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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伯伯的交往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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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老照片》杂志社约稿,对《母亲》一文作了大幅修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老友关慎捷先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修改意见,使作者能够大大拓展文章的广度和深度,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文\徐方

母亲张纯音出身于书香门第。我的外曾祖父程树德是近代著名中国法律史学家,上世纪初由清廷公派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归国后任翰林院编修。其代表作《九朝律考》被翻译成十几国外文,是研究中国法律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我的外祖父张耀翔早年考取“庚款”留学,由清华学堂保送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0年获心理学硕士学位后归国,开创了中国心理学专业,并亲任中国心理学会首任会长。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心理学第一人”我的外祖母程俊英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是李大钊、胡适的亲灸弟子。她深受新思潮影响,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与庐隐、王世瑛、陈定秀等三位女性并称为“五四四公子”正是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母亲很早就具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对各种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从不苟同俗见、随波逐流。

1943年,母亲考取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1956年经郑振铎推荐,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年29岁。

初相识

母亲与顾准伯伯相识于1962年。顾于1958年被下放到农村劳改,4年后摘掉右派帽子,再次来到经济所。当时经济所的办公地点在三里河经委大楼,管理得相当好,整洁而有序。母亲所在的办公室里有一张白色木制单人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供研究人员午休用。顾准伯伯回到所里第一天上班,在后勤人员的陪同下,到各办公室转转,跟大家见见面。他走进母亲的办公室,环视了一下房间,高兴地往床上一躺,说:“哈,没想到我这个穷小子一跤跌到了青云里!”当别人介绍说:“这位是张纯音同志”时,他说:“哦,你就是张纯音啊。告诉你,我还是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母亲年轻好胜,回了一句:“我也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

原来事情始于1956年,当时的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安排顾准去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任副主任,并根据顾准自己的要求兼做经济所的研究工作。而顾准在经济所的研究工作,深入探讨了当时的一些理论禁区,并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发表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上。该文主张通过经济核算的手段来达到最大的经济效果,提高效率,以市场价格、市场规律调节生产。文章指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学界还从未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正是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使顾准逝世二十年后,获得了“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的美誉,而在当时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邪恶异端。1957年开展的反右运动中,《试论》一文中的观点被定性为严重的右派言论,成了顾准的罪状之一;另一项罪名是“反苏”。他在综考会时,参加了中苏联合考察队,赴黑龙江探讨两国合作利用水力资源。

那时正值“一边倒”时期,别人见到苏联专家一般都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可顾准为了维护祖国利益,在坝址的选择上与苏方针锋相对,争执得很厉害,还对苏联专家傲慢无礼的态度表示不满。他的这些言行被人打了小报告。当时兼任文教系统领导的康生,在看到顾准的材料后,当众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康生这一表态,把顾准划成右派就成了不可更改的组织决定。①

1957年母亲刚到经济所不久,顾准就被划成了右派。经济所要对他的右派言论进行“消毒”,上方给母亲布置了一项任务:写文章批判顾准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当时母亲很年轻,刚三十出头,属于进步青年一类。很快,由她主笔写出了一篇奉命文字,标题为《驳斥顾准关于价值规律的修正主义观点》,刊登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上。多年后,当母亲和顾准伯伯一起回忆起母亲写的那篇批判文章,顾伯伯哈哈大笑说:“咱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顾准1962年回到经济所后,被安排到政治经济学组工作,恰好与母亲同在一组。通过接触,母亲逐渐认识到顾准这个人非同凡响:他头脑清楚、看问题敏锐、知识渊博。特别是他在治学方面刻苦认真的态度,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前顾准在翻译西方经济学名著时,常碰到一些数学公式。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他借了一本很厚的高等数学,不厌其烦地一道道习题进行演算。这种刻苦治学精神在老干部中殊不多见。②

给母亲印象特别深的还有顾准那铮铮铁骨。“文革”初期,顾准受到更大的冲击,红卫兵勒令他们这些“牛鬼蛇神”交代自己的罪行。别人都小心翼翼把写好的交代材料贴到布告栏上;唯独顾准只在一张稿纸上写了两个大大的字:“读史”,便贴了上去。造反派将他痛打一顿,责问为何要这么写。他说:“因为最近什么都没干,只读了些史书。”事后他对母亲讲:“眼见那些红卫兵到处打、砸、抢、抄家,这些将来都得写进历史。我倒要看看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中国向何处去……”母亲认为顾准在文革初期写下“读史”这两个字,说明他当时就已经理性地看待文革。

