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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药》147期:诗人张曙光访谈录——诗是少数优秀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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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本质是抒情;叙事和其它很多方法一样,只是一种写作策略”

吴投文:诗歌界和学术界比较系统地讨论诗歌中的叙事性问题,大约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事情了。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叙事性被广泛引入了诗歌创作之中,尤其是在先锋诗歌中绵延成了一种“叙事诗学”,可以说实现了对20世纪80年代诗艺的某种颠覆性置换。叙事因素在诗歌中不是局部性的,而是构成了整体性的情境,乃至成了诗歌的基本构架,传统的抒情因素被严重挤压,或者被逐出了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叙事性似乎成了诗歌写作的一种规范动作,由此也带来了很大的争议。你如何看待这种争议?

张曙光:任何事物都有正面两面,有些争议也很正常。但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要明确两点。一个是诗歌的本质是抒情。另一个是叙事和其它很多方法一样,只是一种写作策略。叙事在90年代被普遍认可和使用,我想无非是人们不满意旧有的写作方式,想寻求一种新的抒情方式。叙事有助于表达新的经验,或者说,它所承载的内容更适合今天人们的审美。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剔除了旧有抒情方式中陈腐的因素,带给诗歌一种活力。如果肯定了这些也就足够了。说它是写作策略,就是说它仍属于一种权宜之计,既不是万能的或十全十美的,不必也不可能永久地持续下去。

吴投文:你被认为是最早自觉进行“叙事性”诗学探索并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位诗人,很多诗人同道如王家新、孙文波等人,都对你的“叙事性”探索表达了认同和赞赏。你把“叙事性”定位为一种写作策略,作为一种新的抒情方式落实在自己的写作中,这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并没有把“叙事性”强调到诗的本质的程度。实际的情形也是如此,叙事性在诗歌写作中的有效性并不是取决于叙事本身,而是取决于诗人对叙事的角度选择和锤炼,这就带来了当代诗歌在艺术上的某种突破。在我看来,叙事性实质上是对诗歌的抒情惰性的修复,在很多诗人那里,抒情变成了程序性的模式和手段,成了一种失去活力的表意符号,这时叙事因素的引入就改变了诗的内在格局,成了另一种有效的抒情方式。不过,问题接着也来了,当叙事性铺成一股潮流后,就出现了新的程序化的危机,大量的雷同之作就泛滥开来了。这大概也是“叙事性”诗学颇受争议的一个原因吧。与此相关的是,“叙事”和“叙事性”有何区别?这在实际的诗歌写作中似乎也缺乏一个相对清晰的边界,在很多诗人那里,叙事性被扭曲成了散文化的叙述,这离诗歌的抒情本质就很远了。根据你的写作实践,请谈谈你对诗歌“叙事性”的界定和理解。

张曙光:你的问题由学者和批评家回答可能会更好些,我只是一个诗人,只关心于找到一种对我个人有效的方法。况且我尝试过很多写作方式,并不是完全使用叙事。但既然提到了,我就简要地说一下我的看法,首先诗与叙事并不矛盾,世界文学史上最好的诗大都与叙事有关,如荷马、但丁、弥尔顿等人的创作。其次,说到叙事与叙事性的区别,我想举两个例子或许就可以说明:《木兰辞》是叙事,《诗经》开篇的《关睢》则为叙事性,二者都很出色。《关睢》并不一味抒情,而有情节元素在,从中我们知道了一个年轻人看上了一个身段很好的女孩,结果晚上失眠。而年轻人和女孩是什么人,结果如何都没有交待,叙事不完整,因而只能说有叙事成分或叙事性。

吴投文:现在的问题是叙事太滥了,几乎成了一种新的程序性写作。

张曙光:是的,叙事太滥确实是个问题,写得太滥的叙事性诗歌几乎快和写得太滥的传统抒情诗歌一样多了。但这是否应该归罪于叙事?我不知道。在我看来叙事只是一种方法,是众多写作方法之一,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不然就不会出现如你所说用得过滥的情况)。无论如何,用得好坏完全取决于个人,就像一台阑尾炎手术没有做好,不能怪手术本身,也不能怪阑尾,而是应该考虑手术的医生的责任心或技术是不是有问题。说到底,一个人写作的好坏并不能完全依赖某种方法,而是决定于他的人生阅历和经验,他的修养和审美情趣,以及他的境界,等等。

吴投文:我也注意到了,一些学者和批评家在讨论1990年代诗歌的时候,“叙事性”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关键词,这表明“叙事性”成了90年代诗歌写作的一种时尚。不过,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诗歌写作是相对寂寞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兴起充满了诱惑,当然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因素,一些诗人离开了,成了诗坛的失踪者,一些诗人在沉潜中写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实际上到新世纪才得到了追加性的认可。你是这些沉潜者中的一位,请谈谈你上世纪90年代的诗歌写作。

张曙光:方法一旦成为时尚就不大好了(但也多少说明它的有效性)。就像那根老和尚的手指,是为了指向月亮而不是代替月亮。当它被认为就是月亮时,就应该砍掉了。当然砍掉有些残忍,但总该收起来吧。我也不满意自己被贴上了叙事的标签,似乎我除了叙事就没有写过别的。我90年代的写作有了些变化,最初写出了像《尤利西斯》、《边缘的人》这类诗,在九十年代末写了像《卡桑德拉》这类诗。沉思性增强了,更加日常化,力图通过语境间的转换容纳更多的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寻求的结果,也算得上是自然的过渡。经历了一些历史事件,人多少从浮躁变得沉静,眼界和阅读面也变宽了。当然就个人生活而言,我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似乎没有太大的不同。上班,读书,写作,有时会会朋友,喝喝酒。的确,商品大潮涌来,有一些人离开了诗坛,我想这对于他们未必是不好的选择。朋友们分化了,有的疏远,有的成了陌路。说到沉潜,如果不是过于美化,那应该是诗人必须做到的。任何事情都是一样,想做出点成绩来,就要耐得住寂寞,忍常人不能之忍。这方面我做得不能算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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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俐娇]

标签:吴投文 张曙光 诗歌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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