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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药》147期:诗人张曙光访谈录——诗是少数优秀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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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自由的,敢于打破规则,同样,他给自己限定规则”

吴投文:从1980年代初你在就读大学期间开始写诗,至今已三十多年了,这期间中国新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可以说是形成了新诗自身的演变或者流变的轨迹。你的诗歌实际上一直在追求切入时代内部的深刻裂变,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当然,你的写作也不是一味求新求变,有自己核心的内在的东西,大概就是对诗歌的形式感和话语方式有自己的理解和追求,守中有变,变中有守吧,对诗歌的创新有比较清醒和辩证的认识。你的创作大致分为几个阶段?请谈谈。

张曙光:这对我来说是个难题。我尽量做些回答吧。我从1978年开始写诗,一直到1984年,这算是学习准备阶段吧。这之后到九十年代,接受了西方现代诗的影响,剔除了多余的抒情和伤感,多用陈述性语句,使诗变得坚实有力了,具有了现代性。内容上多为回忆,从个人和家庭出发,对现实做历史性的思考。九十年代到九六年迷恋叶芝和阿什贝利,也借用了神话因素,对生存状况进行反思,内容开阔了些,也力图容纳进更多经验。1996年到2000年前后把前面两个阶段的写法做了某些融合。再往后就是前面说的,追求日常化,在一定程度上去除形式坚硬的外壳,追求语言的流动性,让智性和情感达到平衡。

吴投文:这样看来,你每个阶段的创作还是有一些侧重点的,有变有守,保持了写作风格的相对稳定性。

张曙光:有人私底下批评我缺少变化,说我所有的诗像是在一天写下的。呵呵,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恭维。可惜不是这样。有时我在同一时间写下的东西就完全不同。那样说可能还是对我的诗不够熟悉,也可能是我的语气没有太大变化。语气是不太容易变化的,两个人几十年后相见,外貌变了,声音也苍老了,但说话的语气却不大会改变。可能还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你不会去动它,你说得对,的确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有某些核心的东西,这可能是先验的,也可能是后天的,如审美趣味、形式感和话语方式,就像人的各种不同口味一样,这些会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稳定,决定着吸收哪些东西,拒绝哪些东西。另外,单纯地追求变化并不是难事,重要的是要达到怎样的效果。变化和不变是一对矛盾,挺有意思。《易经》的“易”有变易的意思,事物相生相克,繁衍不息。同样,身为大儒的董仲舒又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一个变一个不变,人世间的奥秘也许就在其中。

吴投文:从你所说的这几个阶段来看,你的诗歌实际上也具有丰富的侧面,可能你的语气和腔调在诗中是一以贯之的,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感,这是风格上的一个标志。但我也注意到,你新世纪之后的诗歌似乎融入了更多的抒情成分,即使是陈述性的语句,也往往敞开了一种极具个人化的主观视野,同时带入了一种纵深的思想感。应该说,你新世纪之后的诗歌更显得有一种个人的气象了,语感的自适排除了由客观化所带来的某种障碍,语言的流动性敞开了一个新颖的世界。当然,争议仍然会有。语感是诗人们普遍重视的,你也非常重视语感的营构,你的诗中所使用的陈述性的语句,实际上是靠语感推动的,诗的表达效果也就由此产生了。但很奇怪的是,一般读者往往进入不了这种没有明显外在节奏的语感,诗人们精心营构的语感效果,他们根本上就是茫然的,这种语感在他们看来是非诗性的。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也请谈谈你是如何处理诗的语感的。

