法在战后巴黎过度政治化的文化环境中感到舒服些,也无法让他亲近那些仅仅把政治标签和政治热情用于思想交锋的人——这些人的数量占了压倒性优势。在加缪一度深深卷入的那些论争和分歧之中,有三个例子有助于诠释他的独特状态,表现他从投入到遁出,从怀着一种简单的(也是很流行的)信念到煎熬不适、进退维谷的个性化转变——这些转变随即导致他满腔的公共热情一扫而空。

加缪是在1944年8月,作为法国抵抗运动中作为新一代人的发言人,他踌躇满志,深信解放将给国家带来伟大变革——“这一可怕的新生也是一场大革命的诞生。”法国没有受太重的战争之害,端赖抵抗运动巨大的流血牺牲,但是,抵抗也使国家退回到昔日的劣习之中。人们呼唤一些革命性、全新的事物。巴黎解放后三天,加缪在《战斗报》上提醒读者,一场起义意味着一个“武装的国家”,而“人民”是那个拒绝下跪的国家里的一部分。

这种抒情口吻在他于1943、1944年出版的《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中达到顶峰,有助于解释加缪在当时的影响。它把一种对法国及其可能走向的传统的浪漫主义观点与加缪自己的浩然正气结合在一起,巴黎解放时他年方31岁,这一身正气让他深得人心。而实际上,加缪所说的“革命”的涵义远不如这个词在常规引用时那么清晰。在1944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他给革命下的定义是“激于自发冲动而成的集体行为”,似乎有意把崇高的道德目标和在法国人之间缔结一份新社会“契约”结合起来。不管怎样,是加缪的道德威信,而不是他的政治方案,给他引来了趋之若鹜的听众。

在那几个月全民复仇的气候里,国家上下纷纷攘攘地讨论哪些人的战时通敌和犯罪行为应受惩处,应受多重的惩处,此时加缪的影响力主要用于支持对维希政权首脑及其爪牙立即施以严惩。1944年10月,他撰写了一篇毫无妥协味道的重头社论,其中的病理学比喻很有启发意义。“法国,”他说,“她内部携有一个异体,一小部分过去毒害过她的人,今天仍在继续为害。这是些叛徒和无良分子。这就提出了一个事关正义的问题,既然他们也是国家的肌体的一部分,既然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消灭他们。”西蒙娜•德•波伏瓦或者共产党媒体的那些一心想擒贼擒王的人,无法要求他写得更好了。

然而,几个星期后,加缪已经开始对全国作家委员会及其他进步团体鼓吹的简易审判和处刑提出质疑了,他怀疑这种审判有欠谨慎,甚至不公正——在共产党新闻工作者皮埃尔•埃尔韦(Pierre Hervé)斥责他不该同情那些受刑变节的抵抗者的时候,他的倒退就呈现出明显的迹象。尤其令作家加缪大惑不解的是:胜利者阵营里的知识分子们竟如此草率地就把知识分子中的合作者列为特别严惩的对象。因此,在他义正辞严地建议把罪人们从政治体中切除并加以“消灭”的三个月后,我们在那场冲着戴高乐去的,要求宽恕罗贝尔•布拉西亚克的未遂的联名请愿中看到了加缪的身影。

(摘自《责任的重负》[美]托尼·朱特/章乐天/中信出版社/2014年)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阿尔贝·加缪 政治抉择 道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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