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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访谈录 | 一日一书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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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访谈录

作者: 查建英 主编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6-5

这是一本围绕“八十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对话录,主持者选取的谈话对象多为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田壮壮、分别属于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等领域。对话抽取相关领域里在今天仍有讨论价值的当年热点内容作为话题,试图重视这个在中国二十世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年代的场景和氛围,并且在回顾八十年代社会思想面貌的同时也对其进行反思。

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年代。谈话者以个人的身份和角度,从各自从事的工作出发,既回忆反省过去的那个时代,也评论分析现在,并且眺望臆想未来。书中虽然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往事,却没有变成一个“怀旧项目”,大多数谈话者没有简单地将80年代浪漫化,尽管他们那时年轻气盛、出道成名。这些回忆者的态度不是一味怀旧或颂扬,而是尽可能坦率、客观地对自我和时代的局限,对不少当年轰动一时的现象、事件、人物及文化动因进行深入剖析、批评和反省。

《八十年代访谈录》之阿城

查建英:你想怎么来讲八十年代这个题目呢?

阿城:我不是太有“十年”这种概念。就像艺术的变化不会随着政治时期的改变而变化,好比我们文学史上,两汉、魏晋,或者隋唐,不会因为有了一个新朝,就会出现新的艺术,政治的、权力的转换决定不了艺术。事情也许早就发生了,也许还没有发生。单从“八十年代”划分,有点儿难说了。

查建英:那个时间其实是人为的计量。比如说,从外部环境看,八九年好像是一个句号,它正好又是八十年代末。九○年以后,文学上就有了王朔,大家很习惯就把王朔看成一个九十年代的现象。实际上他早在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不过那时他不突出,只是舞台上众多的人之一。其实这个年限不见得。

阿城:对,不见得。就像世纪末两千年那个分界点,叫个事给搅和了:到底二○○○年,还是二○○一年算是两千年的开始呢?我记得有些国家是二○○○年的时候庆祝,有些国家不认这个,二○○一年庆祝。很多人慌了,因为大部分人习惯了以一个十年或者一个时间的量度去决定自己的情绪。“我要跨过这一年,我要有一个新的,我要做什么事情”,突然发现不是,说下一年才是,有挫折感。美国人喜欢搞十年这种东西,decade,搞得有声有色,有好多套丛书,你肯定看到过。台湾前些年搞过七十年代,找了很多人回忆。

查建英:你是说他们回顾过七十年代?

阿城:对,很多人都卷进去了,《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杨泽主持的吧。

我自己的量度不是这种,而是知识结构,或者文化构成。从知识结构、文化构成来说,一八四○年是一个坎儿,新的知识撼动中国的知识结构,船坚炮利;一九一九年“五四”是一个坎儿,新的文化撼动中国文化构成,科学民主;一九四九是最大的一个坎儿,从知识结构、文化构成直到权力结构,终于全盘“西化”,也就是惟马列是瞻。中国近、现代史,就是这三个标志,其他就别再分什么十年了。不过既然定的话题是八十年代,总要来说说吧。对一九四九年这个坎儿,我觉得七十年代算是一个活跃的时期,七六年,官方宣布“文革”结束,造成八十年代是一个表现的时期,毕竟出版又被允许了。

查建英:是不是一个从地下转到地上的过程?比如那些诗人。

阿城:也没有全转上来吧。不过确实在八十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人的七十年代的结果。比如说北岛、芒克,七八年到八○年的时候,他们有过一次地下刊物的表达机会,但变化并不是在那时才产生的,而是在七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末的白洋淀就产生了。七十年代,大家会认为是“文化革命”的时代,控制很严,可为什么恰恰这时思想活跃呢?因为大人们都忙于权力的争夺和话题,没有人注意城市角落和到乡下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查建英:对,六六年、六七年是特厉害的,六八年以后就开始下乡了。

阿城:管不着了,这些学生坐在田边炕头了。他们在想什么,传阅一些什么,写什么,权力者不知道。像六十年代末的芒克、根子、多多、严力他们在河北白洋淀形成那样一个诗的区域,尤其根子的《三月的末日》,意象锐利迷茫,与食指的《鱼群三部曲》失望迷茫区别得很开。《三月的末日》在我看是那时的经典,可惜没有人提了。我记得岳重跟我说,他当时提了一桶鱼从白洋淀坐火车回北京,到北京的时候桶里的鱼死得差不多了;春天了,但是,三月是末日。这样,一直贯穿整个七十年代。所以,好像是压制得最厉害的时期,但是因为把他们推到权力、行政力管理相对松散的地方,他们反而有些自由。

查建英:你就是那时候去了云南?

阿城:对。人的成熟其实是很快的。现在讲究超前教育,其实人在十二岁左右有一次生理的变化,大致与性发育有关,会在一年内,将之前的所有知识一下就掌握了。所以所谓小学,就应该放羊,让他们长身体,防止近视而已。小学为什么要六年?中学为什么要六年?活生生让人混到十八岁!其实是因为规定十八岁以下为儿童,儿童不能到社会上去做工,童工是非法的,于是将他们管制在学校里磨时间,磨到法律的底线。一般一个人在十二到十八岁的时候,思想、感觉最活跃、最直接,二十岁一过,进入成熟了,以后是把成熟的部分进行调理。

查建英:很多部分成熟了,但整体还没揉匀乎呢。

阿城:对,面还没有“醒”透。所以呢,七十年代,正好是这个年纪,摁都摁不住。你想,他走上几十里地,翻过几座大山,来跟你谈一个问题,完了还约定下一次。多数人其实也不会写什么,也就是互相看看日记。当时不少人写日记就是为朋友交流而写的。

