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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注册:西川译诗集

诗人西川首部翻译诗作自选集,当代世界诗坛最新地图

本书为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世纪北斗诗丛”的“诗”系列之第四种。西川以诗人著称,但作为翻译家,其成就在当代亦称得上高标突出,其诗歌翻译是公认的准确性与诗歌性兼具。本书是西川从前后二十余年的翻译作品中,精选了五六十余位诗人的诗作,既有叶芝、米沃什这样的名家,更有一大批此前国内听之甚少,但“必须”介绍进来的诗人与作品。这些译作自可见出西川不同寻常的视野、眼光和语言功力,与其诗歌创作,某种意义上也提供了平行的参照且构成了互文关系。

从1995年6月我去荷兰参加第26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至今由于文学原因我受邀去过的国家有二十来个,这其中印度我去过四次,英国也是四次,美国有六次,德国我去过不下十次。在印度、美国和德国我都有过广泛的旅行:时常一个人在路上,看人,看古迹或名胜,看风景。但是,随着我国际旅行经验的增加和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在乎在漫长旅行的终点我会与什么人见面:我不仅需要看风景,我也需要遇到出色的头脑。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说过:写作对于作家最好的回报就是,一个被写作训练出来的头脑能够一眼就认出另一个被写作训练出来的头脑。我想,古人“行万里路”的说法里一定也包括了在万里路途中与他人交谈的构想。让我感到幸运的是,这十几、二十年来,我在世界各地遇到过一些优秀的头脑、优秀的诗歌头脑。他们带给我启发。我成为他们的读者。

也是由于国际旅行经验的增加和年龄的增长,我脑子里的“世界地图”在不断地调整,日益丰富和清晰起来。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所认识的“国际”其实只是欧美。欧美到现在对我来说依然很重要,但恰恰是在欧美,我理解到所谓“世界”还包括东亚、中亚、南亚、小亚细亚、北非、南非、南美等许多地区——当然也少不了中国。一位南京姑娘曾经问我她是不是很“国际化”,我回答,对不起,你只是很“西化”,不是真正的“国际化”。我认为真正的国际化视野对于今日真正在乎文化创造力而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国人来说格外重要。“多元化”不只是一个词,至少不只是一个由“西化”派生出来的词,它也应该是一种切身感受。回望这些年我个人的阅读经验和关注点,我对自己的知识构成特别是诗歌知识构成,以及感受世界的方式所进行的调整,使我保持了“文学在路上”的精神状态。我对东欧、亚洲、非洲文学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清洗了我从前对西方、俄罗斯、拉美文学的阅读,而推动自己这种诗歌知识、诗歌意识清洗的是我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当然,年龄的增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2013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书展期间,我曾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欧亚研究所做过一个发言,谈的就是何谓“世界地图”。本译诗集中收有一首美国诗人弗瑞斯特·甘德写给我的诗《世界地图》,他对“世界”有着与我相似的看法。他本人也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没有人比翻译家更能体会“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所以,读者会在这本译诗集中读到不少我转译自英语的非英美诗人的诗歌。很遗憾,我只能弄些英文。法文原是懂一点的,曾经可以大略读一读法国人写的法国文学史,也能背几首法文诗,但1985年大学毕业后我那趟七个月的远足使我把自己本不牢靠的法文扔在了大西北和黄河两岸。好在英文是一个好工具。英文告诉了我世界是什么样的——它首先告诉我世界并不只是英语世界,而是多元的。即使是在当今英语国家,来自非英语国家的移民作家其实相当活跃,他们的作品构成了英语写作中一股重要的力量。近年来我读英语国家本土诗人的作品反倒不多,除非是朋友们的或朋友们推荐的作品(这其中美国作品我读得更多一些)。此外,我还有幸在国内、国外参加过几个翻译工作坊,使我得以与外国诗人面对面地翻译他们的作品。本书中有一些作品我就是这么翻的。例如2010年我曾去斯洛文尼亚参加过那里举办的“大语种—小语种诗歌翻译工作坊”,我们的工作语言是英语。我在这次活动上的工作成果被收入了本书的第一部分“托尔斯泰花园的苹果:1950—1970年代出生诗人十家二十三首”(但这一辑中也包括了其他零散翻译)。

通过翻译,我们得以走近这世界上说其他语言的人们。在最好的情况下,通过翻译,我们各自的灵魂甚至可以相互进入;我们也可以通过认识他人来更好地认识自己。但翻译行为本身从来没能够免于被质疑:会有感觉真理在握或神秘兮兮的人大声告诉我,伟大的直觉和知觉可以超越翻译。可是译者是为交流做基础工作的人,所以抱歉我们的认识就是这么脚踏实地的肤浅。会有很弗罗斯特的人说,诗歌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但据我的经验,说这种话的人几乎都是缺乏外语能力的。对弗罗斯特的看法(听说有人查遍其全集也没能找到这一说法),我想说,首先,弗罗斯特本人不做翻译;其次,翻译中丢掉的不外乎语言的音乐性、双关语、特定语言中的特定思维、特殊语境中的特殊表达等,但所谓诗歌在今天所包括的东西比这要大得多,况且好的翻译一定少不了对称于原文的本语言再造;再况且,有些即使在翻译中有所丢失的作品,似乎依然值得一读。博尔赫斯就说过:好的文学作品能够战胜粗制滥造的翻译。还有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情况:译文胜过原作。我听说德语的莎士比亚就比原文的莎士比亚还要出色。

