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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国:英雄肝胆 儿女心肠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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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严重饥荒。中科院院部担心下放在商城的人会逐渐饿死,1959年底发来通知,要商城大队统统返回北京,等候调往新的劳动基地。

1月20日晚,顾准和中科院下放人员,乘火车回到了北京。他在南口火车站下车,望了望首都一片歌舞升平的气氛,还没有拆除的国庆十周年庆祝横匾和大红宫灯……像在商城农村一样,用一根长扁担挑起自己发黑的行李,慢慢向家摸去。

几天后,休整了一番的顾准,从家中外出去看北京。他来到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一眼就看见了报纸上早已介绍过多回,为迎接国庆十周年盛大庆典而建造的“十大建筑”。“十大建筑”之首是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顾准望着这个冠以“人民”二字的苏式宫殿型建筑,便想起商城和信阳活活饿死在公路上的无数老百姓……

顾准回到北京后,他已经很难和在首都祥和气氛中生活的大多数人找到共同语言。那时,他惟一能对之倾吐心里话的就是妻子。汪璧虽然不知道该如何“全面看待”顾准所说的骇人听闻的情况,但是,她相信顾准说的句句都是实情,也为之震动、忧虑和深深的困惑。有时候,内心积压着愤闷的顾准实在憋熬不住,也会在母亲和孩子们面前,情不自禁地透露一些商城见闻。孩子们都以极其惊异和完全不解的目光,望着劳改回来的父亲。父亲嘴巴里的可怕事件和他的愤怒谴责,与子女们在报纸上看到的美好报道,从学校里听来的“正统”宣传,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啊!

当顾准在长女顾淑林面前直言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弊端,毫不留情地批评“三面红旗”,当顾准尖锐指出,再伟大的革命思想,也要通过社会实践、科学实验,检验其基本理论是否正确时,纯洁而理想化的少女,自觉地站在维护革命事业以及党和领袖威信的崇高立场,与父亲大吵了一架。爱女激烈而“严正”的态度,大大地伤了顾准的心。从此以后,顾准虽然尽力关心子女的健康与成长,在他们面前的话语却明显减少了。除了汪璧,已没有第二个人能听到他的心声。

顾准为了保护子女的前途,爽性与汪璧议定,今后就让子女把他作为一个“反党右派”来看待,让子女和主流文化融为一体。

1960年2月,春节过后,中科院通知顾准,由于他改造有成绩,决定调他去院属清河饲养场协助工作。

因为顾准已痛楚地决定,让子女和他划清界线,在清河这两年,他便有意不在节、假日子女全日在家时回去,而选平常补休,或偶尔得到购买鸡鸭菜蔬等紧俏食品的机会,才回家给孩子们送上一些吃的,帮助他们在饥荒时期增加营养。就是在家里短住,他也只是闭门读书,假装对家中的一切都不闻不问,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争执。

1961年春节到来之前,汪璧早早地写信告诉顾准,他在上海的大嫂杨履洁和德州的七弟陈吉士,都将来北京过年,希望与顾准在家里见面。可是,顾准考虑再三,却仍然没有回家过年。他宁愿孤独地留在饲养场担任留守人员,忍受情感的强烈煎熬。他深深地感到,自己已经成为家族中贡献最小,而负面影响最大的人,理应尽量回避,减少亲属们政治上受牵连的麻烦。

由于抑郁和孤独,顾准平日愈加少开口了,仿佛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他来议论。甚至连过春节也留在农场里加班工作。使组织上觉得,顾准确实已经改造好了,完全可以摘掉帽子了。

1961年11月初,中科院正式通知顾准,经院党组讨论,决定摘去他的“右派”帽子,但是按照有关规定,不予恢复党籍。

顾准到底有没有改造好?只有他自己知道。

顾准带着一大摞笔记、文稿和书籍回到家里。他站在欢迎他的家人面前,既像自言自语,又像郑重声明一般,大声说道:“我不反对『三面红旗』?胡说八道!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顾逸东接受采访时笑着说:“父亲显然希望,起码有几个人能知道他的真实思想。我至今还记得父亲那天在家里说这句『黑话』时,庄重的神色和冷峻的口气。”

1962年5月回到经济所后,顾准的工资增加到每月一百五十元。他把绝大多数工资都交给妻子统一使用,自己只用一点点零用钱。但是,他觉得这样还不足以补偿过去四年对家人未尽的义务,内心依然怀有强烈的欠债感。为了能对家庭多作贡献,使受他牵连而吃苦多年的子女多一点幸福,他开始在研究工作之余,大量翻译国外文献,企图像30年代一样,通过笔耕增加收入,贴补家庭。为了早日拿到稿费,顾准经常通宵达旦,乐此不疲。无论那些社科文献如何艰涩难译,他一想到子女生活读书将因此得益,笔下便有了力量,心头甘之如饴。

1964年,也有一个“不平常的夏季”,说起来实在令人喟叹,顾准自从1962年5月返回经济所,至1964年10月再次被揪出来,只过了两年零四个月安稳日子!

