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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写小说?(创作谈)| 《文学青年》弋舟专号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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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读书频道“文学青年”第14期:弋舟专号


 我们为什么写小说

文/弋舟

这个问题被人问得太多了,仿佛"写小说"的确算是一件格外需要理由的事情。尤其我本来还是个画画的。我想被人这么质问,多少有些被指责为不务正业的意思。可我只画画的时候,也被人质问过:为什么画画呢?是啊,为什么呢?谁会问你"为什么吃饭"呢?而且,所谓"正业",究竟是哪个行当,这委实让人不好说。反正我没听谁问过某位官员,您为什么当官呢?如果当官是"正业",那么我画画、写小说的理由便是,我没有务正业的能力,如果问我从另一个不务正业为什么弄到这一个不务正业,我除了只好承认我太爱不务正业,还得定定神,郑重地回答:嗯,那的确是因为,我觉得画画,已经不足以满足我想要的表达。

这个比较郑重的理由,听起来几近陈词滥调,几乎等于又一个语焉不详,但的确是我最初写作时比较清晰的一个理由。为了满足表达?--什么样的表达需要满足呢?问题总是接踵而至,我想如此诘问下去,是难以问到某个根源性的起点的,那个一劳永逸的巨大问题,必定听起来与我们诸多的小问题毫无瓜葛,你硬要以彼来回答此,注定遭人耻笑。

实际上我是真的很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就像被人问道"为什么活着"一样,越是这种牵涉到本质性价值的问题,越是让人不知所云。此类问题一则根源太宏大,二则面目太虚无。所以干脆含糊其辞地应付过去。没有理由好像也不妨碍我们继续"活着",无凭无据同样似乎也不妨碍我们"写小说"。但是活着活着,写来写去,难免有时候会突然有所怀疑--这个,究竟为什么呢?我们这样急切地、戏剧性地、徒劳无益地空忙活,为什么呢?这就是跟自己算账了,运算一番,答案当然往往还是含糊其辞的。如果非要有个答案,那么它们只能是约等于--宏大和虚无。答案原来就是问题本身。那么,我基本上就可以这样来回答了:我活着,抑或写小说,是因为这些项目宏大而虚无。

因此,我从一千九百七十二年开始活着,从两千年开始写小说。

我把开始活和开始写并列起来说,不是想藉着"活"来夸大"写"。谁都知道,我们的"活"实在并无多少荣耀可言。如果硬要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一个关系,我更愿意让"写"来低估"活"。不错,公式似乎又推进了一步,勉为其难地归纳一下,便是:我们的写作,是为了将生命的姿势降低。

我从小生活在校园里,周围最不缺少的就是书。读书成为一件家常便饭的事情,导致出的结果之一,居然是会令人酝酿出势不可挡的表达欲,而且,这种表达的热情,还是建立在一个仰视的角度上--喏,那么多的厉害角色,你都见识过了,还有何傲慢可言?这样看来,读书破万卷算是件有风险的事情,稍不留神,便会让人变得渴望喋喋不休,同时又局促胆怯。但恰恰是这种混合着热烈与阴郁的情绪,成为了我最初动笔时的迷人之处。是的,我愿意,我愿意满怀着羞涩地诉说,在这个过程中,享受到的,不啻于是有一次爱情。于是,怀春般的,我有了第一批严格意义上的创作。

对于我,这些小说犹如情人。

如果此言不虚,我是要承认了,我写小说的态度,原来真的时而会偏离了初衷,就仿佛恋爱一场,总不免在某个阶段脱离最初的那份纯粹,三心二意,始乱终弃。当写作之门敞开的时候,遥望一番,居然除了宁静,还有喧嚣,那个大名鼎鼎的"自缢",居然在这个门里更容易做王掌权。真是糟糕透了,如果我们本来是为了柔软,却越来越刚硬,那算是怎么一回事呢,好比本来是在涂红,结果却在画绿,简直是南辕北辙地瞎搞。瞎搞就有瞎搞的后果,那就是,一则我们搞不定那个大名鼎鼎的家伙,二则还承担了与挚爱离散的危机。为此,我大约写了一半的报废小说,虽然它们都见诸于刊物,但上帝知道,它们有多恶劣。

