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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抗日杀奸团经历:曾近身刺杀川岛芳子、周作人|凤凰副刊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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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抗团,那有什么不敢?

文/叶于良

叶于良,1922年出生,15岁开始从学校的军事课程中了解枪是什么东西,萌生抗日救国念头。1938年暑假,从天津到北平考取辅仁大学。1939年夏天,加入北平抗日杀奸团,不久被编入行动组,多次参与和实施对汉奸的制裁,刺杀对象包括川岛芳子、周作人、吴菊痴、陈辋子,甚至日军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骏。1940年被捕,1945年9月3日重获自由,后在故宫太和殿参加北平日军受降仪式。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抗团成员家境殷实,出身名门望族。有些团员的家人或亲戚甚至在伪政府中担任要职。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孙女郑昆仑,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的外甥冯运修、达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等都是抗团成员。


16岁时的叶于良

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我正在南京过暑假,因为没法回家,在福州寄读了半年。那时全国已掀起抗日救国的热潮,学校普遍有军事课程,我第一次了解枪是个什么东西。

当时回北平,先得从香港坐船到天津,1937年7月底天津就被占领,日本兵在码头上巡逻都拿着枪。买了票上车,人多都在挤,突然就有个鬼子踹了我一脚,我当时心里就不痛快,你凭什么这么横,很想拽住他理论,但旁边人把我拦住了,说现在是日本人的统治区,他们随便杀人,咱们惹不起,忍忍吧。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都怀着抗日救国的思想,等回到家,我们家人也痛恨日本鬼子,但不能说也不能有行动,不然就会被特务或者宪兵队抓走。

正当我考虑去内地上大学的时候,有个亲戚问我敢不敢加入抗日杀奸团。最早在天津的抗团被破获之后,一些中学生又来北平招兵买马成立抗团,如果被逮到肯定枪毙,所以他很明确地告诉这事可是要命的,让我好好考虑。我说那有什么不敢参加,别看小日本现在这么猖狂,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939年夏天,北平抗团的负责人李振英约我到中山公园,算是举办入团仪式。其实非常简单,宣誓书就一张纸,写着“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念完得立即烧掉,还要保证保守秘密,如果违反就自愿接受严厉惩处。我们的成员不都是穷苦学生,很多家世不错。

起初半年一边学习一边实践,我的任务主要是搞侦查,需要经常去汉奸家周围转悠,打听他的上下班时间和家里情况。借着两个同学家里跟汉奸有些关联,我说咱们去你家玩玩呗,就趁机摸底。之后被编入行动组,才真正开始制裁汉奸。

川岛芳子过生日那天,我们准备实施暗杀。我记得很清楚,那天言菊朋父女同台演出,她包下了戏院二楼,但一楼还正常对公众开放。我们买票混了进去,可戏都开锣了好一会也没见她来。后来突然一阵闹闹哄哄,川岛芳子穿着长袍马褂,戴墨镜,被人们前呼后拥地上楼坐在正中前排,我们一扭头就能看到。我们在等机会,结果还没散戏,也就不到半个小时吧,她突然起身走了。我一听哗啦哗啦人走的声音就赶快追下去,但追下去已经晚了,她已经上了汽车跑了,刺杀行动没搞成。

另一次是1940年7月7日,日伪组织举办“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新民报》的社长兼总编吴菊痴和副总编陈辋子在台上不仅辱骂抗日军民,还喊“皇军万岁”。当时我们行动组的冯运修气得不行,说直接掏枪打死他们算了。我劝他沉住气,现在打了跑不了,到处都是汉奸、特务,得等他们出来,到僻静的地方再动手。散会之后,他们坐上黄包车去同和轩赴饭局,我们就骑自行车尾随,一直走到西华门外大街一带时正赶上一个出殡的队伍,吹吹打打声音很大。冯运修就趁这个机会跑上去冲着吴菊痴的太阳穴打了两枪,吴当场毙命。但为了不暴露,李振英让我撤,别再继续打陈辋子了,所以他逃过一劫。

我们行动组还刺杀过周作人,以学生请教的名义敲门进去,可惜他命大,两枪都打在纽扣上没中要害。甚至为刺杀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骏,我还在家里藏了四颗手榴弹作准备,不过最后也没用上。我亲手干掉过的有当时建设总署的署长,是在别人冲背后开枪没打中之后我上前冲心脏补了汉奸两下。我们刺杀一般都是要求近身开枪,基本在两三米内,有时更近,位置首选太阳穴。所以汉奸知道有这么一群人专杀他们,其实是很害怕的。日伪特务在报纸上干脆称抗团为“匪徒”,很自然也就盯上我们了。

他们首先截获了一份抗团成员名单。1940年8月,日本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牵头,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开始大逮捕,冯运修首当其冲。当时他也很机警,半夜听到敲门没开,先把东西卷好藏起来。后来他父亲被抓住,特务让冯大爷走在前面为自己挡枪子儿,但还是被打中了腮帮子,于是所有特务跟冯运修枪战,他寡不敌众牺牲了,我们全团也被破获,7日被送去了宪兵队。

被抓之后,我们先在军法处看守所被关了一个多月,审判的罪名是“军律违反”,但没当场判决。汉奸大讲“中日亲善”,说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不明事理上当了,又过了半个月左右才宣判终身监禁,但我坚信这个牢肯定坐不了一辈子。

当时的监狱有两个,东边一个全由日本人负责,西边一个主要关中国的政治犯,中国人看管,日本人监督,我们是在西边那个。里面伙食虽然可以吃饱,但逐渐从窝头变成豆渣、麦麸子和土豆,数量也越来越少。

1942年,有一个日本翻译官曾找我谈话,他是中国通,知道咱们“忠孝不能两全”的古话,说我为抗日成了不孝子,还不如承认日军侵略。我跟他辩论,坚持说爱国没错,更不后悔抗日。当时看管我们的中国人还替我捏汗,说:“你当着他还这么讲,是不要命了吗!”那我也不怕,心想你要枪毙就枪毙吧,结果倒也没拿我怎么样。大概过了一两年,这个翻译官又来了一次,见到我还很兴奋地和我握手,说我气色比上回好一些。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天皇宣布投降之前,我们在8月10日就听到风声说日本要战败了。真到15日那天,监狱可以说整个炸锅了,连看守所长也大声欢呼,但我骂他“你个汉奸跟着高兴啥”,他怕被打,锁起大门跑了。我们想往外冲,但日军还架着机关枪在外面看守,一想打仗都胜利了,这时候硬拼送命不值得,所以再忍忍,最后到9月3日才正式放出去,重获自由。

后来有一对美国军官夫妇来华,需要有人接待,我被选去帮忙。他们参观南苑的时候,日军得来保护,那时感觉跟之前一点都不一样,小日本在中国人脚底下了。等到10月10日那天,华北战区日军受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我也在现场广场上,全是人。日军代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向中国受降官孙连仲上将投降,敬礼、缴械、签字,然后空着手退出去,群众都在欢呼万岁,别提有多高兴。我们抗团的成员还拍了纪念合影,2000年我妹妹整理东西时又翻出那张老照片,感慨良多。

(摘自《亲历抗战:20位抗日老兵口述》/光炜、周进/新华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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