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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在不负责任的年代,他们甘愿与自己人较劲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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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美]托尼·朱特 著;章乐天 译

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

凤凰网读书频道独家授权选载内容,如无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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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知识分子为题,是因为他们对法国深有影响,也是因为政治参与兴起之后,道德义务最容易与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而他们本人也强调选择——以及那些被称为“选择”的决定——的伦理维度。不过,以政治责任感的名义效忠于一个团体或政治对象,久而久之伤害乃至完全破坏了每一种特殊的道德责任感,放弃个人判断和主观能动性,并非知识分子独有的弊病。同样的危险也横陈于其他人面前:政治家、公务员、士兵、教师、学生,在那段岁月里都难幸免。

然而,我所考察的这整个时期盛行一种特别知识分子化的不负责任,它在战后的数十年间达到了顶峰。它与知识分子的公共抉择或由此陷入的道德混乱无关,却与“知识分子”这一行本身,与学者、作家、小说家、新闻记者等等选择思考并尽力去理解的东西有关。这就要回到我之前谈到的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习性:他们习惯用最传统的方式反思并回应身边的政治文化纷争,而不是尽力把全民的注意力引向其他方向,引向更有希望的轨道上。

因为各种原因,始终少有人关注法国在头三分之二个世纪里遇到的问题,我已经试图指出一些缘由。但是,这些问题并非先天就难以分辨;任何一份普通的法国晚近史记录都能显示,它的这些病症是明摆着的。

国际政策、军事政策、经济政策动辄悬而难决或不堪所用,并屡屡遭到攻击和损毁。先天而来的困境扭曲了公共生活。教义上的分歧对立完全控制了人们的分析性观察,意识形态战争取代了对国内现实问题的关心,使得一方面一切都被政治化,另一方面又鲜有人严肃地关心政治问题。

最致命的舛误是,人们企图研究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而不再持久关注经济、社会停滞所付出的代价,不再关心应如何给政治行为设限;作家和辩士们神魂颠倒地陷于这一谬误之中,一直持续到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总统的前夜。

为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要到这么晚才注意起这些问题来?当然,一定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的前50年里,公共知识分子主要都是文人——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哲学家,他们热衷于公共论争,却往往不太知道自己在讨论什么。

但到了50年代,文学知识分子逐渐被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所取代,而公共讨论的质量却没有任何明显的上升。随着各学术领域的专家们地位日渐突出,他们本可以提供各种专业知识,人们却依然怀有这样的期许,即知识分子应能就任何话题发言。更有甚者,他们继续投身于一种被政治化、阵营化的文化,支持一方或另一方,这意味着,不管他们所倾力分析的客观现实多么无涉感情色彩,他们的公共言论也一定是辩斗性的,在其中,政治或意识形态立场第一,专业知识技能则屈居其下。

不管怎么说,学术界本身远非世外桃源,免不了要卷入论战、教义结盟与斗争,因此,最突出的从而也最有影响的学术界代表人物,并不一定是本学科功力最深湛的从业者,最好的证明便是1968年前后的畸形状况:当时,某些参与关于教育、媒体以及国家现状的论战的名人,是借助“大众化”来夺人眼球、产生影响的,他们迎合了已政治化的大学内部的流行风尚。

…………

情况在7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改变。一度刺激并掌控了知识界注意力的话题似乎不再分量十足,或者已在改变了的政治气候中削弱——在这种气候中,随着60年代末激进分子幻梦的破灭,人们对暴力和恐怖的容忍度明显降低了。当然,此后有好一阵子,知识分子们通过电视和电台广播大量探讨人们的各种罪错,反省他们曾顶礼膜拜的观念;不过,在此前20年间,法国更有关怀的思想者们已经带着艰难的选择,严肃地介入到他们当下所处的国家和世界之中。

