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死不相别”的顾准之殇


来源:共识网

人参与 评论

 那是1974年一个特别寒冷的子夜——12月3日零点,时年59岁的顾准忍着子女“死不相别”伦常天理难容的冷酷,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顾准临终前曾倍加纠结,反复挣扎,幻想着七八年未能见上一面的5个嫡亲子女抬抬脚步即刻能来到病榻前的一幕终究未能如愿。5个年轻人像是吃错药似地颠覆了父子(女)间生离死别的情感逻辑,听任赐予他们生命,尽到养育之责的父亲在无比尖利的刺痛中绝望而去……

顾准之悲,顾准之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已为学界耆宿王元化、李慎之、吴敬琏,人文学者易中天、朱学勤,传媒界人士吴晓波、柴静等人的广泛关注。除了与顾准有着亦师亦友关系的吴敬琏外,由那么多骚人墨客、社会贤达出于人文担当与人性良知,为一个非亲非故,且已离世二十年的“陌生人”而唏嘘悲叹,这在娱乐明星、文化快餐、时尚达人大行其道的当下文化生态中,实属难得一见的人文景观。

父子(女)之间若非深仇大恨,绝不至于撂下“生不再见,死不相别”迹近神经错乱的狠话。

那么,顾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何至于家人与之恩断义绝,其身后所引发的社会生态、人文环境、伦常亲情等诸多思考又是怎么回事呢?

要我说,顾准是一个比较简单又相当聪明的人。因为简单,想啥说啥,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肚子里藏不住真话。人们通常把这类人归于待人处事了无心机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天赋特别好的士林翘楚(顺便说一句,顾氏5个子女天赋条件也相当优良,在各自专业领域小有声望)。因为天赋异禀,顾准难免会有不把别人当根葱,不在乎领导脸色的自以为是。对此,在一些“老人”看来,顾准即便不是“反党”,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无领导”。而更多的当时人则认为:“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经济管理)才干的人”。善于见貌辨色的胡乔木先生早年在评价顾准时说的那段并无恶意的话也许更为一语中的:“……这个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会掂量你的斤两。如果你没有水平,他会看不起你的。”

1952年,“很有能力”的顾准被剥夺了上海市财政局长的职务。原因是他不同意上级领导规定“民主评议”群众运动式的征税方法。

顾准的观点是,应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上海原本具有优良的财会制度,税制可以用查账解决。”顾准的意见没错,可是在错误的时机、错误的场合,在错误的决策面前,顾准坚守自己心目中的真理显然是十分地不识时务。因此,我说顾准是一个简单的、透明的、全无自我防卫意识的人并不为过。有道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民主与法制建设还很薄弱的社会生态中还真是基本靠谱的经验之谈。以世俗的眼光看,年届37岁的顾准白白葬送了自己在官场上的“锦绣前程”,完全属于上海人说的那种“拎勿清”。

官场上背运的顾准并未为自己的莽撞与犯忌而懊恼。相反,在那以后无所事事的两三年时间中,一头扎进了奥妙无穷的数学王国。顾准以他仅有的初中文化基础,硬是啃下了几何,代数,微积分……

“……顾准并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高中也没有上过。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毕业以后,就进入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时年仅12岁。但他刻苦自学,在19岁时就写成了一部会计学专着《银行会计》……可见,顾准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学成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老所长赵人伟先生在事隔二十多年后的祭悼文章中将顾准的相关背景作了高度的概括。

1955年,顾准去中央党校学习时才搁下了他两三年以来如醉如痴的高等数学的研习。为赶上并适应中央党校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学习氛围,顾准将自己的志业转向了大量研读西方史和中国史。由于原本有着良好的英文功底,顾准毫无障碍地直接捧读起原着。正是凭借这个优势,加上超常的自学能力和触类旁通的悟性,使其在经济学的天地里格外地得心应手。

顾准在解释自己对数学的迷恋时说,“(数学)逻辑只是工具”,而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在此后的几年中,顾准除了大量地阅读中外学术经典外,还先后翻译了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等经济学着作。撰写了《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学术论着。至此,顾准从曾经的司局级干部已完全蜕变为学养深厚,又具独立人格的经济学专家和人文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着名学者李慎之生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人说,自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这句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评语换成更直白的表述,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很多理论家都在游离于科学态度(今曰:科学发展观)之外的“空转”,唯有顾准在开动独立的思想机器,为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留下无可磨灭的印迹。可见,“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的顾准,确实不是浪得虚名。

同样是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对顾准的太太及子女而言,一个政府官员的头衔和经济学家的区别在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那种“大院”情愫的丢失。

大院情愫,简单说来就是对体制有强烈的依赖性。社会待遇与等级明显高于芸芸众生的胡同(上海人称弄堂)人家的顾准家眷很是在乎那种“大院”的感觉。年少时,我曾领略过被称之谓“大院”的干部家属小区,依外表情况看,不过就是被围墙圈起来,有门卫值班的大楼而已。

五十年代后期,顾准“被右派”后,与有着财政部商务司司长官衔的妻子汪璧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这对汪璧及子女们内心的“大院情愫”确实是一个难以抵挡的羞辱与威胁。和顾准同样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出身的汪璧尽管在一定的场合以坚强的态度表示:顾准主要是“嘴不好”,“说了些别人不敢说或不会明说的话”。但在相信自己丈夫的清白和接受组织对顾准的惩罚之间,汪璧所表现出的惊悸、慌乱,甚至是愠怒与失控,直接影响并造成其子女与顾准“生不再见,死不相别”的错乱后果。


相关新闻:

[责任编辑:王军]

标签:顾准 文革

人参与 评论

凤凰读书官方微信

0
凤凰新闻 天天有料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