这便是回答此类问题的益处,稍加细究,便会发现自己的漏洞。但是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总是这样背道而驰着,偶尔回过神儿,才来个急停,回到最初应许的道路上去。

我的小说就是在这种纠正与偏离之间写下的。跑偏了的时候,就写得难看,回了正路,就稍微好看一些。当然,孰正孰偏,好看与否,这完全是一个很私人化的、很有偏见的洞识,各人有各人的方向,在我们视为歧路的,在他人可能倒是坦途。所以,十年来,我写了百余万字,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不断掉头的过程,不觉得矫揉造作的话,你可以把我的姿势看成是一个回望的姿势。

某一天,《山花》的前主编何锐先生打电话来说稿子的事情,最后说到了"先锋",他似乎觉得我差强人意还有些"先锋"的可塑性。我基本上愿意自己是个"先锋",七十年代的这批作家,谁会真正抵触"先锋"呢?回想一下,我那一部分自认跑在正路上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我总是喜欢在篇首引用一些前辈的句子。当然这种引用也事关好恶,同样是一个很私人化的、很有偏见的洞识。在我,这些句子能够非常有效地使我找到写小说时需要的那种"根本性焦虑"。我都引用了谁呢?粗略想一下,他们有:策兰,里尔克,纳博科夫,托斯陀耶夫斯基,冯内古特,等等,最远的和最亲的,引到了庾信和李商隐。这些前辈怎么个作派不论,一致的是,对于我们,他们都是死人,讲究些的说法,是传统。那么,如果我还有一些"先锋"的影子,是不是就可以这样说:先锋实际上就是一种回望的姿势。

在《文学报》做的访谈中,我自喻要写"有教养的小说"。这当然首先是缺什么补什么,我首先当然是痛感自己教养之不足,但同时,这也的确是个立场。我所谓的"教养",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指那些死人,那些前辈,那些传统。在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把回头路当作正途,自然少有买账的。所以,我在另一个访谈中酸溜溜地坦言,我不是能写出畅销书的作家。万人迷绝对是种能力,那也是有如神助的事情,我们同样要给与赞美。但是如果你认可自己只是神的被造之物,就应当降服在神所为你预备的道路。况且,有一个常识:文学怎么会是日新月异的呢?基于此,我总是向自己内心那个最初的写作动机祈求,求她实验我,查看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

--我们为什么写小说?

我在这里使用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很有规模的词,无外乎是在给自己壮胆,给自己取暖,好像真的总是有这么一群人,至少是一伙人,这些跑在一条道上的家伙,不合时宜地,排列在这个短句中--继续跑。

感谢主,这个地球上的路径还真是多,不至于让我们四处碰壁。总有一条道路是为我们敞开的,敦促我们成为一个忠贞不渝的人。在写作之路上,我的经验是,确有这样一些杰出的刊物为我们而预备。那么,我又要引用一个前辈的文字了(这个人倒还没死,不过应该也差不多了),J.D.塞林格--就像《纽约客》始终为他敞开一样,我们也自有自己的承荫蒙泽之处。J.D.塞林格,这个老嬉皮,在《弗兰妮与祖伊》的卷首献词中这样写道:

一岁的马修·塞林格曾经鼓动一起午饭的小朋友吃他给的一颗冻青豆;我则尽力秉承马修的这种精神,鼓动我的编辑、我的导师、我最亲密的朋友(老天保佑他)威廉·肖恩收下这本不起眼的小书。肖恩是《纽约客》的守护神,是酷爱放手一搏的冒险家,是低产作家的庇护者,是支持文风夸张到无可救药的辩护手,也是生来就是艺术家的大编辑中谦虚得最没道理的一个。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为"守护神、冒险家、庇护者、辩护手、最没道理谦虚的艺术家",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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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玲]

标签:弋舟 小说 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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