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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时间的玫瑰 | 一日一书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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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玫瑰

北岛/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8

北岛用“诗歌传记”的表现手法,向我们娓娓道来20世纪最为辉煌的诗歌时代——“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洛尔加、曼德尔施塔姆、里尔克、特拉克尔、策兰、帕斯捷尔纳克、特朗斯特罗默、艾基、狄兰·托马斯。这些诗人也是北岛最喜欢和热爱的。用平等、理性的眼光,雕琢20世纪的“黄金时代”。一种完全出自个人思想,又完全超越个人思想范畴,面对诗歌与历史的理性思想。

在手法上,作者把诗、诗歌和时代有力地融合在一起,同时也谈到人的文论创作,在整个过程中,北岛再现了诗人的生平、时代。“我采用的是一种复杂的文体,很难归类,依我看,这和现代诗歌的复杂性,和个人代和作品,也分析了外诗中译面对的困局和荒诞,迫使读者直视文化穿越的可能和不可能与时代、经验与形式、苦难与想象间的复杂性有关。”

  

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

我是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中头一回听说曼德尔施塔姆(Mandelstam)。这套四卷本的回忆录,几乎是我们那代人的圣经。爱伦堡是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前被放逐巴黎,他见证了若干历史事件和人物,包括二十世纪众多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

我们至今都不知道,是哪只手浑水摸鱼,在这套专为高于阅读的内部读物(即所谓黄皮书)中,选上包括《人·岁月·生活》在内的近百部世界文学的现当代重要作品的。后来赶上文化革命的混乱,最终落到我们手中。我常为我们这一代感到庆幸,若没有高压和匮乏,就不会有偷尝禁果的狂喜。如今我走进书店,为自己无动于衷而恼火。波兹曼在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一书中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没有人愿意读书。""一切公众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娱乐成为我们的文化精神。"

在高压与禁忌的年代,《人·岁月·生活》成了我们窥视世界的秘密窗口。这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由于四卷并非按顺序到手,那阅读方式特别,像交叉小径,就在这小径上我和曼德尔施塔姆不期而遇。

说到《人·岁月·生活》,让我想起赵一凡,我是从他那儿借到这套书的。在北京,他家是禁书和地下文学作品的集散地之一。我是通过我的邻居和一凡结识的,时间大约在1971年。一凡的岁数至今都是个谜,估摸长我十来岁。他自幼下肢瘫痪,嗓音尖细,脑袋硕大无比。初次见面的印象是混乱的,他似乎既羞怯又自持。那时友谊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而我们并没做任何政治试探,一下就谈到文学和书,就像对上了暗号。我把我的诗给他看。他让我把诗留下,并答应帮我找书,包括《人·岁月·生活》。

他和家人住同一大院,在后院另有自己的小屋,很僻静。一凡行动不便,还是常骑车外出。那时没有电话,每次撞锁,我就在他门口的信箱留个字条。即使一凡在家,我也并非总是幸运的。他会摊开厚实的手掌,慢吞吞告诉我,书还没到他手上,让我过几天再来。好在那时人有的是耐心。

《人·岁月·生活》是1960年在苏联出版的,那时曼德尔施塔姆尚未平反,故有的地方闪烁其辞,特别是他生命的结局,爱伦堡只提了一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38年春在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仿佛身披黑色大氅,在交叉小径上消失。

爱伦堡这样写道:"我们俩都生在1891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比我大两周。我听他读诗的时候常想,他比我聪明,比我年长得多。但是在生活里,他在我的眼中却是个任性的、心胸狭窄的、忙忙碌碌的孩子。他多么讨厌啊,我考虑了几分钟又立刻补充说:又是多么可爱啊!在他模糊的外貌下面,隐藏着善良、人道精神和灵感。

"他身材矮小,体质虚弱,长着一撮毛的头总是向后仰着。他喜欢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

"他总是坐在椅子边上,有时突然跑开,幻想一顿精美的午餐,订一些稀奇古怪的计划,滔滔不绝地说得出版商厌烦不堪,有一次他在费奥多西亚召集了一批富有的自由派人士,严厉地对他们说:在最后审判时,问到你们是否了解曼德尔施塔姆,你们就回答说:不了解。问到你们供养过他没有,如果你们回答说,供养过,你们的许多罪行就会得到宽恕。"

一凡精力过人,可几天几夜不睡觉。他识字特别多,很多字典都是由他做最后的校对。我把自己写的小说给他看,他先挑出一堆错别字,把我气得够呛,好像我的写作生涯非得始于字典不可。就在他那拉上帘子的屋角,有一台照相翻拍机,那肯定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设备,让人肃然起敬。而他更善于手抄,不仅抄诗抄小说,还抄友人书信。他这爱好让人望而生畏,那是不愿留下任何证据的时代。可我们后来办《今天》,幸亏有一凡,不少失传的诗稿都是他提供的。我一直怀疑,那套《人·岁月·生活》就是他的,但当时不便多问。这书在地下流通渠道的含金量很高,换来不少黄皮书,我跟着沾光。

