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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悲伤与理智》:诗歌与散文的“双人舞”


来源: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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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发展成散文

《悲伤与理智》中的散文不仅是关于诗的散文,它们也是用诗的方式写成的散文。“诗歌思维的方法被移入散文文体,诗歌发展成了散文”,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中随处可见。

首先,《悲伤与理智》中的散文都具有显见的情感色彩和强烈的抒情性。据说,布罗茨基性情孤傲,为人刻薄,他的诗歌就整体而言也是清冽冷峻的。但布罗茨基在散文中似乎比在诗歌中表现出了更多的温情和抒情。在《悲伤与理智》中,第一篇《战利品》是作者关于其青少年时期自我意识形成过程的细腻回忆,而最后一篇则是对于其诗人好友斯蒂芬·斯彭德的深情悼念。作者特意将这两篇抒情性最为浓重的散文置于全书的首尾,仿佛给整部文集镶嵌上一个抒情框架。布罗茨基以《悲伤与理智》为题分析弗罗斯特的诗,又用作书名,他在说明“悲伤与理智”就是弗罗斯特诗歌、乃至一切诗歌的永恒主题的同时,似乎也在暗示,“悲伤”和“理智”作为相互对立的情感元素,无论在诗歌还是散文中都有可能共存。他的散文写法甚至会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一般说来,诗是“悲伤的”,而散文则是“理智的”,可布罗茨基又似乎在将两者的位置进行互换,追求诗的散文性和散文的诗性。这种独特的叙述调性使得他的散文与其说是客观的叙述不如说是主观的感受,与其说是具体的描写不如说是抒情的独白。

其次,《悲伤与理智》中每篇散文的结构方式和叙述节奏都是典型的诗歌手法。关于布罗茨基的散文结构特征,研究者们曾有过多种归纳。洛谢夫发现,布罗茨基的散文结构和他的诗作一样,“有着镜子般绝对对称的结构”,洛谢夫以布罗茨基的俄文诗作《威尼斯诗章》和英文散文《水印》为例,找出了完全相同的对称结构。《水印》共51节,以其中的第26节为核心,文本的前后两半完全对称。前文提及布罗茨基两部散文集均以两篇自传性抒情散文作为首位,也是这种“镜子原则”之体现。伊戈尔·苏希赫在对布罗茨基的散文《伊斯坦布尔旅行记》的诗学特征进行分析时,提出了其散文结构的“地毯原则”,即他的散文犹如东方的地毯图案,既繁复细腻,让人眼花缭乱,同时也高度规整,充满和谐的韵律感。帕鲁希娜在考察布罗茨基散文结构时,还提出了“‘原子’风格结构”和“音乐-诗歌叙事策略”。温茨洛瓦在对布罗茨基的散文《伊斯坦布尔旅行记》进行深入分析时发现,布罗茨基的散文由“叙述”和“插笔”两种文体构成。这些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观察到了布罗茨基散文一个突出的结构特征:随性自如却又严谨细密,一泻而下却又字斟句酌,形散而神聚。

与这一结构原则相呼应的,是布罗茨基散文独特的章法、句法乃至词法。《悲伤与理智》中的21篇散文,每一篇均由若干段落或片段组合而成,这些段落或标明序号,或由空行隔开。这些章节和段落其实就相当于诗歌中的诗节或曰阙,每一个段落集中于某一话题,各段落间却往往并无清晰的起承转合或严密的逻辑递进,似乎各自为政,却又从不同的侧面诉诸某一总的主题。这种结构方式是典型的诗歌、更确切地说是长诗或长篇抒情诗的结构方式。这无疑是一种“蒙太奇”手法,布罗茨基多次声称,发明“蒙太奇”手法的并非爱森斯坦而是诗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布罗茨基是用诗的结构方式为他的散文谋篇布局的。《悲伤与理智》中的句式也别具一格,这里有复杂的主从句组合,也有只有一个单词的短句,长短句的交替和转换,与他的篇章结构相呼应,构成一种独特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最后,使得《悲伤与理智》中的散文呈现出强烈诗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布罗茨基在文中使用了大量奇妙新颖的比喻。布罗茨基向来被视为一位杰出的“隐喻诗人”,帕鲁希娜曾对布罗茨基诗中的隐喻进行详尽分析,并归纳出“添加隐喻”、“比较隐喻”、“等同隐喻”和“替代隐喻”等四种主要隐喻方式。在《悲伤与理智》中,“隐喻”一词出现不下数十次。在布罗茨基的散文中,各类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比喻更是俯拾皆是。布罗茨基散文中比喻手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即是他善于拉长某个隐喻,或将某个隐喻分解成若干小的部分,用若干分支隐喻来共同组合成一个总体隐喻,我将这一手法命名为“组合隐喻”或“贯穿隐喻”。试以他的《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一文的结尾为例: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1972年5月30日,地点是她莫斯科住宅里的厨房。当时已是傍晚,很高的橱柜在墙壁上留下一道暗影,她就坐在那暗影中抽烟。那道影子十分的暗,只能在其中辨别出烟头的微光和两只闪烁的眼睛。其余的一切,即一块大披巾下那瘦小干枯的躯体、两只胳膊、椭圆形的灰色脸庞和灰白的头发,全都被黑暗吞噬了。她看上去就像是一大堆烈焰的遗存,就像一小堆余烬,你如果拨一拨它,它就会重新燃烧起来。

在这里,布罗茨基让曼德施塔姆夫人置身于傍晚厨房里阴暗的角落,然后突出她那里的三个亮点,即“烟头的微光和两只闪烁的眼睛”,然后再细写她的大披巾、她的“灰色脸庞和灰白的头发”,再点出这个组合隐喻的核心,即“她就像一堆烈焰的遗存”,这个隐喻是与布罗茨基在此文给出的曼德施塔姆夫人是“文化的遗孀”之命题相互呼应的。

在布罗茨基的整个创作中,诗和散文这两大体裁应该是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两者间似乎并无分明的主次地位或清晰的从属关系。至少是在布罗茨基来到西方之后,一如俄文和英文在布罗茨基语言实践中的并驾齐驱,散文和诗歌在布罗茨基的文学创作中也始终是比肩而立的。布罗茨基在阅读哈代的诗歌时感觉到一个乐趣,即能目睹哈代诗歌中“传统语汇”和“现代语汇”“始终在跳着双人舞”(《关爱无生命者》),在布罗茨基的散文中,我们也同样能看到这样的“双人舞”,只不过两位演员换成了他的诗歌语汇和散文语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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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玲]

标签:刘文飞 作家 布罗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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