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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义诗歌大展] 谭克修:万国城 | 凤凰诗刊


来源:明天诗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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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克修简介】诗人。1971年生于湖南隆回,1995年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系。获过《星星》《诗歌月刊》“2003·中国年度诗歌奖”“1986年--2006年中国当代十大新锐诗人” 、《十月》杂志社“2013十月诗歌奖”、撒娇诗院“民间巨匠奖”。著有诗集《三重奏》。2003年创办并主编《明天》诗刊。2013年发起“地方主义”诗歌运动,并开始《万国城》系列诗篇。现居长沙。


谭克修:没有人生活在自己的地方

 

在长沙生活不到二十年,主持或参与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项目,已不下百项。类似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国内其他同行身上。从数量上看,我们这拨人十余年间完成的项目,或是欧美设计师终其一生也难以完成的任务。我们适逢城市化加速时期,城市们忙着扩容和提质,结构性短缺的公共设施建设和空前繁荣的房地产开发,为设计师提供了庞大市场。由于业主关心的主要是速度和绩效问题,设计师需要的就是在工程进度和造价上绞尽脑汁。至于建筑的艺术表现力,反正属于各种鸡鸭对话,能唬住人就好。所以,当看到某旧城改造项目、某广场、某大厦竣工时,某欧式、美式、地中海式楼盘前人头攒动时,我常会有一阵迷失。不难判断,拥有超常规蜕变速度的城市,上演的是一出喜剧、悲剧还是闹剧。这却是国内城市普遍热演的新剧。

若从建筑艺术角度看过去,这剧情则不仅仅出现在国内城市舞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地球村每个角落的文化都在试图与“世界主流文化”接轨。建筑风格上的影响则体现得简单而直接,国际主义、北美与欧陆风刮遍全村,城市与城市的界线日益模糊。当某欧式、美式、地中海式楼盘前人头攒动时,那显然是市民在用货币对自己的生活和审美情趣投票。已经没有人在乎自己生活在哪里。或者说,人们更在乎的是,自己真能把家安在某个名为波托菲诺、托斯卡拉、黄金海岸之类的洋气地方?他们似乎热衷于“生活在别处”。显然,这已不只是在我职业领域生发的事情。兰波的诗句“生活在别处”,被米兰·昆德拉用来命名原题为《抒情时代》的小说后,已传遍地球村落。此刻,这城里的阅读者、写作者、漂泊者、彷徨者、失落者、旁观者、思想者、领导者、跟风者、立交桥下的寄居者,以及民工、厨师、服务员、司机、保姆、保安……究竟有少人“生活在别处”?或许,应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没有人生活在自己的城市。

也没有人生活在自己的乡村。我出生于湖南隆回县一个叫古同的村子。我骨子里是一个农民。这是胎记。每年春节,我会和村里的其他人一样,从四面八方回到村子过这个传统节日。春节前后十来天,也是村子一年里头最热闹的时间,是其实际人口与人口普查数据大致接近的唯一时间。在其它的350多个日子里,村里的中青年,无论男女,都去了省城长沙或其他经济发达城市。村子里只留下了老人、儿童及少数妇女。留下的极少数人,围着那棵千年银杏树,充当着村里仅存的秘密潜伏者、寂寞守护者。我每年能看到一些新的红砖房子冒出来,我也能看到,村子内部正在腐烂。新房子越盖越多,住的人越来越少,就是腐烂之一种。这种腐烂,最近已经传染给了一些城市,被称为“鬼城”。2003年我写《还乡日记》时候,我觉得内心还有温暖,2013年我再次写《还乡日记》时,内心已一片荒凉。据我所知,这样的情况,不只是发生在古同村,而是发生在国内几乎所有的村落。

 

一位生长在城里的朋友曾向我吐槽,无乡可还的人是悲催的。我突然发现,我这个有乡可还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唯一的好处或是,若我回到古同村,回到家门口那棵千年银杏树下,回到满头花白的老妈面前,我就会看不见自己的成长。当我返回长沙,立马会发现自己已届中年。每每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会有些尴尬。我开始对自己的身体和里面晃荡着的那个有些消沉的灵魂,有了陌生感。这算是某种抗拒?但显然是无效的。无需再过多少年,我将变成别人眼中的老头。或许,人真是突然长大的,不是慢慢长大的。我开始察觉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熟悉的面孔不是越来越多,而是相反。是的,他们迟早都会离去。有的出去了,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有的进去了,由于过度信仰钱财,舍得用自由来交换。有的提前去了另一个世界。真希望那是平行世界,某一天我们可在那里相见。有的并没有离开,但面孔正在变陌生。就算近在咫尺,我们也互相看不见。或许我们也无需相互看见。人类虽是群居动物,但孤独才是支撑我们的骨头。

