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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我对周扬同志的意见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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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1956年8月17日写的《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我对周扬同志工作上曾有过的意见》,约一万字。

周扬并非青面獠牙,甚至比丁玲还“温情”。韦君宜说过:“从人来说,我对周扬是较有好感的。因为他不摆架子,对待我这样的年轻干部也很亲切,而丁玲则有一点傲气。这句话,我对郭小川说过。他说,他也跟我有同感。”李纳说:1957年反右时,我们家和周扬都住在东四头条文化部院子里,茅盾、阳翰笙也都住在那一片,有几栋小洋楼,每次党组扩大会开完,周扬总叫着我坐他的车一起走,在车上他对我说,这几年你为什么写不出东西,就是你太温情了,太重感情了。李纳是文研所丁玲喜欢的学员,她的妹妹李灵源,在苏灵扬任党委书记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任教,而且是蒋祖林的恋人。这些情况周扬不会不知道。

周扬口才好,善于做大报告,不拿稿子,条理清楚,他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讲课,“大家都说周扬讲得好,真能解决问题”。周扬和丁玲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且曾多年共事。他们是同乡,丁玲的家乡常德和周扬的家乡益阳相邻。丁玲比周扬大4岁,他们先后来到上海,加入左联,加入中共,成为同志。丁玲主编的《北斗》停刊后,新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由周扬主编,丁玲把她联系的一些作者和稿件都转给了周扬。丁玲1932年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她被捕后这一职务由周扬接任。丁玲讲过一件事情,1932年夏天,敌人搜查出版《北斗》的湖风书店,正巧丁玲去谈事情,她走到门口,看见有穿黑衣服的包打听在附近走动。进了书店,厨房的厨子又偷偷向她摆手,她知道出了问题,就没有上楼去编辑室,装作一个读者在楼下买书。她穿了一件花旗袍,还故意向店员发脾气,所以没有引起敌人注意。出了书店,丁玲跳上一辆黄包车,直接赶到周扬家,告诉他湖风书店出了问题,不能去了。周扬与前妻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艾若,一个叫迈克尔,丁玲1931年写《给孩子们》,把这两个名字都作为书中人物写进小说里,她说,他们都是同事的儿子,很好玩么!

全国解放后,第一次文代会就确定了周扬在全国文艺界的领导地位,大会主席团的主席是郭沫若,副主席是茅盾和周扬,大会一开幕,连续三天每人一个大报告。周扬器重丁玲,表扬过丁玲,他们的政治思想文艺观点是一致的,都是《讲话》精神的积极执行者和坚定捍卫者。丁玲很看重周扬的表扬,1951年1月15日致陈明信说:前几天我们家里开了一个会,周扬表扬了伯钊和我,说我们积极负责。夏更起和张凤珠都感觉周扬与丁玲关系较好,张凤珠1954年8月从文讲所毕业,给丁玲当秘书,在她家住了一两个月,看到周扬去多福巷聊天,谈笑风生,像好朋友。

丁玲听到别人对周扬有意见,有时还做些解释,她在这份《意见》中说:“1949年,党决定我留在北京,我即下决心拥护周扬同志,愿意把关系搞好。我同一些同志谈过,军队有司令员,文艺界也应该有司令员,周扬同志较合适。我还引用过一个例子——这是我在晋察冀时听说的,说有许多干部向少奇同志反映,对聂荣臻同志有意见,为了撤出张家口,而少奇同志反问,那么你们看谁好,谁能代替他?而大家都不说话了。这个例子很好,我觉得文艺界没有旁人比他合适,既然如此,党又把责任委托给他,我们党员就应该拥护他。我在柯仲平、冯雪峰、陈企霞面前都谈过。而在更多的同志面前说过他的好话。”为此,还影响到丁玲同雪峰的关系,她在另一份材料里说,检查文艺报工作时,“我同雪峰同志几乎有一年之久未常见面,见面时也只有点头招呼,问问身体情况,没有交谈过什么,并且有两年的样子,彼此都有些隔阂。我当时体会大约是对周扬同志的领导有些意见,我的思想里有一部分并不同意雪峰同志平日的某些看法和作法,并不觉得他都对”。

丁玲在《我对周扬同志的意见》中,讲了对周扬“工作上曾有过的意见”。

1947年春天,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决定恢复出版《长城》,确定萧三主编。周扬不大相信萧三,要丁玲主编,丁玲说要写小说,推掉了。萧三要求调一个技术编辑,但半年多也调不来,只有他一个人编,周扬近在咫尺,却不闻不问,过了半年,周扬同丁玲说,在山沟沟里办文学杂志没什么必要。丁玲想,既然没必要,为什么还要办?既然决定办,为什么不派干部,不过问,不支持?“如果周扬同志不满意这个人做这个工作时,那么即使叫你做了,也是不支持的。”

周扬对同他有过意见的同志,始终保持着距离,冷淡,甚至有戒备(如冯雪峰、柯仲平、萧三)。学习七届四中全会文件时,会前周扬来丁玲家,丁玲提出:应该团结对你有过意见的同志,不要让他们总是怕犯错误被你抓住,心怀顾虑,比如冯雪峰化名李定中写文章,本来并不想保密,只因听到你四处讲《文艺报》有了偏向,他才告诉陈企霞不要说出是他写的。周扬承认自己没有去主动团结,而且对这几个老同志确实有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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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媛]

标签:丁玲 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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