据母亲讲:顾准做事非常讲原则,从不畏惧强权。“文革”中他给前来外调的人和给本所的人先后写了几十万字的交代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每句话都实事求是,从不为了讨好某人,或夹杂个人恩怨而写不负责任的话。从1967年3月起,找顾准外调的人逐渐增多,1968年冬达到高潮,最多时一天就要应对三、四拨前来外调的人。当时如果不顺着他们的口径来讲,就要吃苦头。一次,有几个红卫兵来到经济所,要求顾准写一份材料,说明上海某人过去曾和国民党有瓜葛。可他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当时红卫兵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让红卫兵一连串打了十几个耳光。红卫兵见顾准怒目而视,也就打不下去了。后来顾准给他们的材料仍然坚持写不知道这件事。③

母亲是个仗义豪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两条:一是德,二是才。绝不因朋友的荣辱升降而有所改变。文革期间,孙冶方、骆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学者挨整,她曾多次暗中帮助过他们。顾准那刚直不阿的品质与渊博的学识令母亲折服,跟他成为好友,直到他去世。

文革初期,顾准被隔离审查,存款冻结,每月只发给二十元生活费。母亲想到他既要吃饭,又要抽烟,经济上一定非常拮据。于是趁没人的时候,偷偷在他办公桌上放了八十元钱。当时八十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接近她一个月的工资。1972年他们从干校回到北京后,顾准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一次他拿出八十元,说:“这钱还给你。”母亲觉得奇怪:“你怎么知道那钱是我放的?”他说:“我当然知道,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人。”他还说:“这钱真是及时雨,当时我都险些没钱吃饭了,几次想找你借,只是不好意思开口……”

1969年春节过后,顾准随同其他监管对象,被押送到位于建国门外的学部大院接受隔离审查。他虽然在此之前已被迫与夫人汪碧离婚,子女又都跟他断绝了关系,可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他深爱着的妻子、儿女,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与妻子破镜重圆。

1969年11月初,学部正式宣布要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经济所作为“先遣队”,将于11月16日出发。此时,顾准并不知道妻子已于一年多前自杀身亡,仍一再写申请要求在走之前与妻子见上一面。对于所领导、工宣队的支吾、搪塞,他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意识到他的秀(汪碧)或许已不在人世。他急迫地对连指导员杨清华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领导这才对他说了实话。汪碧的死讯,对顾准犹如晴天霹雳,悲伤欲绝。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凄惨地写到:“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我此时只想知道她死时的情况。赵说,他们帮我找找,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④

顾准接下来恳求军宣队帮他找一下大女儿稖头(顾淑林),希望在走之前跟她见一面,一起在外面吃顿饭,顺便了解一下亲人的消息。军宣队领导同意了,派人去和稖头联系,可她竟拒绝会见。⑤孩子的绝情,对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经历干校

学部下干校,母亲带上了我。那年我只有15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母亲为了让我了解顾准伯伯,同她一道照顾这位老朋友,跟我讲述了许多关于伯伯的事:他的人品、他的学问,以及他所遭遇的种种不幸。

母亲说她第一次知道顾准这个名字,是在解放初期的上海。那时顾准任上海税务局长,三天两头签发关于税收的公告,满大街贴的都是署名“顾准”的告示,他被人们戏称为“布告局长”。没想到这位“布告局长”不久之后就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撤职,落难后两度来到经济所,再后来竟成为她的好朋友。

对于母亲描述顾准这个右派是“第一流的德和才”,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她以前就曾跟我说过,右派分子往往是一些耿直且德才兼备的好人。你姨姥姥和舅公就是右派,他们不都是人品好、学问高的好人吗?对于母亲帮助落难学者,我更不感到意外。她的善良和乐于助人在亲友、同事当中是有名的。

记得刚下干校那会儿,一天夜晚下着小雨,母亲开完会往宿舍走。这时,她看到老经济学家骆耕漠被困在遍布积水的泥路上。骆老是个知识分子老干部,某些方面很像顾准伯伯:早年参加革命,没上过大学,是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他解放后曾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1958年因潘、杨事件受牵连,被削去职务,贬到经济所。文革期间更被打成“走资派、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冠以“叛徒、特务”嫌疑,一直挨整,没人敢跟他沾边儿。他患有严重的青光眼,几近失明。东岳是粘土地,天一下雨,道路就变得异常泥泞。正所谓:下雨一泡脓,天晴一片铜。骆伯伯穿的是雨鞋,一脚踩到泥水里,抬腿时脚出来了,鞋却粘在地上。如果换了别人,自己可以把鞋子拔出来。可骆伯伯眼睛看不见,根本找不到鞋,在泥水中不知已经站了多久,却无人相助。母亲见状,赶紧上前,帮他把鞋子从泥水中捞出,套在脚上。她知道骆老视力极差,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告诉他雨夜行走千万别往亮处踩。因为亮处都是水,之所以发亮,是因为反射了月光。

九十年代初,骆老在接受《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的采访时谈到这样一件事:干校期间,他因挨整被彻底孤立,没有一个人敢跟他说话,只有张纯音悄悄对他说:“我知道你的为人,绝不可能是叛徒、特务,你可千万要挺住啊!”⑥几年后,高建国见到笔者,谈到那次采访。他说骆老讲那件事时老泪纵横、激动不已,说:“当时我被整得昏天黑地,甚至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好人了。张纯音的那句话对我是多大的安慰啊!”

