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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丁玲事业达到顶峰 在中央机构中独当一面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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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说她接受主编《文艺报》任务时,得到的指示是:“《文艺报》是一个会刊,登些指令、号召、决议、各地报告之类的文件,还可以登登工作经验”。但她“是不满意这个刊物的性质的,我们几个人依据这个指示,订了一个方针,就是‘《文艺报》是文艺工作与广大群众联系的刊物。它用来反映文艺工作的情况,交流经验,研究问题,展开文艺批评,推进文艺运动’”。

丁玲记得法捷耶夫的话:我们要加强批评,告诉读者什么叫好什么叫坏,最重要的阵地就是文学报纸。她在第一次文代大会的发言中,就说到文艺批评是必要的,因为“许多文艺工作者需要指导,许多读者也需要文艺批评来帮助他们学习”,“假如缺少正确的批评作为指导,创作是要走许多弯路的”。后来有人指出,“《文艺报》应该是思想领导的刊物,是指导文艺思想、文艺运动的刊物”,“是教育群众的”。这使丁玲更加明确认识到:“《文艺报》是一个批评刊物”,“编辑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就不应该是一个普通的看稿人或集稿人。他们应该具有高度的明确的思想性,能判断是非轻重,敢于负责地表明拥护什么,鼓吹什么,宣传什么和反对什么,而且是热烈地拥护和坚决地反对”。编辑“应该从刊物的任务、从群众观点来帮助作家,弥补这作品里的某些缺点,提高作品所能起的政治作用”。

1950年春天,《文艺报》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检查工作,丁玲执笔写了《初步检查》,表示今后要“加强文艺与当前政治的配合,加强刊物的政治性,提高刊物的政治思想水平”,“号召文艺界打破不批评、怕批评、背地不负责任的批评等空气,建立正当的、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召开座谈会,讨论怎样加强报纸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战斗性。

那几年《文艺报》锋芒毕露,点名批评是出了名的,虽然日常工作主要是陈企霞和萧殷负责,但他们得到丁玲的支持。

从1949年9月到1951年底,丁玲在《文艺报》发表了20多篇稿子,其中唯一的批评文章,是《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这也是丁玲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篇重要文章。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刊载于1950年1月发行的《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小说以第一人称写成。“我”叫李克,知识分子出身,妻子姓张,贫农出身,15岁参加革命,是边区劳动英雄,1944年出席晋察冀第二届劳模大会时,“组织上分配我给她写传记,我们整整谈了三个晚上”,我爱上了她。进城前我们曾“住在一个叫‘抬头湾’的山村里”,虽然两人的出身、经历差别很大,但生活上感情上很融洽,同志们说我们“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但是1949年2月进北京之后,两人就不断发生矛盾,越来越激烈,小说写了妻子的几件事。

她看不惯城里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的!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知不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个草鸡窝!”“他们干活也不?哪来那么多的钱?”

她去饭铺吃早点,听跑堂的一报价钱,拉起李克就走,说:“好贵!这哪里是我们来的地方!”“一顿饭吃好几斤小米,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哪敢那么胡花!”看见李克抽纸烟,她当着机关同志的面,批评他说:“看你真会享受!身边就留不住一个隔宿的钱!给孩子做小褂还没布呢!一支连一支地抽!也不怕熏得慌!你忘了?在山里,向房东要一把烂烟,合上大芝麻叶抽,不也是过了?”搞得李克下不来台。

李克认为“她的狭隘、保守、固执……越来越明显”,对她进行规劝和批评,但是她反问道:“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展节约,反对浪费?”“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作风?”

冀中闹水灾,她每天看报纸,着急地大声嚷嚷:“这怎么着好呵!俺村的地全叫淹了!哎呀!日子怎么着过呀!我娘又该挨饿了呵!怎么着呵?嗳!说呀!你说呀!”还“一指头直通到”李克额角上,批评他说:“你进了城就把广大农民忘啦?你是什么观点?你是什么思想?光他妈的会说漂亮话!”李克说谁比得上你的思想好出身好,她把桌子一拍说:“放你妈的臭屁!你别讽刺人啦!”李克拿到一笔稿费,藏到枕芯里,计划着买一双皮鞋,买一条纸烟,还可以看一场电影,但第二天就不见了。一问,媳妇给家里寄走了,李克生气地说这钱是我的,你不该一声不吭就没收了。媳妇加大嗓门说:“你没花过我的钱?嗯?你的花被面,你的毛背心……是谁的钱买的?”并且说:“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的变了!”