张曙光:我确实很重视语感。这样说似乎并不准确,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成为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当我读一首诗时,如果没有语感便读不下去。情况就是这样。在我的一些诗里,陈述代替了抒情,联想代替了想象,语感代替了外在节奏,前面两项在我九十年代前的写作中表现得更明显。我常说,艺术没有绝对的规则。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自由的,敢于打破规则,同样,他给自己限定规则。这些规则越多越具体,个人风格就越突出。蒙太奇曾是电影中最有效的方法,但有些导演就用长镜头代替。齐泽克就谈到,希区柯克的《夺命索》禁止蒙太奇的出现。我的诗正像你说的,有很多侧面,这个只有少数细心的人才看得出,但最明显的仍然是语感。我自己觉得我的诗读起来很上口,不乏节奏感,甚至担心太过流畅了。但有一次一位年轻诗人批评我的诗缺乏节奏感,这让我不解。她曾是我的学生,诗也写得很好,甚至在别人看来受到过我的影响,应该比别人更了解我的诗。我想了好久,后来终于有些明白原因了。从波德莱尔和稍后的象征主义一直到今天,在西方前后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其中有渐进也有突变,但每个过程都是完整的、清晰的。而在中国这些被压缩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你想想会是怎样?这就像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人同时出现在我们身边,他们的衣着、谈吐、举止尤其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各不相同,你会接受哪个?当然你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做出选择,但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又有一定的趋势。这就造成了中国诗坛特有的现象,仅就审美趣味而言,有人停留在十九世纪的象征派上,有人钟情现代主义,也有一少部分人能继续向前走。我并不是说中国文学一定要经历西方文学的阶段,但影响和总体走势总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我们周围就出现了不同时代的人。这是作者,读者的情况更是如此。

吴投文:是啊。中国新诗走过的路对我们富有启示意味,原因确实是很复杂的。

张曙光:诗人的任务是写好诗,写出自己心目中最好的诗,总不能停在那里等着读者赶上来。其实多数读者是真诚的,希望读到好的东西,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好的东西,如果有人恰当地指出的话。这就要靠批评家们多做工作了。还是说语感吧。我在写作时尽可能按照说话的方式以求达到自然的口语化的效果,因为我相信只有口语才能容纳得进更多的日常经验,而日常经验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按照呼吸和当时的情绪控制节奏。这方面美国诗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从威廉斯开始,不再按照音步而是按呼吸处理句子,黑山派诗人发展了这种方法,到了金斯伯格那里发展到了极致,以致于罗伯特•洛厄尔也感到羡慕,他不断修改自己的诗以适合朗读。庞德的《诗章》包容万象,最突出的就是他的语感。在语感上我心仪的前辈大师是叶芝、庞德、阿什贝利和洛厄尔,也可能还要包括弗罗斯特和金斯伯格。

吴投文:你这里提到了一些西方现代诗人,有的也是我感兴趣的。从你的写作经历来看,你对现代西方诗歌进行了广泛的研读,一些西方诗人也对你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可能在一些人看来,你的诗歌知识分子的气味也太浓了一些,你的诗中不时出现一些外国的人名、地名和其他的文化景观,似乎像一道障碍隔开了一般读者的涉入。恕我孤陋寡闻,对你诗中出现的一些外国人名、景物和西方典故,我也有点莫名所以,这还是多少影响了对作品的理解。对一般读者来说,疏离感可能就更明显了。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在不少诗人的作品中,这些西方元素似乎显得太多了一些,这也给人留下了攻击的口实。我也确实有一些困惑,觉得这种写法也许疏离了诗人自身所处的文化语境。请你谈谈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曙光:对西方现代诗我还算熟悉,对中国古典诗也有一定的了解。说我知识分子气息太浓,如果不是误会,那就是把知识分子的门槛放得太低了。从某些方面讲,我算是个知识分子,读过几年书,又在大学教课,但在另外的方面又称不上知识分子,勉强算是个文科技工吧。无论如何,我在写作时从来不以知识分子自居,甚至也不以诗人身分自居,而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出发。知识分子讲理性,讲社会责任,讲学识,这些都是我在写作时力求避免的。感性,个人,意趣,这些可能对诗更重要。当然我不是主张诗歌逃避社会责任,而是说这些应该自然地包含在作品中,而没有必要去刻意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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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俐娇]

标签:吴投文 张曙光 诗歌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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