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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短篇:九问蒋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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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超 第五问:超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异同有那些呢?

蒋一谈:超短篇小说归属于短篇小说文体,但超短篇小说的心里充满了更多的幻想和诗意。就像一根横跨山谷的绳索,这一边的绳子是现实主义,另一边的绳子就是幻想主义,写作者需要踩在两根绳子上,身体可以随风晃悠,但不能掉下去。你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观众,也没有人为你作证,你从绳索上跳下来之后,把经历和感受说给别人听,别人能相信你吗?能相信你的作品吗?超短篇小说的文字感受和说服能力要比短篇小说的文字说服能力更高一些,或许只高那么一点点,因为超短篇小说有天然的寓言和童话特性。

相比短篇小说,超短篇小说的篇幅和叙事空间更为有限。舞台越小,对舞蹈者身体协调能力的要求就越高,旋转不好就会飞出去。超短篇小说的写作类似于这样一位舞者,那是既压抑身体又需要放松身体的过程。一篇作品的文字读上去是轻松的,其实那是写作者压抑写作情感之后的诞生物。

我觉得,超短篇小说的文字篇幅大致如下:短的,1000字至2000字;比短的稍长一点的,2000字至3000字;比短的更长一点的,3000字至5000字;更短的,1000字以内。两三千字之内的超短篇小说,一万五千字和两万五千字之间的短篇小说,是最难把握的、最难完成的。

行超 第六问:您认为一个写作者怎样才能提高超短篇写作能力?

蒋一谈:这些年,读过不少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总体感受是这样的:中国的小说家与诗歌的关系比较远,中国的小说与诗歌之间依然没有形成熨帖自然的亲近感。我觉得,诗歌的写作和训练非常有益于超短篇小说的想象和写作,诗歌能让写作者远离现实,与现实保持适度的紧张感和疏离感,而不被现实淹没。现在,很多年轻的小说写作者同时喜欢写作诗歌,这也决定了中国现在和未来的作家在精神气质和文学修养上大大不同于过去的中国作家群落。这些年,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太多了,甚至可以说有点泛滥了。我认为,当代中国的超现实主义文学正在悄然回归,甚至会在不久的将来复苏兴旺。写作超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恰恰是中国年轻作家的成长机会。懂者自懂。让时间来验证吧。

行超 第七问:写什么和怎样写,是中国作家和批评家时常讨论的话题,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蒋一谈:写什么和怎样写的关系,就像一张纸的两面,哪一面才是正面?或者说,把一张纸从中间撕开来研究也没什么必要,这两种关系靠写作者自己的感受和需求而定。写什么由写作者的视野和胆识决定,而怎样写由写作者的文字呈现和结构功力决定。这两者是水火交融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克死作品。这不是教科书能讲清楚的话题,需要长时间的阅读和写作训练。

行超八问:这些年,您在美国、新加坡和中国三地居住、行旅,站在异乡看中国和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

蒋一谈:我的祖籍在浙江嘉兴,出生在河南商丘,18岁到北京读大学,已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七八年。很多时候,我对自己的故乡到底在那儿有点恍惚,身在异国他乡的时候,故乡的感觉会更强烈,因为中国是我的故乡,爱国之心也会比在国内多很多。这是真心话。中国人身居海外的越来越多,他们的内心感受、心理结构、生存和情感经历,与几十年前有了很多变化。这几年,我一直在储备这方面的素材和感受,希望自己能在明年写出一本离散主题的短篇小说集。离散文学是现在和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也是故事发生裂变和交错的机缘。中国当代文学,虽然目前最大的读者群在国内,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设问:身居海外的中国人,读了中国作家写的故事,会喜欢吗?能吸引他们继续读下去吗?他们的阅读视野和国内读者有些不同,日常的双语阅读的确在提升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

行超 九问:对于现在更年轻的短篇小说写作者,您有什么建议和经验?

蒋一谈:写作是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因为世界这个词语太大,我愿意用一个球体来形容。球体里的空,即文学的虚构,这个空决定着球体的坚韧程度。形成了自己的独有风格,别的写作者很难拿一把刀刺破球面,很难模仿你。球体是玩具,也是一块石头,需要你时常凝视它,揣摩它,看着它慢慢包浆,散发出亲近的光泽。这是一个需要花费相当时间的过程,需要手指上长出茧子,即使有了伤口也在所不惜。我也愿意把写作比作瞳孔:当我们想要看清更远处景致的时候,我们需要微蹙眉头,聚焦眼神。同样,当我们想要写出内心真切感受的时候,我们需要文学视线的静寂内缩,甚至是视线的瞬间模糊和塌陷。

行超,1988年生于山西太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现就职于某文学报刊。曾在《读书》《文艺研究》《南方文坛》等刊物发表文章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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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玲]

标签:超短篇小说 小说 蒋一谈 庐山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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