“她对我,越看越不顺眼,而我也一样,渐渐就连她一些不值一提的地方,我也看不惯了!”新发的列宁装,旁的女同志穿上显得洒脱自然,“而她呢,怕帽子被风吹掉似的,戴得毕恭毕正,帽沿直挨眉边,走在柏油马路上,还是像她早先爬山下坡的样子,两腿向里微弯,迈着八字步,一摇一摆,土气十足……”

舞厅门口一个西服笔挺的胖子殴打穷孩子,围了一大群人,谁也不张口,妻子勇敢地大声喝斥制止,并且在群众帮助下把胖子送去派出所。她问李克刚才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李克说这是社会问题,得慢慢……话未说完,妻子厉声打断他:“去鸡巴的吧!不吃你这一套!我就要管!这是新社会,我就不让随便压迫人!我就不让随便破坏咱们政府的威信!”

妻子在工作中渐渐发生变化,先是某些观点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对那些擦粉抹口红、头发像草鸡窝的女工不很讨厌了,说“不能从形式上、生活习惯上去看问题,她们在旧社会都是被压迫的人”!其次,她“在服装上也变得整洁起来了,‘他妈的’‘鸡巴’一类的口头语也没有了”,而且买了一双旧皮鞋穿。更大的改变是,“她不容易接受人家的意见,不认错的毛病”也在变。

李克在小说快要结尾时终于看清楚妻子的优点:妻子误会保姆小娟拿了食堂大师傅的怀表,发现自己错了,立即去小娟家登门道歉。李克为此“有好几天感到不安,我在她身上发现了不少新的东西,而正是我所没有的!也正是我所感觉她表现狭隘、保守、固执……的地方!也正从这些地方,我们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我们结婚三年,到今天,我仿佛才觉得对她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我真应该后悔,真应该像她过去屡次严肃地向我说过的:需要好好地反省一下了”!小说直到这里,力图呈现李克对妻子工农品质的正面理解以及对自己知识分子习气的反省,但这一微弱的努力,难以扭转前面三部分形成的妻子“土包子”的粗俗形象,只能是一个点缀性的喜剧尾巴。

萧也牧谈到创作动机说,他是想写一个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性格倔强直爽,又有些急躁、狭隘的人物,她的缺点“并非是本质的”,“为了烘托这个人物,拉了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克来作陪衬”。康濯说,萧也牧“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就是战争中同一位贫农出身的女工结婚的,进城初期双方也确有点矛盾。但也正如小说写的那样双方都是好同志”。康濯在晋察冀主编《时代青年》时,萧也牧是编辑,他们关系一直很好,1965年萧也牧因生活困难向康濯求助,康濯给了他“超过他来信要求的援助”。

小说紧贴现实,语言生动,生活气息浓厚,当时这个题材的作品极为少见,发表后好评如潮,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很快将它推上银幕,并排出郑君里导演,赵丹、蒋天流、吴茵主演的强硬班底。随后出现批评之声,引发争论。萧也牧感到茫然,1951年5月11日给丁玲写信求教:“丁玲同志:近来,我为了创作的事情,思想负担很重。几个月来,看了些书,也想了些问题,但有些问题,总还是看不准,想不透。今后怎么办?更是有点‘渺茫’了。诸如一切,信里是写不明白的。在这个时候,我很想得到你的帮助,想找个时间和你谈一谈,看你有没有时间而定,早一点迟一点都可以。总之,我是想切实地把自己整顿一下,这样下去是决计不行的了!”落款“小武”。

萧也牧原名吴小武,在抬头湾时就和丁玲很熟,帮助抄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稿子,丁玲曾同他漫谈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听他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并相约一起下去搜集材料,那时丁玲就称呼他“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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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媛]

标签:丁玲 文艺报 萧也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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