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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药》147期:诗人张曙光访谈录——诗是少数优秀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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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化无非是个伪命题,一旦语言上的尝试被说成‘欧化’就等于被彻底否定”

吴投文:你既是诗人,又是翻译家,尽管诗人同时是翻译家的也不少见,但你却翻译了但丁的《神曲》,这在诗人翻译家里就显得有些不同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翻译外国诗歌的?我觉得一个诗人对于翻译对象的选择,并不是毫无来由的,其中可能包含着某种深层心理因素,当然有的纯粹是对翻译对象的喜好。你为什么要选择翻译《神曲》?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不少困难吧?

张曙光:我最初的翻译是出于精读的考虑,是为了更好地体会原作。翻译《神曲》也是这样。我一直喜爱但丁,和喜爱陶渊明有着差不多相同的原因。他们的风格都很质朴,但在表面的简单和质朴之后又隐含看丰富。他们都很伟大,但他们却很少有意去炫耀自己的伟大。《神曲》前后共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在很多方面对我都是挑战,甚至远远超过了写作。写作可以避开你不懂的,翻译不行。这是一次艰难的朝圣之路,但得到的收获是不言而喻的。

吴投文:你还翻译出版了切•米沃什的诗选,这也是我关注和喜爱的一位诗人。

张曙光:译米沃什是在但丁之前。因为出版社急着出书,其中大部分诗作是在几个月间完成的。还好,他的重要作品基本上包括在了里面。其中有一些错误,但整体来说尤其是表现原作的风格上我还算是满意。米沃什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关注和对历史深沉的反思给了我启示。同样,他热爱生活,在他充当时代见证人之外的一些关于个人生活的诗作使我感受到他充沛的活力。

吴投文:自1980年代以来,米沃什的诗歌在中国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很多诗人都受到了他的深刻影响。我注意到,在一些诗人的写作中,米沃什似乎成了一个精神的先导者。有些诗人也并不讳言这一点。在翻译过来的外国诗人里面,这可能也是并不多的特例。作为米沃什诗歌的译者,请你谈谈何以产生这种现象。

张曙光:我想应该与米沃什诗中体现出的人类良知、道义的力量有关,而这些又通过精湛的诗艺体现出来。但是很遗憾,这些品质应该是我们写作中匮乏的,至少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和深度。国内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浅薄、浮夸的风气,米沃什的诗可能会起到一种矫正的作用,这也许是米沃什受到欢迎的原因吧。问题我们对米沃什的译介还很不够,对他的深入研究也几乎是空白。其它的就不是我能说清的了。

吴投文:米沃什有一首《在月亮》,“在月亮升起时女人们穿着花衣服闲逛……”,我非常喜欢。这是一首纯粹的诗,却不是“纯诗”,寥寥几句,诗意圆融,境界开阔,日常生活被引入了深沉的哲思之中,似乎焕发了一层圣洁的光彩。另外,我觉得这首诗在语言上显示了一种新奇的创造性,当然不是表层的语句语法上的颠覆,而是由深层的诗意内转所形成的语言的自身的生长,扭转了语言与现实的单一对应关系,获得了语言与现实的双重生长性。你如何看待外国诗歌对中国当代诗歌语言的影响。

张曙光:我也喜欢这首诗。米沃什从一个普通的的生活场景入手,升华到一种终级的认识。不粘不滯,转换自如,非大手笔不能做到。我觉得外国诗的中译对中国诗歌语言的影响应该说功莫大焉。当然有人指出今天的汉语太过欧化,但有人随即指出批评者使用的语言同样欧化。与其说欧化,不如说是变化,或者说是丰富和发展了。如果语言总是一成不变,不能随时代而发展,那么情形会是怎样?我们走在街上,遇见了,用秦汉的声调拱手打着招呼:投文兄别来无恙乎?然后跨进汽车扬尘而去,未免可笑。语言除了日常交流的功用外,再就是抒情状物,揭示存在。诗应属于后者。你说得对,语言是对应现实或经验的。检验一种语言的优劣要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准确传达或表现出我们内心复杂的感觉和经验,而不是看在多大程度上保持汉化。说到汉化,我也并不反对,但真正的汉化肯定要回到白话文前的文言,而且我拿不准是以秦汉为标准还是以唐宋为标准,抑或是明凊?至于说担心“欧化”会失去汉语的精髓,那也未免太小瞧汉语了。譬如我们吃肉,不必担心吃了牛肉会变成牛,吃了猪肉会变成猪。换个说法,我们今天穿的衣服也很“欧化”,但并不妨碍我们仍是中国人,是不是中国人是由我们内在的气质、精神和文化决定的,外在的那些只是起到一种衬托作用。扯远了,简单说,现代汉语用于书写总共不到一百年的历史,还不够成熟,需要内在的努力和外部的参考。译诗为汉语提供的不仅是一种参照,也包括语言的方式。

吴投文:你提到了“欧化”和“汉化”,我的意见和你可能稍稍不同。由翻译所带动的“欧化”革新了新诗的语言,给现代汉语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产生了一定的偏差,确实有一些诗人写得像翻译体,这就超出了合理的限度。一般读者不习惯阅读新诗,语言上的“欧化”大概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回到传统的“汉化”也不可能,但新诗语言的民族化路径确实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这可能要在“欧化”和“汉化”的张力中去寻找可行之路。请你谈谈“欧化”和“汉化”的关系。

张曙光:也许是吧。说到底这是汉语的适应性问题。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固态的,它必须不断做出改变来适应变化着的生活本身。但是不是一有变化就要被说成欧化?在我看来,欧化无非是个伪命题,更像罗兰•巴特所说的贴标签,是同语反复,一旦语言上的尝试被说成“欧化”就等于被彻底否定,再无任何可能。其实任何外来的因素,一旦进入汉语,就成为汉语自身的一部分了,它服从于汉语的规则和特性,同时也为汉语增添了可能性。至于你提到的过分的翻译体诗歌我还没有注意到,即使有,也肯定不会成为写作的主流吧。无论如何,新诗的语言必须完善,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我以为新诗语言的完善或改变应该有两个入径:内部的和外部的。外部的是借用其它不同语言的有效成分,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内部的则是充分发挥汉语自身的特性和技能,使之适应今天的需求。这些(内与外)都应建立在对汉语自身特性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归根结蒂,一切服从于表意的需要。至于读者的接受与否与读者自身的的水平相关,一首诗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水平的高低,但这些涉及到诗歌的普及教育,与我们谈论的问题并无关联。

吴投文:你提到汉语的适应性问题,这确实很有针对性。新诗的语言长期受到诟病,这方面的压力主要来自一般读者的不适应。我觉得新诗的语言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型关头,我对诗人们所展开的语言创新怀着乐观的预期。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翻译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影响没有?

张曙光:影响肯定是有的,主要是在对时代的关注上,在诗艺上我说不太清楚,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潜在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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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俐娇]

标签:吴投文 张曙光 诗歌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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