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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丁玲事业达到顶峰 在中央机构中独当一面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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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9年11月在莫斯科。

如果以级别和职务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丁玲在建国后头三年达到事业的顶峰。她以丝毫不亚于男性的级别、职务、政治地位和工作能力,与男性平起平坐地讨论和决定问题,在共和国中央领导机构中独当一面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了女性的解放和真正的男女平等。她的精神状态极好,可谓“意气风发”。叶圣陶相隔16年见到她,感觉还是那么热情,健谈,“只是服装改了,穿的灰布解放装,先前在上海经常穿的是西式裙子”。

党信任她,1950年春天,担任全国文协常务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7月中央任命她为文协党组组长,冯雪峰为副组长;1951年春天,接替周扬出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此外她还是《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副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读那个年代丁玲的文章尤其是散文,感情饱满得外溢,常常一发而不可收。看那个年代丁玲的照片,眉宇间洋溢着乐观、开朗与自信,即便与周恩来、宋庆龄这些大人物在一起,她也显得自然大方,毫无拘谨扭捏。1954年春天来到作协工作的丁宁,记述头一次见到丁玲的情景说,“上午9时许,先从大门口传来一串朗朗笑声,丁玲来了!只见一大群人簇拥着她,那情景,我毫不夸张,就像迎接一位女王,连平日面孔严肃的邵荃麟,也喜气洋洋的样子。一个个,对丁玲那份尊重,那份热情,毫无虚伪,绝对出自于真诚。”而那时,丁玲已经辞掉了大部分领导职务,只保留一个作家协会副主席,去写长篇了。

第一次文代会之后,文联和文协合署办公,丁玲说她的主要工作,就是主编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丁玲在1985年秋天回忆说:“那时候文联是个空牌子,就是出一个刊物,没有别的工作,文联的工作归文学工作者协会兼管,事实上就是文学工作者协会来真正管事。那个时候主要的工作就是两个刊物,一个《文艺报》,是文联的,一个《人民文学》,是文协的,是个主要的创作刊物。《文艺报》由我负责,原来有个底子,陈企霞、萧殷在那里管,还有几个华北联大的学生,文代会的时候,原来有一张报纸,后来把报纸就装订成册,每期字也不多,这样我就答应下来了,觉得这个事情也不算太忙,稿子有来源,也有编辑,陈企霞编这个还是可以的,萧殷也是老编辑了。他们也说得很好,叫我少管事,挂个名算了,他们来管。四九年的事情也不是太多。我那时出国任务也重,回来了写点文章,也不显得矛盾。”

但工作远非那么简单轻松,因为中共自延安整风起,对于文艺是要“管起来”,文艺要服务于党的总目标,文艺工作者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步伐。这个在延安形成的政策,带进了新中国的北京,新文协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按照《讲话》精神,构建表现新时代新人物的社会主义新文学。作为文协主要领导,丁玲写文章做讲演,大声疾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这样几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前进的道路上——关于读文学书的问题》、《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

1949年7月,丁玲在第一次文代大会上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言,对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进城后如何工作,如何与国统区人民包括作家相处,提出要求。她劈头就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要执行这个方向,必须由解放区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下决心去执行,刻苦努力,坚持不懈”,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进城后不能做客人,要“和群众一同做主人”,“先要有把工作做好的精神”,同时也要继续“改造自己”,“将已经丢弃过的或准备丢弃、必须丢弃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属于个人主义的肮脏东西,丢得更干净更彻底”。她提醒说,“我们要时时警惕着”,“还有很多旧社会的影响要时时来侵袭我们,我们自己的残余的、或者刚死去的旧意识旧情感都会有发展,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8月,她在中国青年讲演会上作《在前进的道路上——关于读文学书的问题》讲演,提出好作品的标准是,能够“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提高人民的思想”,能够“表现一个时代”,能够使读者去除“一些狭小的趣味和感情”,树立起“新的人生观,新的理想,新的感情和意志”,“这就是新文艺在我们生活中能起的作用”。丁玲分析了拥有巨大读者群的冰心、巴金等作家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她认为冰心的小说“的确写得很好,很美丽”,“给我们的是愉快、安慰”,但它“把人的感情缩小了”,“它使我们关在小圈子里”,“只能成为一个小姑娘,没有勇气飞出去”,而“今天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去建设,需要坚强、有勇气,我们不是屋里的小盆花,遇到风雨就会凋谢,我们不需要从一滴眼泪中去求安慰和在温柔里陶醉,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去掉这些东西”。丁玲又在1950年5月的《“五四”杂谈》中说:“冰心的文章的确是流丽的,而她的生活趣味也很符合小资产阶级所谓优雅的幻想。她实在拥有过一些绅士式的读者,和不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少男少女。”巴金的作品“叫我们革命,起过好的影响,但他的革命既不要领导,又不要群众,是空想的,跟他走不会使人更向前走”,这些小说“虽然也在所谓‘暴风雨前夕的时代’起了作用”,“但对于较前进的读者就不能给人指出更前进的道路了”。

1950年8月,她又作《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丁玲针对相当一些知识分子沉湎于旧的阅读兴趣,对于“市场上一天一天有了势力的书,却深深抱着反感”,希望他们抛弃“那个徘徊怅惘于个人情感的小圈子”,抛弃“一些知识分子的孤独绝望,一些少爷小姐,莫名其妙的,因恋爱不自由而引起的对家庭的不满与烦闷”,抛弃“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对人民群众的斗争又不感兴趣,比较习惯于个人悠闲的欣赏‘艺术’的心情”,不仅不要沉湎于张恨水,也不要沉湎于冰心、巴金,她承认,“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写新人物的这些作品,还不是很成熟的”,但是“当文艺工作者更能熟悉与掌握这些新的内容与形式时,慢慢就会使人满意起来”。她打了一个比喻:“一件绣花的龙袍是好看的,是艺术品,我们却只能在展览会展览,但一件结实的粗布衣却对于广大的没有衣穿的人有用。我们会慢慢提高我们布的质量,并使它裁剪适宜,缝工精致,我们要使我们将来的衣服美丽,但那件龙袍,不管怎样绣得好,却只能挂在墙上作为展品了。”她告诉广大作者和读者,表现新时代的文学作品是唯一的方向和选择,既然如此,“我们何必一定要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而不直截了当的跨到现在的时代呢”。

两年后她说,这篇发表于《文艺报》的文章,是“我们的文艺受到资产阶级攻击的时候”,“为工农兵文艺的整个成就”辩护而写的。代表新的领导阶级的新文艺,要在国统区的广大土地上、广大读者中站稳脚跟,须要与旧文艺、旧的欣赏趣味欣赏习惯坚韧斗争,丁玲作为思想战线的高级领导干部,负有重任,不辱使命,《文艺报》就是一个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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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媛]

标签:丁玲 文艺报 萧也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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