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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一个人的鲁迅 | 一日一书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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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鲁迅”系列

林贤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

林贤治以其独特的视角、激越且富于诗意的笔触,复原了一个丰富、完整的鲁迅,在无限追溯鲁迅的思想和情感变化的文字脉络中,支撑着林贤治深刻而强烈的个人体验与共鸣,他将鲁迅融入自己的生命境遇,带领读者潜入鲁迅的思想命题之中,在“阅读鲁迅”的过程中获取精神、勇气和力量。

林贤治,诗人、学者、鲁迅研究专家。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午夜的幽光》,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并主编《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曼陀罗译丛》等丛书、丛刊多种。在他的写作中,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最有影响。

『铁屋子里的呐喊』

改革的潮流不可阻挡。

袁世凯称帝不久,就在一片声讨声中一命呜呼了。以袁世凯为首的权力核心迅速解体,一度达于极度恐怖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起来,正统的意识形态也因为失去权力的支持而失去固有的强制性力量。在权力集团经过多次的分化与重组,建立起北洋军阀政府时,已经形成了另一个权力中心——新型的知识者组成的集群,并开始向它挑战了。

这个新的知识权力中心主要由一份期刊和一所大学构成。期刊是《新青年》,大学是北京大学,它们都是在1917年前后经过改组,分别由激进主义者陈独秀和自由主义者蔡元培所领导,其中最活跃的人物,无一不是为西方的观念和变革的热情所支配。《新青年》高张“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帜,提倡自由、人权、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政治和传统文化,发动“文学革命”即白话文运动以推进思想启蒙。除了陈独秀、胡适两位旗手式人物以外,代表性的人物还有钱玄同、李大钊、刘半农,以及新近来京的周作人等。这批人物大抵在北京大学或别的高校任教,他们播下的思想火种,最先在青年学生中间引起燃烧,然后向社会蔓延。1919年5月4日,由北京大学为首的高校学生发起的著名的五四运动,以反帝救亡为特征,把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但从此,随着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展开,思想运动开始渐渐衰退。而文学,也就不再担当领唱的角色,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鲁迅的反应相当迟缓。社会运动的浪潮在周围咆哮,他仿佛无所察觉似的,依然平静地度他的小官吏的生涯,“麻痹”和“装死”。终于有一天,一位老朋友到访,给他的精神生活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位朋友就是《新青年》的编委之一,新文化运动中的悍将钱玄同,在《〈呐喊〉自序》中记作金心异的。自序这样写道: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狂人日记》的主题是吃人。他告诉许寿裳说,中国是“食人民族”,并认为这是关系甚大的一种发现。

小说借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一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现实世界上,已经找不到不吃人的地方,一方面吃人,一方面被人吃,这样形成一个吃人的大罗网。可是,没有人认识到,更没有人想到改悔,“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可怕的是,知道自己吃而且感到惭愧的,居然是一个“迫害狂”!

关于吃人,如果说《狂人日记》写的是抽象的吃,《孔乙己》、《明天》、《白光》、《药》、《阿Q正传》等写的便是具体的吃。孔乙己和陈士成是辗转于科举制度下的两个畸形的旧式知识分子,一个死于众人的麻木和凉薄,一个死于个人的屈辱和自卑,但都是一样死于穷困。单四嫂子的儿子,与其说被病魔吃掉,毋宁说被一个无爱的人间所吃。革命者夏瑜死后,他的血被做成人血馒头。正如《即小见大》的一篇短文所说的,“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阿Q是死于枪毙的,这个流浪汉,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死法,而看客却嫌枪毙不如砍头的好看。《狂人日记》、《白光》用的是表现主义,意识流的方法,《孔乙己》是典型的契诃夫式写法,《明天》相当散文化,可以说是一支幽怨的弦乐,《药》是写实和象征并用的,结尾上坟的一段是一幕哑剧,刻画如同版画一般明细,却极有意味。至于《阿Q正传》,它的结构的丰富性,简直无从概括,既有忠实的历史画面,又有精到的心理分析;既是讽刺喜剧,又是彻头彻尾的悲剧。神话《补天》也是写吃,伟大的女娲死后,禁军就在她的肚皮上扎寨,自称是唯一的嫡派。小品《兔和猫》和《鸭的喜剧》写的仍然是吃,“一味收拾幼者弱者”。总之,这些小说所写的都是可敬畏的生命的遭遇,我们所在的世界,充满了血腥、死亡、恐怖和阴影。

《社戏》的色调在鲁迅的小说中,几乎是独有的明丽。大约这正如一位日本论者所说,因为他写到了月光与少年。“我想月光是东洋文学在世界上传统的光,少年是鲁迅本国里的将来的唯一希望。”佐藤春夫写道,“假若说月光是鲁迅的传统的爱,那末少年便是对于将来的希望与爱。”然而,在另一个写及农村的短篇《故乡》里,这种和谐的诗意消失了。少年的闰土变做了“木偶人”,在他的头顶,不再有金黄的圆月的朗照。在这里,爱变做了“厚障壁”,希望也变得十分茫远,正如小说的结尾所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散漫在中国大地上的贫困愚昧的农民,以及凝聚这一切——他们的悲苦与反抗,过去与未来的一场刚刚逝去的革命,占据了鲁迅的记忆。至少,与辛亥革命及其后政治生活相关的小说便有多篇,其中最著名的是《阿Q正传》。革命,在阿Q那里就是造反,从一无所有到占有一切,从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到吴妈之类,未庄人都是他的俘虏。实际上,革命党进城以后并没有什么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革命都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革命。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有名的。精神胜利,首次意味着否认事实,掩盖缺陷,譬如头上长着癞疮疤,便讳说“癞”,后来连“光”也讳,“亮”也讳,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甚至连“灯”、“烛”都讳了。又如被人打败了,便说是“儿子打老子”,采取不承认主义。由于以一种自我欺骗的态度对待实存,因此不可能深入问题的本质,只能永远停留在表层,生活在大量假象中间,而以一种喜剧的态度上演悲剧。阿Q在枪毙前画押的一节写道: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懵懵懂懂地活着,懵懵懂懂地死掉。革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根本不可能进入他的血肉。阿Q既不能进入自身,也不可能进入社群;既不了解自己作为无权者的权利,没有自觉的政治诉求,更不可能联合众多的无权者去争取这种权利。可以说,中国没有本来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也没有真正的集体主义。所谓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众多孤立的阿Q的集合物,是只有专制政治的强制力而没有凝聚力的。阿Q以精神胜利而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因而将永远无法改变这现实。阿Q的形象是写实的,又是寓言的,其荒诞的存在只有某种虚幻性,形而上学性,大大扩展了作品的阅读空间。这是鲁迅所描画的中国的肖像画。他说过,他写《阿Q正传》,乃意在描画中国的寂寞的魂灵。

1923年,这些小说由北京新潮社结集出版。在自序中,鲁迅说明了取名《呐喊》的缘由:“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表明,由于那个“精神界战士”的未曾消泯的旧梦的召唤,他已经从黑暗和绝望的套结中挣脱出来了,但是,身上显然保留着深夜的凉意。

摘自《一个人的爱与死》

2015年3月11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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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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