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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


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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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避免的厄运 

但是,丁玲在建国后的厄运却是无法避免的。毛是“君师合一”型的领袖,特别重视全民思想的改造和重建,在建国初建立革命意识形态新秩序的大变革的阶段,毛都是事无巨细,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他派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的身份统领中宣部,领导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以后又指示胡乔木别管文艺界的工作,委任周扬统领全国文艺界。虽然丁玲和最高领袖的意图并不冲突,她在建国初的几次批判文艺界“错误思想”的运动中都是冲锋在前,十分积极的,丁玲在执掌《文艺报》期间,该杂志对许多作家的作品进行了非常粗暴的批评,引起作家的众怒,那时丁玲的思想之左,比周扬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为什么她还是难逃厄运?

这是因为原国统区的文人、教授都比较老实,置身在建国初万众振奋,新中国气象万千的历史转折的关头,他们看到那些来自延安和其它革命根据地的“老革命”、“老干部”,许多人的内心都有很深的歉疚感,革命理论家用“立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曾经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服务”等几个概念,就很容易把他们引导到“思想改造”之路。在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费孝通、金岳霖、梁思成、周培源等著名学者都纷纷表示要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一些著名的大作家,像茅盾、曹禺、老舍、叶圣陶、李劼人等,也都根据革命意识形态的标准,对自己过去的成名作作出修改。相比较而言,比较不顺手的反而是那些自认为对革命有功的左派,如胡风,丁玲、冯雪峰等。

长期以来,丁玲就陷入了写作和做官的两难之间,经过整风运动,在“工农最有知识,知识分子比较没有知识”的新型对应性思维认识框架下,最明智的选择莫过于转换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干革命的实务,才是“干革命”的正途。当然那个年代的共产党员,一切服从组织需要,“党叫干啥就干啥”,可是事实上还是存在着某种革命工作的高低排序的,以革命的实务而言,做军队工作和保卫工作,最受组织的信任;做根据地的党和政权的工作,甚至是财经工作,也是重要和光荣的;做宣传文化教育工作,责任重大,受上级耳提面命的机会多,但犯错误的几率也高,负责同志还好,他们虽然也要改造思想,但毕竟更肩负改造下属同志的思想的责任。至于那些干文字活儿的普通记者、作家,画家,虽然在进城后都是各级文宣、教育单位的负责干部,但是在那时,却是“思想改造”的重点人群,在某些有“大军事主义”思想的同志眼中,他们也就和吹拉弹唱的文工团员同在一个系列了。

丁玲本来是有可能干革命的实务的,1936年秋冬她到达陕北后,毛征求她对工作的意见,丁玲说要去红军,毛就委任她做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但正如西谚所说,“性格即人”,丁玲从本质上做不了“官”。抗战后去延安的一些左翼文人,因各种原因离开了文艺工作者的队伍,转型为职业党干部,以后的命运都相对较好,但是丁玲的个性和写作爱好使她永远当不成一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一方面,丁玲非常尊敬领袖和其他中央领导;另一方面,她总是去不掉身上的知识分子的味儿,以为自己是在最艰苦的年代投奔陕北,和中央领导同志是患难之交,所以她很难像其他人一样,摆正关系,在领导面前毕恭毕敬,而是有啥说啥,放言无忌。丁玲也一直留恋她的作家的声名,始终不能忘怀她的写作。而那些转业做党的工作或军队工作的同志,无不很快找到了自己在革命队伍上下级关系中的位置和一套报告、立正、敬礼等礼仪程序。以后当人们得知他们在青年时代还写过诗和小说,有的还是“左联”成员,无不大吃一惊。因为这些负责干部的言谈、性格和作派都已彻底转换,再无一丝文化人的味儿,他们更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还曾是文化人。丁玲的“问题”就是她的个性和她的写作,她希望以笔为枪,成为革命的主角,可是一写作就当不成革命的主角,她个人是没办法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可以帮助她摆脱这个困境的就是革命领袖的欣赏和保护。

革命领袖对丁玲确实是爱护和关心的,但同时也是严格要求的,说到底,革命领袖对丁玲的亲善和反感都是政治化的,是超越个人关系而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的。1936年,丁玲到陕北苏区,毛真诚欢迎,是那时党需要像丁玲这样的大作家来增加党的声光;建国初,毛要教育、改造原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用的就是周扬、丁玲这批延安文化人。但是建国后的丁玲并不令领袖满意:尽管经过延安整风的洗礼,但是丁玲的“自由主义”仍然很强,太好出风头,有所谓“明星意识”。丁玲更没有周扬那么顺手,很难驾驭,不符合“驯服工具”的标准。而文坛只能有一个“圣旨”宣达人,领袖绝无可能舍周扬而用丁玲。更重要的是建立意识形态的新秩序,不可能在风平浪静中进行,所谓“不破不立”,批判一两个原国统区的作家,文人,对社会的震动不大,而把大名鼎鼎的左派文人胡风和他的“同伙”定为“反革命集团”,再揪出党内的大作家丁玲,则可以让全国的知识分子受到震动,使他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大大有利于意识形态新秩序的建立和巩固。

1954年《文艺报》“压制小人物”正好是一个突破口,善于捕捉战机的最高领袖迅速抓住此事,再把战线扩大和延伸。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看到的只是周扬冲锋在前,听到的是他声色俱厉地批判丁玲、冯雪峰,却长久不知道在周扬的后面还有最高领袖的身影。一份当年亲历者的材料透露,1956年冬在中宣部复议丁玲申诉的一次会议上,周扬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在周扬讲这番话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在场,他没有对周扬的话表示异议和反对,而了解周扬的人都知道,以周扬个性、作风和他对毛的尊从,他绝无胆量捏造毛的讲话(于光远:《周扬和我》,第19-20页)。由此可见,“丁、陈反党集团案”的真正决策者还是最高领袖。毛何等细心,对往年旧事都记得清清楚楚,连冯雪峰十年前写的寓言都翻出来,当然不会忘记丁玲在1942年写的《三八节有感》。老人家顺手一并收拾:先用“丁、陈反党集团案”废掉了丁玲,反右时再废了冯雪峰。1958年初,老人家亲自动笔,写了那篇尤如重磅炸弹,置丁玲于绝境的《再批判》,新账,老账一起算,把当年他称赞过的“文小姐”、“武将军”一下打入了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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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媛]

标签:高华 丁玲 革命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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