翻译行为会触及翻译的政治。而翻译的政治必然触及语言和文化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以及性别、文化身份塑造等多方面的问题。不是只有国家主导的翻译工程才会有政治内涵,任何翻译都免不了政治,因为只要是有差异的地方就会有政治。在当下中国,翻译的政治首先涉及翻译的选择,即翻译谁不翻译谁、翻译什么不翻译什么的问题。其次,翻译行为还涉及误读—— 不是技术层面上的误译(误译的问题我后面会谈到)。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也就是从一种文化语境到另一种文化语境。即使在纵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中国文学内部,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今人对古人的普遍的误读。比如古今共用的“诗”这个字: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们说到“诗”,那一定指的是《诗经》——楚辞虽然也是诗,但却是不同于“诗”的诗。但是到汉朝人们说到“诗”的时候,就已经不非得指《诗经》了。而到今天,使用现代汉语的我们所说的“诗”已经既不一定是指《诗经》,也不一定是指汉诗、唐诗了,这也就是说,无论“孔门诗教”还是历代诗话,都不能被不假思索地、百分百地拿来套用于当代诗歌,尽管当代诗歌割不断与各类古诗的血缘联系。再举一个从外文到中文的例子:T.S.艾略特《荒原》的英文题目为The Waste Land,原本有垃圾场、废墟的意思,但是在中文里,我们大多数人会倾向于把“荒原”理解成一个自然意象。类似的误读如果发生在政治、社会领域,其对历史、文明、思想的影响得有多大,大家自己可以想象。

我想,翻译不仅涉及翻译的政治,它也可以作为文化、文学批评的手段来使用。比较英文的莎士比亚和翻入中文的莎士比亚,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文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身体所积累的文化潜意识。比较中文的李白和翻入英文的李白,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一个13世纪波斯神秘主义诗人杰拉鲁丁·鲁米意义上的李白。米沃什就曾这样干,在他编选的世界诗选《明亮事物之书》中。

对翻译的理论探讨,在世界上,既不是大热门,也不是冷门。本雅明、德里达、加亚特里·斯皮瓦克等大头脑、大学者都有专门讨论翻译的文字。但我印象中从理论高度而不是经验层面深入探讨诗歌翻译问题的工作好像还不多见。诗歌翻译是“翻译”,但又与一般人们所理解的“翻译”有所区别。对比一下诗歌翻译与小说翻译,我们就会看到不同。小说家中自己也做翻译的人不是没有,但不多。而“诗人翻译家”在全世界的诗人们中间并不鲜见。T.S.艾略特翻译过圣-琼·佩斯,瓦雷里翻译过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翻译过莎士比亚,保罗·策兰翻译过曼杰施塔姆,庞德翻译过的东西就更多了:从意大利的卡瓦坎提到中国的李白、《诗经》《大学》《中庸》。我们国家20世纪以来,冯至、郭沫若、戴望舒、卞之琳、穆旦、郑敏、陈敬容、绿原等等,甚至艾青,都是“诗人翻译家”。为什么诗人中会有一些人成为“诗人翻译家”,我一时琢磨不透,这其中一定蕴含着一些深刻的、与文明有关的神秘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诗人翻译家”的存在,极而言之,为翻译这一行贡献了一种翻译的类型,即“诗人翻译”,它有别于“学术翻译”和“职业翻译”。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几种翻译会相互渗透,也就是说,诗人翻译也可以在准确性上向学术翻译看齐,而学术翻译也可以富含文学色彩。

……

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1995年我去荷兰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经历。那是我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诗歌节有一个翻译项目:他们选出一位国际著名诗人,由与会的其他诗人在诗歌节期间将他/她的诗歌翻译成各自的母语。那一年他们选中的是比利时诗人雨果·克劳斯。在英译文的帮助下,我翻译了克劳斯的两首诗(翻译过程中我曾与荷兰汉学家柯雷和当时在荷兰的多多进行过讨论)。然后在克劳斯的专场上,由克劳斯朗诵弗莱芒语原文,我们朗诵各自的译文。我译的这两首诗都收在了本书中。这一次为了写克劳斯的简介,我上网查维基百科,惊讶地发现,克劳斯已在2008年去世了。在那次诗歌节上我见到的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捷克诗人米罗斯拉夫·赫鲁伯,如今也已过世。——生命一茬茬离开,而诗歌留下。

西川

2010.8.23/201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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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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