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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悲伤与理智》:诗歌与散文的“双人舞”


来源: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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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主题:诗和诗人

《悲伤与理智》共收入散文21篇,大致有回忆录和旅行记、演说和讲稿、公开信和悼文等类型。文章大致以发表时间为序,其中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86年,最后一篇写于1995年,时间跨度近10年,这也是布罗茨基写作生涯的最后10年。

这些形式多样、长短不一的散文诉诸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诗和诗人”。

首先,在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布罗茨基断言:“在真理的天平上,想象力的分量就等于并时而大于现实。”(《战利品》)他认为,不是艺术在模仿现实,而是现实在模仿艺术,因为艺术自身便构成一种更真实、更理想、更完美的现实。“另一方面,艺术并不模仿生活,却能影响生活。”(《悲伤与理智》)“因为文学就是一部字典,就是一本解释各种人类命运、各种体验之含义的手册。”(《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阅读诗歌,就是接受文学的熏陶和感化作用,能使人远离俗套走向创造,远离同一走向个性,远离恶走向善,因此,诗就是人类保存个性的最佳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不止一次地引用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命题,即“美将拯救世界”,也不止一次重申他自己的著名命题,即“美学为伦理学之母”。布罗茨基在接受诺贝尔奖时的演说《表情独特的脸庞》集中体现了他关于艺术及其实质和功能的看法:

就人类学的意义而言,我再重复一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说句唐突一点的话,它就是我们整个物种的目标。

关于语言,首先是关于诗歌语言之本质、关于诗人与语言之关系的理解,构成了布罗茨基诗歌“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他将诗歌视为语言的最高存在形式,将诗人置于崇高的位置。诗歌作为语言之最紧密、最合理、最持久的组合形式,无疑是传递文明的最佳工具,而诗人的使命就是用语言诉诸记忆,进而战胜时间和死亡、空间和遗忘。但另一方面,布罗茨基又继承诗歌史上传统的灵感说,夸大诗人在写作过程中的被动性,他在不同的地方一次次地提醒我们:诗人是语言的工具。“是语言在使用人类,而不是相反。语言自非人类真理和从属性的王国流入人类世界,最终发出这种无生命物质的声音,而诗歌只是其不时发出的潺潺水声之记录。”(《关爱无生命者》)

最后,从布罗茨基在《悲伤与理智》中对于具体诗人和诗作的解读和评价,也不难感觉出他对某一类型的诗人及其诗作的心仪和推崇。站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讲坛上,布罗茨基心怀感激地提到了他认为比他更有资格站在那里的5位诗人,即曼德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阿赫玛托娃和奥登。在文集《小于一》中,成为他专文论述对象的诗人依次是阿赫玛托娃(《哀泣的缪斯》)、卡瓦菲斯(《钟摆之歌》)、蒙塔莱(《在但丁的阴影下》)、曼德施塔姆(《文明的孩子》)、沃尔科特(《潮汐的声音》)、茨维塔耶娃(《诗人与散文》以及《一首诗的脚注》)和奥登(《析奥登的〈1939年9月1日〉》以及《取悦阴影》)7人。在《悲伤与理智》一书中,他用心追忆、着力论述的诗人共有5位,即弗罗斯特、哈代、里尔克、贺拉斯和斯彭德。这大约就是布罗茨基心目中的大诗人名单了,甚至就是他心目中的世界诗歌史。在《悲伤与理智》中,布罗茨基对弗罗斯特、哈代和里尔克展开长篇大论,关于这三位诗人某一首诗的解读竟然长达数十页,洋洋数万言。他这样不厌其烦,精雕细琢,当然是为了教会人们懂得诗歌的奥妙,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在告诉读者,他心目中的最佳诗人和最佳诗歌究竟是什么样的。在布罗茨基看来,理想的诗人就应该是“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者”,理想的诗歌写作就应该是“理性和直觉之融合”,而理想的诗就是“思想的音乐”。

《悲伤与理智》中的每篇散文都是从不同侧面、以不同方式对于诗和诗人的观照,它们彼此呼应、相互抱合,构成了一曲“关于诗歌的思考”这一主题的复杂变奏曲。这也说明,布罗茨基最擅长的话题,说到底还是诗和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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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玲]

标签:刘文飞 作家 布罗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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