查建英:实际上是一种创作。

阿城:思想记录。我觉得那个时候另有一种意思。《中国时报》他们搞七十年代,我就很有兴趣。为什么呢,我要看七十年代他们那边在干什么,我有对比的兴趣。到了美国,我也是这个兴趣。比如,一九六七年吧,那么一九六七年我们在干什么?美国人在干什么?横向看看。有意思。

查建英:对,我也爱这么比。比如在美国结识了很多所谓“六十年代”那一代的美国人,他们讲他们六十年代的故事,我就会回想我们在六十年代做的、想的那些事,这样就更明白为什么现在他们和我们这么不同。当年就不同!成长的大环境、社会体制都不一样,受的教育也不一样。有人相信地球上有一个场,六十年代很多国家都在发生所谓的社会革命,青年人都在游行。比如说一九六八年,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个什么场,在那里起作用,西欧、东欧、美国、中国,都有所谓的社会动荡,青年人到处骚动不安,都在造反。但实际上这些造反是不是一回事呢?你再仔细一比较,发现骚动背后那个动因其实很不一样,动机、目的都不一样,闹事只是表面的相似。比如我刚到美国那些年,身边有几个要好的法国朋友,大家一起处得很融洽,但就是不能谈六十年代,一谈就变成他们集体跟我辩论。他们几个法国布尔乔亚青年,一齐来捍卫毛泽东思想,把中国的“文革”说得浪漫极了!想想也好笑,其实这是一个中国人和几个法国人共同回顾六十年代造成的误会。

阿城:对,像萨特,“文革”时跑来中国,还上了天安门观礼台。福柯,法国新左,做教授时直接参与街头抗争,在房顶上扔石头,还小心不能脏了丝绒外衣。

查建英:那你说说,台湾的七十年代,和你那个知青的七十年代,比较起来感觉怎么样?

阿城:台湾的七十年代呢,比较感性。大陆的七十年代呢,就我接触到的,比较理性。因为我们在大陆碰到安身立命的急迫的东西,你在这个地方怎么安身立命。虽然台湾处在戒严时期,比较起来,台湾还是有活动的自由。有自由,又是很多人的青春期,更多的是感性的东西,所以他们回忆起来更多的是感叹。

查建英:嗯,不过,我想中年人回头看青春期,多少都有点这种感叹吧。先是纯情时代,后来就有了挫折有了城府,油滑了,感情也不太纯粹了,你能说这是台湾的特殊现象吗?还是一个生理现象?不过,也许这和台湾处在转变期有关。七十年代他们经济起飞,从乡土转向市场,转向那种做贸易做买卖的城市经济,生活方式变了。

阿城:对,就是陈映真写的那个时代。我记得八十年代末吧,我在美国见到陈映真,他那时在台湾编《人间》,《人间》杂志的百姓生活照片拍得很好,过了十年,大陆才开始有很多人拍类似的照片了。我记得陈映真问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看人民,也就是工人农民?这正是我七十年代在乡下想过的问题,所以随口就说,我就是人民,我就是农民啊。陈映真不说话,我觉出气氛尴尬,就离开了。当时在场的朋友后来告诉我,我离开后陈映真大怒。陈映真是我尊重的作家,他怒什么呢?写字的人,将自己精英化,无可无不可,但人民是什么?在我看来人民就是所有的人啊,等于没说啊。不过在精英看来,也许人民应该是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人吧,所以才会有“你怎么看人民”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是暂时处在有权或者没权的位置,随时会变化,一个小科员,在单位里没权,可是回到家里有父权,可以决定或者干涉一下儿女的命运。你今天看这个人可怜,属于弱势群体,可是你给他点权力试试,他马上也会有模有样地刁难欺负别人。这是人性,也是动物性,从灵长类的社会性动物就是这样。在我看来“人民”是一个伪概念,所以在它前面加上任何美好的修饰,都显出矫情。

查建英:我见到陈映真是在山东威海的一个会上,那都九几年了。他可能真是台湾七十年代构成的一种性格,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精英意识、怀旧,特别严肃、认真、纯粹。但是他在上头发言,底下那些大陆人就在那里交换眼光。你想那满场的老运动员啊。陈映真不管,他很忧虑啊,对年轻一代,对时事。那个会讨论的是环境与文化,然后就上来一个张贤亮发言,上来就调侃,说:我呼吁全世界的投资商赶快上我们宁夏来搞污染,你们来污染我们才能脱贫哇!后来听说陈映真会下去找张贤亮交流探讨,可是张贤亮说:唉呀,两个男人到一起不谈女人,谈什么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多晦气啊!这也变成段子了。其实张贤亮和陈映真年纪大概也差不多。

阿城:所以形成不同。人民就像水中的悬浮物,上上下下变化着,我们不都是其中一粒吗?谁能代表其他的粒呢?你想要代表,一般来说你就有了权力之心了,人民很可能就成了你的真理的牺牲品了。我们见得还少吗?

再说“文革”一结束,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可以考大学了。我遇到不少那个时候在大学里做教师的人,他们都说刚开始很讨厌这批插队考回来的人,太难教了!但是,这批人毕业走了,开始正常了,高中毕业就可以上大学了,他们又很怀念这批人,说上课没劲了!就是因为插队那批人已经是社会油子,经验多得很。你不要跟我讲马列教条,不要,我有一大堆的东西等着为难你呢。做一个教师就会觉得挺烦的。过了这个时候,他们又觉得,哎呀,没有这种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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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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