***

这本书写的是三个法国人,他们的生活和著述都与这三个不负责任的时代格格不入。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要是知道自己被与另两人归成一组,他们会大吃一惊的。不过,他们在某些特点上是共通的。这三人毕生都在法国扮演重要角色,但与同时代人有点儿格格不入。他们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对手和时人的厌恶、怀疑、蔑视或嫉恨之下;只是到了漫长生命的落幕时分,莱昂·布鲁姆和雷蒙·阿隆才因截然不同的缘由,得以在几乎遍布全世界的崇拜、尊敬和(在某些地方的)奉承之中获得慰藉。而在35岁时就领教过以上所有三种不负责任的加缪,12年之后在备受怀疑和毁谤之中撒手人寰;他的名誉要再过30年才能恢复。

三个人都是文化上的“局内人”,但是他们的观点和论调经常跟他们所处的时间地点不甚契合。他们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也是“局外人”。布鲁姆和阿隆是犹太人。两人都不觉得有什么理由否定这一点,也都没把这看得有多重;只是随着个人生涯的发展,阿隆对他的犹太人身份有了更多的自觉并受其所困;但是,犹太人身份对他们的很多敌人而言可不是无足轻重的,尤其在布鲁姆这里,由于他主动挑起抵抗现代法国反犹主义的重担,若想要理解这种被严重忽视的民族政治情绪,不能不聚焦他的个人事业历程。加缪于战争初期来到法国,在巴黎左翼知识分子圈子里找到了自我,然而他的阿尔及尔出身又使得他在不止一个意义上成为局外人。他还缺少一张官方开具的教育文凭——这是法国知识界领袖级人物的标志,尽管他也曾短暂地担任过知识界的英雄和代言人。

尽管彼此不同、各有个性——我在下文中也会进一步讨论——但这三个人都在现代法国公共生活的腹地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布鲁姆不仅仅是19世纪末巴黎文学秀场的一员,一个年仅26岁的生气勃勃的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他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社会民主党当仁不让的领袖,1936年、1938年两届人民阵线政府的总理,是维希政府最重要的政敌,曾被送上法庭、被判入狱和流放,他在战后当过总理,直到1950年去世,他都是法国最德高望重的政治家。

雷蒙·阿隆20年代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时候就它让同龄知识分子们相形见绌(萨特是其中之一),成为他那一代最有前途的年轻法国哲学家,直至与“自由法国”避居伦敦共度战乱时才中断了专业研究。战后,他重新开始了学术生涯,终获选进入法兰西学院,同时广泛著书立说,给《费加罗报》和《快报》写下不计其数的每日和每周评论。他于1983年以78岁高龄去世时——其时他的思想回忆录刚刚出版——可能是全法国最著名的作家、随笔家、社会学家、政治评论家和社会理论家。

尽管出身于不起眼的殖民地,外省的教育背景也毫不吃香,阿尔贝·加缪却靠着两部小说(《局外人》和《鼠疫》)、一部哲学随笔(《西绪弗斯神话》)以及在战后新兴媒体《战斗报》上写的社论从穷乡僻壤脱颖而出,一跃成为战后巴黎几乎无可匹敌的政坛名人。他被普遍认为是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同僚、战友和齐名者——他尽力用个人魅力和道德威望去弥补智能上的不足——在抵抗运动中,他并非仅担虚职,而是实实在在地战斗过。尽管和萨特主义者分道扬镳,并因共产主义和阿尔及利亚问题而从左翼知识分子阵营中日益孤立出去,加缪的国际地位却扶摇直上,直至荣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后的一起车祸,给他相对短暂的人生(他生于1913年)注入了偶像意味,即使法国人过了很久才重新发现了他,他今天仍被法国上下普遍尊崇为一大民族精英——和他生前在别处长期受到的追捧一致。

不过,在以下的篇幅中,我论述的重心落在布鲁姆、阿隆和加缪与彼时法国之间矛盾重重、麻烦不断的关系上。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这三人的道德(有时还有身体)勇气有一共同点,即他们都甘愿与自己人较劲,却不与政敌或思想之敌战争。所有人都与敌人为敌,这才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们孤立无援,他们的影响(至少在平生大多数时间里)减弱了,他们在国内的声望很少能与在国外友人和拥趸中的声望相比。他们毕其一生,经常感受到这个国家所要求的政治与思想相一致的压力,却甘愿在政界、公众、左翼同僚或知识分子同侪中充当不受欢迎的人,这是一种稀罕而耐人寻味的个性。仅此,他们的事迹就值得一书。