刚下干校时,政治气氛左得出奇。顾准伯伯是监管对象,经常挨斗,处境极为恶劣。而母亲却冒着受牵连的危险,继续暗中与他来往。

顾伯伯的胞弟陈敏之在他故去后撰文这样记述:“五哥生前就曾告诉过我:1969年11月经济所从北京搬去河南息县时,他正是刚刚获悉五嫂(汪碧)去世已经一年多,稖头拒绝和五哥会见,不仅是精神上受到最严重打击的时候,也是生活上最艰苦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纯音同志和他的女儿咪咪给予五哥最难得的关心和照顾……”⑦

干校初期伙食特别差。母亲考虑到顾伯伯身体不好,一定需要营养补充。而我们下来之前料到干校生活会很艰苦,带了不少奶粉、肉罐头等食品。于是母亲想到给顾伯伯送去一些。当时做这样的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被抓住,扣上一顶与监管对象勾勾搭搭的帽子。在那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轻则大小会点名批判,重则隔离审查,失去人身自由。于是母亲想让我去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会像大人那么惹眼。我那时已经懂事,对顾伯伯的种种遭遇深感同情,很愿意做这件事。记得我每次送的时候都紧张得要死,心都快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了,感觉像是地下党在做接头工作。

刚下干校不久,顾伯伯来向母亲借布票。当时买布除了要花钱,还得用布票。可伯伯自己平时积攒的布票有限,还差一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借张纯音布票二尺,买维尼纶混纺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维尼纶混纺布,枕套被里都是。这次整理起来的被服,大体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服丧从白,自古礼也……”⑧原来顾伯伯很想悼念亡妻汪碧。可在那个极左、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他既不可能穿孝服,也不可能戴黑纱,于是想到多买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这种方式来寄托哀思。

母亲曾跟我提到这样一件事: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然后是党内普通干部,最后到一般群众。但对“牛鬼蛇神”还是保密。一天,母亲要将一只箱子送到火车站托运。她自己弄不了,请所里派人帮忙,结果派来的人恰好是顾伯伯。他拉着一辆架子车,把箱子放在车上。一路上他们在边走边聊,母亲趁此机会把林彪事件跟他讲了。他说:“我对党内派系斗争的来龙去脉很清楚,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亦师亦友

1972年10月,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这是一座U字形两层的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顾伯伯有家不能归,也住在这一层楼上。本来跟他同住一室的还有经济所李学曾。李在北京大概还有其他住处,多数时间都不在,故那个12平方米的房间实际上是顾伯伯一个人住。自1966年文革开始他被隔离审查,到从干回到北京,伯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他的住室在八号楼二层西侧最南端,离我家非常近,出门沿过道往北走,经过几个房门往东一拐就是我家。

位于八号楼南边的七号楼,是一座一字型两层的筒子楼,也用来安置从干校回来的“无家可归者”。钱钟书先生与夫人杨绛就住在七号楼一层。他们家的后窗正对着我家的前窗,夏天的时候他们常打开后窗通风。我弟弟是智障者,不懂事,有时在家里拉开喉咙放声高歌。每当这时,钱先生家的后窗很快就会关上,可他们从来不找我家提意见。一次我在大院里碰到钱钟书先生,他操着带有无锡口音的普通话,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令弟的歌喉不错啊!”听得我差点儿憋不住笑出来。

这时运动重点是清查“五一六”,人们忙着打派仗,顾不上这些“死老虎”。顾准伯伯便利用这难得的安宁,开始着手他那庞大的探索研究。

这段时间是母亲与顾伯伯交往最多的阶段,几乎每天都与他长谈。伯伯白天去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写读书笔记,晚上跟母亲谈他的思想、他的写作计划、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他说很喜欢这样的谈天,等于梳理思想。母亲常对他的一些精辟见解赞叹不已,称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对他学问的评价:一是博,二是深。有时母亲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于是两人争执不休,面红耳赤。甚至为某个字的读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过,这些都只是学术之争,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

顾伯伯在思想上颇受基督教某些教义的影响,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天下人负我,勿让我负天下人”。正是本着这一原则,他对所有过去整过他、害过他的人,一律宽恕。母亲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圣经》中的那句话:“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伸出右脸也让他打”是奴隶主义哲学,不足取。她说:“我的观点针锋相对,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顾伯伯则争辩道:“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才总是争斗不已。如果大家都怀有宽容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对于他们的讨论,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顾伯伯随即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全书》(圣经),建议我读一读。这本书是他于1961年在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旧书摊上掏到的,上面有他的签名。是他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的重要参考书。他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作为纪念品留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责任编辑:杨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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