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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论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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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孔子

顾准

1.你提的,“一旦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不是归周”,确实打中了孔子的要害。

孔子梦想的是西周秩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具体一点说,他梦想的是一个周天王在发号施令,这个周天王下面有等级森严的一套贵族、诸侯、卿、大夫。从天王到大夫,尊贵的等级有差别,然而他们都不同于庶人,是庶人之上的一个贵族阶级,他们的尊严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维持这套秩序的办法是正名,是教化。从孝弟开始的教化,使得庶人对贵族和贵族阶级上下相互之间都井然有序,贵贱有别,就像儿子对父亲,幼弟对长兄一样。问题在于,在春秋的大乱之世,礼乐崩坏,兼并盛行,犯上作乱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的时候,怎么办?孔子在《春秋》中虽然“天王”长“天王”短,晋文公召周王到河阳,他还要写成“天王狩于河阳”,但却肚里有数,这个天王不行了,“我其为东周乎”,要另起炉灶,弄出至尊的偶像,旁边有一个事实上至强的霸(主)。所以所谓东周,是把鲁弄成霸主,或者干脆称天王来代替周王朝了。公山不狃和佛(xi1) 见召,他跃跃欲试,无非是想以此为开端来建立这个霸业。当鲁司寇后杀少正卯,隳三都,无非是削平三桓(鲁的公族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先尊公室,然后强鲁称霸。周游列国,到处留心政治,无非是想看看有什么机会“出售”他的一套政治主张。

在这里,他的政治主张,和他达到这种主张的手段是矛盾的。手段是仁、恕、目的是霸业,你批评得很中肯,仁、恕一套谁也不会听他的,不过他若真的当起权来,他的做法其实和管仲、商鞅是一样的。杀少正卯,隳三都,已见端倪。他自己心里明白,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教化芸芸众生的,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芟除异己是不行的。他对管仲的称道,已经为我们当代人的“大节小节论”做了榜样了。

孔子对秦政的称道,和荀况的称道是一模一样的。虽然称道的对象,在孔子是大胆用了五羊大夫的缪公,在荀况是用了商鞅的孝公及其后诸王。

后代史家,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一直是内法(或荀)而外孔,以孔做羊肉,挂招牌,以荀或法做实际。这一套其实开始于孔子本人。

这是孔子本人的言论与行动的矛盾及其必然的结论。中国历史正好符合于这个逻辑。

比较起来,孟轲比孔子要“一以贯之”得多。孟轲强调仁义,不惜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又次之”,以及“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若寇仇”的结论。这种结论,是孔子绝对不会达到的。这就是他的归宿必然是法家的道理。孔子的嫡传是荀况,荀孟对立其实就是孔孟对立。

2.但是,根据以上矛盾,说孔子就是一个假仁假义的人,那不免把他过分小丑化了。在我看来,他对他自己的思想是忠实的,他栖栖遑遑过一生,悲叹自己没有机会行道,并不是“仅仅为了面包”。为了证实这一点,不妨把他和苏秦、张仪对比一下。

他有许多庸俗的话,“学而优则士”,“耕馁,学禄”这类都是。但是这是专制体制下官僚机构盛行的一般意识形态,孔子以前一千多年的古埃及的“文士”教训他的儿子,说的话,和孔子这些话,连措词都差不多。再说,他带那么一大帮学生,事实上靠他们吃饭,他能不为这个子曰店做做广告吗?

要不落到这个陈套中去,在古代条件下,唯有个人主义盛行的政制才行。我现在动动就说希腊。 早期古希腊执政者是土地贵族,国家是蕞尔小邦 的城邦,当官的是荣誉职不支薪饷,要发财,你去航海,你去开辟新殖民地,你去做买卖,别在现成的一锅饭中去跟别人争更大的份额。学问不是“货予帝王家”换口饭吃的玩意,而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活动,这才能够产生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视自己内心世界的思想家。专制政治不可能设想这种知识的出路,知识无非“求禄”,你能怪孔子吗?

你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用语“禄蠹”来批评孔子。贾宝玉不做禄蠹,只好出家。我又要问,“娜拉走后怎样”--出家以后怎样?如果活下去,而且还要维持一种清高的生活,怎么办?

要不做禄蠹,要有一种合适的社会条件。不同于古希腊的现在条件是,尊重每个人的事业,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动。居里夫人的科学业绩,一个诗人的好诗,都受人尊重,政治家的地位不比科学家高。当然,这又是精神贵族的语言,而且,说老实话,我承认,清洁夫的工作,怎么样也不会受人尊重得和教授一样。我老实承认,我的平等主义,对待清洁夫是怜悯而不是尊重。不过,无论如何比一切人都俯伏在天王或公室前面要好得多吧?