但是,对这三个人表示一定关注还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从法兰西历史的视角看更有说服力:他们所反对的特殊对象,他们希图扭转或至少挑战的那种趋势,正是我所说的“不负责任”,即在公共生活的各种领域里,忽视或摈弃知识、道德或政治上的责任的倾向。

但这里有个悖论,批评者和敌人会抢先注意到:近乎虔诚地追求社会主义,坚持把某一政党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导致政治分化和两次大战之间法国的不稳定的,不正是莱昂·布鲁姆吗?拒绝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团乱麻里站队而自我缄口,从而躲避战后法国最具分裂性、伤害道德最深的一次危机的,不正是阿尔贝·加缪吗?还有,那个像苦行僧一样发愿高高挂起,不参与公共事务,顶多也就是平和地谈两句国是,从而带着冷冰冰的现实主义,一辈子都不曾像法国人那样做出艰难抉择、直接投身政治的人,不正是雷蒙·阿隆吗?

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的,对阿隆的这种指责有欠公允,尽管那个时代的人普遍认为只有“介入”才算是担负“责任”。加缪拒绝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无疑他也同时反对法国的殖民行径)着实令他痛不欲生,还失掉了许多朋友和崇拜者,但是,在陷入阿尔及利亚困境之前,他已有十年时间逆潮流而动,公开反对知识界通行的观点——关于战后的肃奸运动、关于死刑、关于“革命”概念以及关于共产主义实践的观点。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沉默同样是源于对道德义务——包括在没话可说的时候保持沉默的义务——的本能自觉,他此前的言论和介入活动也是受这种自觉的驱使。这样做很不讨好,也容易招致误解,但他无能为力;因为(与阿隆形成对照)加缪所理解的“责任”就要求摈弃那种考虑问题的方式。

布鲁姆的情况更为复杂。他为缓解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政治危机做出的贡献无可争议;但是,正是因为在当时冥顽不灵的社会党内深孚众望,他理应更了解这个党所有最恶劣的政治不负责任和政治冷漠倾向,而不是去鼓励它们。由于社会党到1936年成了法国最大的政治组织,布鲁姆没能把它带出宗派主义旧习,将它领上一条并非基于教条的政治联盟和纲领之路,因此,对社会党人早先所犯错误导致的最终结果,布鲁姆也得负一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困难在于,布鲁姆在人民阵线及其后来的垮台中所起的作用,会误导我们低估他对公共生活做出的更大贡献。不管怎么说,他是法国唯一一位杰出的社会党人,能够面对30年代晚期的国际局势,公开拒斥和平主义、集体裁军及绥靖政策。他从一开始就是反对贝当的少数法国社会党人之一,后来,在70岁的时候,他还利用身陷囹圄的机会重新思考他长期秉持的那些社会主义信念的本质,同时并没有抛弃他的道德前提和社会批判意识——当初他正是怀着这两者接受那些信念的。

长期密切注视宪法和政府改革,在1945年以后致力于更新法国左派,根据现代的、理性的原则对其进行重建——布鲁姆在这些方面实在太突出了,而他在这些方面的失败,与他在1936年当总理时暴露出的很多明显的缺点相比更能反映他的人格,因为这恰好表现了他在反对精神和制度的积习方面投入了多少反思和工作——这类积习不单他自己以前有,更深埋在整个政治传统之中。我想指出的是,布鲁姆确实犯下了许多错误,然而他强就强在能够把它们看作错误,他虚心承认之,并积极地公开重建自己的政治遗产,这样做有时要冒巨大的个人风险,且总得为此丧失本可坐拥的声望民心。在他那一代政治家和当政者中,怀有这样责任感的人实属凤毛麟角,也可说明很多人何以对他如此反感,乃至切齿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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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托尼·朱特 知识分子 政治 道德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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