"凡是第一次在出版社的会客室或咖啡馆遇见曼德尔施塔姆的人,都会觉得他面前是一个最轻浮的、甚至不会思考的人。实际上曼德尔施塔姆很会工作。他不是在桌子上写诗,而是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大街上,在草原上,在克里米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群山中写。他谈到但丁时说:'阿利吉耶里写诗时踏遍了意大利的羊肠小道,磨破了多少鞋掌、多少牛皮鞋和多少平底鞋啊。'这番话首先适用于曼德尔施塔姆。他的诗是一字字一行行写成的,他成百上千次地修改;有时一首诗起初意思很清楚,但经他一改就复杂化了,几乎让你看不懂,但有时相反地倒变得清晰了。他酝酿一首八行诗往往用几个月,一首诗的诞生也往往使他惊讶不已。"

一凡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多少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其实他的政治观点跟其公开身份是一致的。他那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像他脑袋一样庞大健全,争论起来我根本不是对手,我刚要发火,他总是眯起眼睛,宽厚地笑了。好在我们都酷爱俄国文学,从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到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从《罪与罚》到《人·岁月·生活》。

"然而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最热爱的还是俄语和俄国诗。'由于整整一系列的历史原因,希腊文化生气勃勃的力量把西方让给了拉丁文化的影响,它在不育的拜占庭稍事逗留,便一头扎进俄语的怀抱,把希腊化时代的世界观独特的奥秘和自由表现的秘密传给了俄语,因此俄语就成了发音发光的实体......"'

1974年底,我刚完成中篇小说《波动》的初稿。我带给一凡看,他劝我把手稿藏在他那儿比较安全,因为他的公开身份。我先答应了,想想不妥,第二天就取回来。约两周后,我像往常那样骑车到一凡家,刚要敲门,蓦然发现门上贴着公安局的封条。还没缓过神,就被一帮居委会老太太团团围住,盘问我跟一凡的关系及我的单位。我撒了个谎,冲出重围,骑上车仓惶逃窜。回家惊魂未定,估摸那七八万字的小说,一凡不可能一夜之间抄录在案,但那躲在屋角的翻拍机还是让人肝颤。在种种不祥之兆下,我开始转移手稿信件,跟朋友告别。

曼德尔施塔姆最初是十月革命的拥护者。爱伦堡写道:"我是在莫斯科认识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的,后来我们常在基辅索非亚大街上那个希腊咖啡馆中见面,他在那儿向我朗诵了描写革命的诗:啊,执法如山的人民,你是太阳,在沉闷的岁月冉冉升起。"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熟悉这里的每滴泪水,

每条街巷,我熟悉孩子们的血脉线路。

你回到这里,快快吞下列宁格勒沿河

街灯的鱼肝油!

快些熟悉这十二月的日子,

在这不祥的油脂中拌着黄土。

彼得堡!我还有可以听到

死者声音的地址。

我住在肮脏的楼梯间,被带着布撕下的

小铃敲打着我的太阳穴。

我彻夜不眠等待好友的来临,

门的锁链像镣铐微微抖动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菲野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了我的城,这非常熟悉的城,

熟悉到每道纹理,孩提起就在此周游。

你回到了这里,那就赶快大口地吃吧,

吞食列宁格勒河上航标灯的鱼肝油!

你就赶快地辨认十二月的一天吧,

一枚蛋黄被拌进了暗淡无光的焦油。

彼得堡!我暂时还不想死去:

你那里还有着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握有一些地址,

根据它们我能找到死者的留话。

我在一段黑色的楼梯上生活,

连根拔下的门铃打在我的太阳穴上。

我彻夜不眠地等待亲爱的客人,

门上链锁的镣铐被弄得哗哗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刘文飞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了我的城市,这像眼泪,血管,

和童年的腮腺炎一样熟悉的地方。

你到家了,那就赶快去吞一口

列宁格勒河岸鱼肝油般的灯光吧。

趁还来得及,去跟十二月的日子相认吧:

美味的蛋黄已经拌进了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想去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一些地址,我能从那儿召回死者的音容笑貌。我住在楼梯问里,嘈杂的门铃撞击我的太阳穴,撕裂了那儿的皮肉。我彻夜等待着可爱的宾客,门上的链子,就像镣铐哗啦哗啦响着。


1930.12


(杨子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

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

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

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

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

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

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

敲打我的太阳穴。

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

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北岛译)