3.关于“信”,你的评论也十分尖刻。但是,“民无信不立”之信,和“言必信,行必果”之信恐怕意义并不一样。一是政令之信,一是待人之信。政令之信是商鞅植木悬赏之信;待人接物之信,其必须遵守的程度恐怕确实与此有差别。当然,如果待人接物中提倡背信弃义,那是应该谴责的,但是把待人接物之信提高到政令之信,或者把政令之信降低到待人接物之信也未必妥当。而且,政令之信的重要性,我们不是亲身体会过的吗?

4.还有一个小问题。四书朱注,是朱熹的着作而不是孔子的着作。凡朱注中如“义理”、“夫理人欲”之类的东西,完全是另外一种哲学体系,以此解孔是不行的。

5.我还发一个奇想。孔子求售的地方,鲁、宋、卫、陈、蔡、都是周的中心地区而不是僻地(到过齐,那是由田氏代齐前夜,齐景公实在不象样)。战国的强国,秦、晋--后来的赵、齐、楚,都是边缘区,中心故国,全被并吞。并吞了中心地区的魏强盛过一时,到最后还有一个信陵君,那也是继承了自称为狄的晋的遗业的。

孔子不到边邦去求售,他的“周”要是“东周”,最好是建立在殷的故地,周公后裔的鲁,也是目的与手段矛盾的一例。普鲁士、奥地利都是日耳曼的边邦,苏联与美国, 500年前在世界上不占地位,新的历史往往是在新地方开头的,满脑子旧秩序的孔子是不懂得这一点的。

6.“父为子隐”一条,与“举直错诸枉”诚然是矛盾的,然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并不矛盾。历来的评论家,都把孔老二的“爱有差等”、“能近取比”

列为他思想体系的重要前提。既然他的“天下国家”是家庭的推广,他当然要把家庭中的“团结”列为一切“团结”的前提,所谓“以孝治天下”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姑不说父亲揭发儿子的隐私,儿子揭发父亲的隐私起码是大逆不道的。

孔子的这个前提与西方政治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你那儿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城邦中的结合是达到至善的唯一途径。其实,唯有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现在天天在嚷嚷的“集体主义”才算找到了根据。若以家庭为出发,向外推,推到天下国家,一旦忠孝不能两全,你取舍据何标准?而且,君臣一伦不过是父子一伦的推广。这还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不可推辞的义务,其间又哪里能够引申出什么集体主义来?历来的思想家认为中国人的统治哲学是“父道主义”,即抚百姓如抚赤子,中国人的义务观念,脱不了对另一个人的忠孝。这是中国人团结不起来,一盘散沙的根源。现在的人,谈到个人责任的时候,总把“国家”

放在第一位,这是政治与伦理哲学的根本前提已经变了的证据。然而评孔子的人,却很少评到这一条。也许因为要痛斥“忠君”,又有点投鼠忌器之故。

7.你的两篇东西并非思想批判,而是人物评传性质。孔子这个偶像应该打倒,写他的评传,可以把他小丑化,你的评传似乎也有点这种倾向。这两份评传,机智隽永,比“时论”深刻多了。但是我不免有点因其过分“时论化”而略感遗憾。这是难免的,因为你手头的书太少,比如《春秋》三传,是理解孔子思想体系的历史背景的基础,你手头并无此书,关于孔的身世言行,大体只能根据《史记》的《孔子世家》和《论语》之类的注解,所写只能是随笔。从随笔开头,当然会一步一步深入下去。

我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总有拿西方为标准来评论中国的倾向,所以老是说要读点西方史。对此我也有我的辩解:若无欧风东渐,五四运动何能掀起,孔子怎能打得倒?科学与民主我们还是太少。第三世界的兴起,若靠传统的老本钱,我看还有问题。沙特阿拉伯的巴鲁迪曾经慷慨陈词,西方人打到东方去结果还是要滚蛋,这诚然是历史事实。但是,穆罕默德也曾带领第三世界西面打到法国的西班牙边境,东面打到匈牙利的边境,到底这个第三世界还是在发源于“航海、商业、殖民”之上的“科学与民主”前面比下去了。可不能忘掉“内因论”啊!

1974年4月14日16时

选自《顾准全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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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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