好在顾准已是“老运动员”。为了不让鹰犬们抓住更多的把柄,自己早已开始“清理”东西了。顾准痛下决心,把多年积存的所有手稿和笔记统统销毁。他惟恐在家中火烧,浓烟会引起邻居们的注意,只得用水沤的方法,把字纸浸泡在浴缸里,然后揉烂,用抽水马桶一批批冲掉。由于顾准需要销毁的材料非常多,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汪璧和老母亲都参加了与审查者抢时间的行动。由于她们曾多次在地下工作中,一边分辨警报的远近,一边协助顾准紧急销毁革命材料,干起这种事情非常有经验。

9月17日,顾准拖着沉重不堪的步子,去单位里听最后处理决定:经各级党组织研究决定,给顾准重新戴上“反党右派”帽子。顾准再一次沦为“党和人民的敌人”,成为“敌我矛盾”。

顾准踽踽地回到家里。他用极其不安的口吻,低声对妻子说:“对不起你们,又戴了右派帽子。这个家,我顾不了了,今后都得靠你了……”丈夫刚摘帽,却又变成阶级斗争中的“罪人”。汪璧间言痛苦不堪,精神上简直无法承受。

据顾逸东接受采访时回忆:“那天家里的气氛,真是压抑极了。父亲的脸色非常不好,母亲忧心如焚。而我们几个孩子获知大难又一次降临到我们家里,紧张得不知所措。父亲和母亲关着门在房里小声谈话,声音很轻,我们在门外,只能听到父亲说的那几句话:『对不起你们……』父亲那时的心情一定是双重的难受,他一定是难受极了。而母亲,大概已经绝望得失去了生的勇气……”

顾准戴帽后,只准在家呆两天。9月19日清晨,顾准默默地告别妻儿,背上铺盖卷,被强行遣送到北京郊区房山县周口店强迫劳动。

直到1966年1月18日,是阴历小年夜,顾准获准回家去过春节。对于这次回家过年,顾准的内心充满矛盾。以他现在的“极右派”身份,与日益高涨、越来越“左”的革命气氛,实在不协调。对于那天的经过情况,他有一段追述:“到家在下午,汪璧还未回来,在家的孩子没有一个理我的。晚上,汪璧提出离婚,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忍受感情上的牵思,痛快地同意了。”

顾逸东对这段极其伤痛的往事,流着眼泪进行了回忆:“母亲和父亲的感情一向很好,但是,母亲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如何对待父亲的政治问题上,内心处于极大的矛盾中。母亲性格内向,总带一点忧郁。父亲第二次打成『右派』,母亲精神压力一直很大,几乎天天忧心忡忡。说老实话,她虽然爱我父亲,却并不能理解他的深邃思想。毛主席是领袖,发出了革命大批判号召。母亲在孩子们面前,只能按照党的要求『正面』说话,譬如:『党早已说明,『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是少数,你们的父亲嘴不好。你们要和父亲划清界限……』而我们做子女的,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也有我们永远无法挽回的后悔……”

最理解汪璧的还是顾准。他深深地知道,伴随了他数十年的这个女人,既是好妻子,也是好母亲,更是好党员。他最了解她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只是,他和她却已经表现为两种忠诚。在两种忠诚不能并容的这个社会,汪璧的内心已经淤塞着无穷无尽的苦痛,布满了层层叠叠的伤痕。如今,她幻想继续做好妻子、好母亲、好党员,三者统一绝无可能。如今,只有他咬着牙离去,独自承受苦难,做出牺牲,才能使不幸的妻儿得到安宁。他决定等着江璧,等她十年,让她休息,让她想一想……当然,他也要等世道的变化;他绝不相信中国永远这样。顾准便是出于这种心态,答应离婚。他心里依然挚爱妻子,也原谅她。因此,顾准至死从未指责过江璧一句,却总说自己欠债于她。

第二天,即是中国人全家大团圆的年三十。顾准一整天都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地帮汪璧烧饭做菜。他亲自掌勺,为家人制做了一大桌节日菜肴。这是他们全家人最后一次团聚,也是他与汪璧三十年恩爱夫妻的告别聚会!汪璧只是一个劲配合,任悲伤的泪水在心中流淌。

对那次不堪回首的春节,高粱接受采访时说:“1966年那个春节,表面看来还是融洽和平静的。春节过后,父亲便离家去周口店。父亲出门的时候,我的弟弟、妹妹正在拌嘴。父亲回过头,大吼了一声:『还吵什么?你们没爹啦!』这真是很惨很惨的一幕!母亲为了我们孩子这样做,内心非常痛苦,母亲曾痛苦不堪地对我说过:『你们现在不可能懂,结婚以后才能知道,夫妻之间是什么感情!』母亲和父亲感情一直很好,却被政治运动逼到这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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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军]

标签:顾准 高建国 文革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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