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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丁访谈:一个纯粹的“病人”| 《文学青年》阿丁专号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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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读书频道“文学青年”第15期:阿丁专号)

阿丁访谈录

受访者:阿丁

访问人:唐玲 严彬

访问时间:2015年6月4日

阿丁,1972年出生,原籍保定。曾为麻醉医师,辞职后入媒体,先后在《重庆青年报》、《每日新报》、《新京报》做记者、编辑、主编。离开媒体后短暂做过出版人。现在的身份是果仁App(中短篇小说)创办者,兼主编。平日生活乏味,写字、读书、看电影,偶与朋友喝酒。最近迷上了画画。

记忆、逃、瘢痕、洞、死亡、褶皱

——关于自己的作品,阿丁选择的几个关键词

文学青年周刊:《无尾狗》是你出版的第一本书,出手不凡,备受好评。写这个小说的起源是什么?在此之前你有哪些创作上的储备?

阿丁:以前在医院,与其他行政单位并无不同,向上攀爬光靠技术没戏。后来改行进了媒体,发现这些基本不复存在,你只需凭业务能力,靠稿件和版面的质量吃饭,不用溜须拍马。觉得空前舒畅。这意味着你再也不用为逢年过节给领导买什么东西发愁,也不用生气自己的血汗钱喂了狗。但后来再与老朋友、老同学聚的时候,发现酒桌上聊的,仍然是谁认识某某官,自己的关系网有多么庞大,能办成什么样的事之类--

很多年过去了,毫无改变,还是以自己与某种权力的亲近为荣,而不是自身在某一领域的作为。

在我看来这就是食腐者的哲学,人与人之间比拼的,是在肮脏环境中生存的能力。这也是我最初把《无尾狗》起名《腐食动物》的原因。这种存在多年的现象我的大部分同类已习以为常,甚至成为可以拿来炫耀的资本。举个例子,多年前我去办护照,跑了很多次也办不下来。我哥买了条软玉溪,放到管事小吏桌上,当天就搞定。就是这种人,居然是被他人艳羡并极力想复制的对象,竟然成了普世的价值观(竟然用了"竟然"这个词),这种荒谬就是我写《无尾狗》的成因。

创作上的准备基本没有,写《无尾狗》之前只写过几个不成形的短篇。其实真的不需要准备,我活过的这些年,眼睛看到的、耳朵里听到的,脑子里想到的,足够取用了。

文学青年周刊:你说自己是个"死写小说的"。什么样的人能成为这样一个"死写小说的"?

阿丁:缺心眼呗。我说过写小说的人都是某种程度上不正常的人,尤其是在某些"正常人"眼里不正常的人。比如我有个兄弟叫张不退,学法律的,假如他走跟他同学一样的路,现在很大可能会是律师或者法官,或钱途或仕途,都光明得紧。当然也会成为其父母的骄傲,可挂在嘴边炫耀,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亲朋目为有病。我想这不是孤例,我自己也被人说过有病。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纯粹,别人嘴里的"有病"或者说"傻",都是纯粹。不光写小说,只要你喜欢一种事喜欢到没它不行,也就是说不做这事就觉得活着都没劲的时候,就是有病了,病了就得治,治疗方法就是让自己"病"下去,任由他人指指戳戳。

文学青年周刊:单就技术而言,你的小说中似乎能找到卡佛、耶茨等的影子。你的语言节奏很现代、很欧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小说风格?为什么会这样写?

阿丁:其实我的小说里能找到一大堆作家的影子,每个写作者的师父都不止一两位。在文学这码事儿上,我"崇洋媚外"得很,现代小说的基因和传承都在西方,中国古近现代小说可师之的不是没有,但一双手就能数得过来。

也谈不上欧美和现代,我也不觉得自己就因为师从西方文学而特别西化,好的文学是国界框不住的,同理,好的叙述就是不停地突破国界与民族的限制,冒犯世间一切规则。这一点卡夫卡是最佳范例。你能简单粗暴地判定他写的是捷克人、德国人、犹太人、奥匈帝国人身上发生的事吗?

我也不知道我的小说风格是什么,文学评论家也许能归纳提炼得出来,我自己真说不清楚。我就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写,根据题材的不同,选择一种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叙述,怎么舒服怎么写,写到自己满意了就行。

文学青年周刊:《我要在你坟前唱歌跳舞》的介绍,称你是"中间代"重要作家。对于"中间代",包括"70后",诸如此类的标签,你怎么看?认同吗?

阿丁:这事可能大部分读者都明白,图书出版人广而告之的需要而已,大概没几个人会当真。加那几个字,恰恰说明我一点儿也不重要,真那么重要就不用加了。就像马尔克斯的书封上肯定没必要加上"魔幻现实主义大师"这类字词。所以一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他的时代而言重要与否,还得经过时间和读者的双重检验。因此基本都是身后事了,只管写自己的就是了,不操那份儿心。

"中间代"、"70后",这些标签我持无所谓的态度,不是说把你归了类你就真是某一类了,恐龙还曾经被归为冷血动物呢,后来拨乱反正,恐龙又给划归温血动物一堆儿了,可这事儿恐龙压根儿不知道我想也不关心。恐龙只需知道该吃草吃草,该吃肉吃肉,该交配交配,别说归类了,连哪天族群灭绝这种事儿人家都不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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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玲]

标签:文学青年 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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