 

我交往的朋友,年纪跨度很大,年长者已经或即将进入暮年。最近和几个年长的朋友聊天,他们多事业有成,言语中没有志得意满的快感,有的是萧瑟之气。他们的工作处于半退休状态,对赚钱已无多大兴趣,连以前酷爱的麻将、喝酒和泡妞,也兴趣陡减。有人仍然坚持工作的原因,是留住社会地位,留住一些应酬,防止闲死,或蛋疼。身边已没剩几个还认真做企业的。失败者留下了一点笑柄,成功者多数提前退了休,不再出没于险恶江湖。而另一些更年轻的,若无厉害的亲爹或干爹,多数努力属于徒劳。他们的薪水永远追不上日益高涨的房价,爱情和事业一同被赶进了潮湿的地下室。理想早已尸骨无存,苟活正成为我们集体的方向。若说我们多数人前半生的信仰是钱,后半生用什么来支撑已成为一个问题。否则,多半会处于一种在茫然中等死的状态。这时候,我难免产生错觉,甚至已经没有人生活在自己的肉体里?

 

我并不想过早为自己按下等死键。我从小被教育成一个无神论者,我必须在宗教之外,找到另一种抵抗时间的方法,不让自己沉沦。多数时间里与我若即若离的诗歌,挺身而出成了英雄。去年开始,我再度热衷于诗歌写作。我发现,年龄和诗歌写作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国内不少诗人,过了青春期,写作就难以为继。有人抛出关于诗歌写作的年龄问题,认为诗歌和青春期的所谓激情和灵感关系很大。这显然是个伪命题。诗人更像武侠小说里的侠客,年长者更能悟出武学的上乘功夫。好诗人当如叶芝、卡瓦菲斯、米沃什等,能老而弥坚。我看到曾经敬佩的部分诗人,已销声匿迹。有的虽还在各种诗歌活动中抛头露面,但已不写诗了,或者写出来的不再叫诗了。一个诗人到了中年之后突然写不出诗了,我会觉得他过去的写作也是可疑的。在诗歌道路上,你坚持的每一条路都是死路。你能走多远,靠你的纠偏能力。实际上再大牌的诗人,走的也是死路。他们要把自己的路走死了才能成为真正的大诗人。他们的路上不会有真正的后来者。后来者需要寻找新的源头,把自己的路走死,才有望成为新的大诗人,源头性的诗人。所谓大诗人,首先应该是源头性诗人。

 

或许,我还没到能随意奢谈年龄的年龄,但我还想继续谈谈。因为我确实意识到,有些东西是年龄带来的。比如,你会越来越明白,诗歌的命运首先得与你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再去捆绑读者的命运,时代的命运。你的命运,包括与你遭遇的语言和现实命运。动不动就妄言时代精神的人,在时事题材上耗费过多精力的人,无论他自认为与时代咬合得多么紧密,多是一厢情愿地对时代进行媾和或意淫而已,甚至一夜情都谈不上。比如,当代诗歌的某些老生常谈问题:“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虽然美国诗人辛普森认为,诗歌有一个消化橡皮、煤炭、铀、月亮、诗歌的胃,但诗歌“写什么”的问题并没有完结,它已经潜伏进了“怎么写”的问题之内。“怎么写”的问题本身已经包含着“写什么”的问题。比如,诗歌突然和滑雪发生了关系:写诗有如滑雪。语言是脚下的滑板。滑板下的山坡是这个世界。你用滑板测度世界的坡度、起伏,避开障碍、陷阱与深渊。哲学家作为旁观者一直在争论:滑雪究竟是滑板的,还是你的狂欢?如果他们的话干扰到你了,你马上就会摔跟斗。你只能专注地、洒脱地滑行。你不是在玩弄滑板,也不是为了下一趟山。

 

好了,谈到诗歌,费多少笔墨,也不可能谈清楚。这个世界,没有人生活在自己的城市,也没有人生活在自己的乡村,甚至没有人生活在自己的肉体里。我无意中看到的这一切,或许并没有什么意义。“要是我很久以前死去,也不会有所改变。同样的星辰,城市和乡村,会被另一双眼睛观看。”米沃什在一首名为《诱惑》的诗里已经提醒过我,还有什么可焦虑的呢。因此,就算没有地方能让人安身立命,我也不会拧开煤气阀,而是拧开一瓶香槟,庆祝自己,还能委身于诗歌。

2013-12-26,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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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玲]

标签:诗人 诗歌 明天诗歌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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