我选出《列宁格勒》的四种中译本,足想让大家看看翻译的差异有多大。这多少有点儿像黑泽明的电影:四个译者像证人,对同一事件讲的故事完全不同。好在文本比事件可靠些,并非死无对证。这四种译本中,菲野和刘文飞是从俄文译的,杨子和我是从英文译的。为慎重起见,我参考了三种英译本,包括美国著名诗人默温(w.s.Merwin)和别人的合译本。


我一向推崇菲野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但这首《列宁格勒》却让我失望,粗糙马虎,居然丢了关键的一段,或者说把两段合并了:彼得堡!我还有可以听到/死者声音的地址。(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开篇就有很大的问题: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熟悉这里的每滴泪水,/每条街巷,我熟悉孩子们的血脉线路。(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再看看刘文飞的译本:我回到了我的城,这非常熟悉的城,/熟悉到每道纹理,孩提起就在此周游。在这里,菲野和刘文飞都犯了相似的毛病,其中三个关键细节:眼泪、静脉、腮腺炎,要不误导要不干脆抹掉了。第三段第二句:在这不祥的油脂中拌着黄土。(菲野译)一枚蛋黄被拌进了暗淡无光的焦油。(刘文飞译)菲野把沥青(或焦油)译成油脂,把蛋黄译成黄土了,而刘文飞把不祥泽成暗淡无光了。最后再看第六段:我住在肮脏的楼梯间,被带着布撕下的/小铃敲打着我的太阳穴。(菲野译)我在一段黑色的楼梯上生活,/连根拔下的门铃打在我的太阳穴上。(刘文飞译)这会让读者误解为某种直接的暴力事件,其实诗人指的是拽响的门铃,是一种虚拟状态。


至少从我这个证人的角度来看,杨译本没那么离谱,但也有些不必要的添加物,比如:美味的蛋黄已经拌进了不祥的沥青。人家没提到美味,非要加入译者的味觉。另外,第二段:你到家了,那就赶快去吞一口/列宁格勒河岸鱼肝油般的灯光吧。(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把河边路灯的鱼肝油译成鱼肝油般的灯光,把暗喻变为明喻,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总体而言,杨子译本的缺点是句式长,显得拖沓。

我知道我这一路写下去,会得罪更多的译者。我和其中大多数素昧平生,翻译又不是我本行,偶尔涉足而已。说来我是为汉语诗歌翻译的颓势而痛心,而这又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危机相关。但愿我能抛砖引玉,和更多的同行一起在中国翻译界和文学界重建一种良性的批评机制。

《列宁格勒》以强烈的乡愁开端: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这三个细节简直绝了,把个人和城市,把身体和乡愁连在一起:眼泪——人类最原始的悲哀,静脉——生命之源以及对熟悉的街道的暗示,童年的腮腺炎——往事最个人化的记忆方式。而这乡愁伴随着某种紧迫感: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吞下这个动词用得妙,和河边路灯的鱼肝油相呼应,展示了漂泊者那迫不及待的复杂心情。在这里,味觉成为乡愁更深层的记忆。正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说的:"然而,当人亡物丧,往日的一切荡然无存之时,只有气味和滋味还会长存,它们如同灵魂,虽然比较脆弱,却更有活力,更为虚幻,却更能持久,更为忠实,它们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回忆、等待和期望,在它们几乎不可触知的小滴上坚韧不拔地负载着回忆的宏伟大厦。"


这不是普通的还乡之旅,不祥之兆开始出现: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蛋黄显然是落日,在北方的十二月,太阳暗淡,升不了多高就落下;而沥青是现代都市的象征物。在前三段的层层铺垫下,音调突然骤变: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在这里,直白代替了意象。作者用呼喊把全诗推向高潮——绝望与抗争。电话号码和地址成为他和这城市最后的联系,成为我还不愿意死的理由。甚至不仅仅为了自己,也为了那些死者。我们注意到,他在这里用的是彼得堡,和题目列宁格勒相对立,显然是在用他自己童年的彼得堡,来否定官方命名的列宁格勒。


全诗是这样结尾的: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敲打我的太阳穴。/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显而易见,表现了作者的现实处境和对未来的不祥预感,可爱的客人让人想到厄运——那些命中注定的不速之客,而把门链与镣铐并置,进一步强化了可怕的结局。不幸而言中,三年半以后诗人果然锒铛入狱。


在我看来,《列宁格勒》是现代主义诗歌的经典之作,正是这首诗,使曼德尔施塔姆立于二十世纪最伟大诗人的行列。其意象奇特精确,结构完整,有一种建筑的稳定感;而音调丰富转换自如,用节奏上的停顿和微妙的辅音对俄文的歌唱性加以限制。童年往事与乡愁、都市变迁与旧址、不祥之兆,对死亡的否认和面对厄运的勇气,无论感情的爆发力与控制力都恰到好处。这首诗后被谱成歌曲,在地下流传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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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媛]

标签:北岛 诗歌 一日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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