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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在延安最美好的一段岁月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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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31年在上海。史沫特莱拍摄。

关于丁玲到延安后的工作,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建议,“找一所适宜的房屋,静心从事写作”,“这里文学题材是太多了,只是没有人写”。大家都期待她以艰苦卓绝的红军斗争为题材,写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是丁玲的“红军瘾”还没有过足,“因为她在前线上时,红军并没发生猛烈的战争,一般的说是在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休战状态中,所以她没有能看到红军的血的斗争生活”。她去找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毛泽东给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写信,派丁玲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并告诉丁玲:你开始做工作,先是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去认识,把团里主要的人名记住,并且要了解他们。

丁玲分管政治训练和文化教育,早晚给战士们讲课,夜晚伏在一只木板搭成的小桌上写作。

警卫团都是小伙子,只有她一个女同志,丁玲干得很累,却没干好,后来回忆说:“干部、战士也不来找我,我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团部没有我的办公室,我就天天坐在我那个小房间里,没有事就翻书。”“我到战士那里去,战士都站起来欢迎我坐。坐定以后,他们也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跟他们该说什么,……我们过去的生活隔得太远了,他们大多是农民家里出生的小娃娃来参军的。”晚上她和团长、政委、副主任四个人听几个连的汇报,她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尽是鸡毛蒜皮的:这里缺一个理发师;那里有一个战士的老婆来了,要找一间房子住;那里又要毛驴,去拖柴禾……”丁玲插不上嘴,就在一旁打瞌睡。有时他们三个人有说有笑,丁玲一进去,谁都不做声了。丁玲始终无法融入指战员中间,仿佛是个多余的人,感到“太难了”,“只好辞职吧,我自己要求免职,回去搞文协工作去。”“毛主席也说,我看你呀,还是习惯和知识分子一起,他们喜欢你,你也喜欢他们,你们处得很好。当战士嘛,和你还有距离,你们还不能打成一片。”她干了一个月就请求调离,写了《警卫团生活一斑》,作为那段生活的纪念。

此后她专门从事文艺协会工作。

朱正明说:“延安物质条件比保安好些,因此中国文协想让文艺附刊独立出版,丁玲等与《新中华报》数度洽谈,取得协议,就将文艺附刊改为单行本出版,并定名为《苏区文艺》,仍由徐梦秋编辑”,“但丁玲实际上起着主持和领导的作用,因为她经常来文协领导和讨论研究工作,稿件也经过她过目和通过的”。1937年2月3日《新中华副刊》第六期刊登启事称,副刊“自下期起改作《苏区文艺》,用本子式并定为周刊,字数亦略加多”。单本的《苏区文艺》虽然仍是油印,但有王亦民设计的封面,相比《新中华副刊》不仅美观,而且提供了更多发表作品的阵地。丁玲还准备出一本由她主编的《中国文艺协会月刊》,写了一篇《苏区的二月》预定在创刊号上发表,却因为纸张印刷等无法解决的困难流产了。

《新中华副刊》,《苏区文艺》,几百个文协会员,文艺小组,这些就是延安文协的主要工作。文协主要成员只有丁玲、徐梦秋、王亦明、朱正明等几个人。

这期间,丁玲主持文艺协会召开过两次座谈会,讨论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中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到会有七八十人,坐满了一个教室。朱正明作了一个报告,他主张“国防文学”的口号,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太狭窄。吴奚如和白丁则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丁玲在1983年10月28日向陕西省社科院同志介绍延安文艺情况时说:“我是不想开那个会的,因为我对这两个口号没有研究,我当时也不在上海,我又不是搞理论的,我也不想在这里做个总结,做个结论。但他们有意见,那么就开。吴奚如和白丁因为他们在上海是大众文学这一派的,李应生(按即朱正明)在上海是个小联络员,不是大联络员,他比较年轻,又没有写过什么文章,他是‘国防文学’派的。”

丁玲写了《文艺在苏区》,载于5月1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详尽介绍了陕北苏区的文艺工作。她认为在苏区,“虽说无处不在创造着伟大的文学素材,然而优秀的杰作却不多见”,但是苏区文艺最大的特点“就是大众化,普遍化,深入群众,虽不高超,却为大众所喜爱”,这表现在红军部队里各种报纸和墙报上,表现在各机关、群众团体的小报及列宁室的墙报上,有油印也有铅印的,“这里都挤满着很多有趣味的短篇和诗歌,使用文学上描写的手法,画出了红军部队活生生的生活”。其次“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文”。第三个表现是“对文艺的兴趣提高了,文艺的书籍有人抢着阅读,而且成立了文艺协会。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成立大会,在延安的会员就有几百。油印的刊物(纯文艺的)总是供不应求,每日都可以接到索阅的函件。作为撰稿者的前方指战员,或者村落上剧团团员寄来的稿件,塞破了编辑者的皮包,琳琅满目,想不到的一些材料都被使用着了”。虽然苏区文艺水平比较低,但作者在文末反问:“这难道不是令人满意的情况吗?”……

1937年上半年,是丁玲在延安八九年里最轻松消闲的一段。那时延安人少,知识分子更少,生活简单,关系也简单。在为数不多的文化人里,丁玲与吴奚如、朱慧夫妇有了较多来往。吴奚如,湖北人,革命资历比丁玲老,在黄埔军校就加入了中共,北伐战争中任叶挺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1932年到上海,参加左联,发表过小说,不久调入中央特科,来延安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做政治教员。他与胡风、雪峰关系较好,便很自然与丁玲谈到一起了。后来吴奚如夫妇和丁玲都搬到抗大教职员工的院子,做了邻居,丁玲那间住屋很大,还放着一口原来房主准备的空棺材。

有时她也到凤凰山下去看史沫特莱。史沫特莱穿一身红军战士的灰布制服,工作很紧张,生活很简单,她不习惯睡炕,在炕上支了一张帆布行军床。她送给丁玲一只捕鼠夹,告诉她:“我已经托人把西安市场上的全部捕鼠夹都买来了,我还给斯诺写信,请他把北平能够买到的捕鼠夹也给我运过来!”因为延安老鼠很多,鼠疫是非常可怕的。

史沫特莱从早到晚都在谈话、采访、打字、建立鲁迅图书馆的外文部、写信敦促一些外国记者访问延安,乃至参加卫生活动和灭杀老鼠,她说她有10种以上的工作要做。丁玲坐一会,说几句话,就告辞了,她想:“悠闲跟史沫特莱无缘!”她把这种感觉跟毛泽东谈了,说自己常常喜欢闲谈,冥想太多,写得太少。

5月,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来到延安,她的笔名是尼姆•威尔斯。丁玲是她重点采访的对象之一,在5月里长谈四次。海伦年轻漂亮,来延安之前就研究过丁玲的作品,在斯诺编辑翻译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中写了一篇文章,多次提到丁玲,说她和茅盾是左翼“新写实运动突然崛起的领导人”。1939年海伦出版了《红色中国内幕》,后来被译为《续西行漫记》,其中专门写了一节《丁玲——她的武器是艺术》。1949年与斯诺离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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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媛]

标签:丁玲 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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