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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三地文化差异:台湾比大陆更“传统”


来源: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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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香港、台湾,胡洪侠、马家辉、杨照,三个同样生于1963年的男人,因着三地在历史脉络下的不同肌理,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30个共同的日常词汇,三人分写,说着故事,串起历史。这就是本周由三联书店推出的《对照记@1963》,该书亦在香港、台湾同步出版。

大至谈台湾、香港、大陆,或是影响华人社会深远的人物,如孔子、耶稣、琼瑶;小到寻常生活中的火车、电车、男厕所、报纸,或谈及少年时代的初恋、女老师、女同学……以这些词语为题,三位来自三地的知名作家,展开了“对照”写作。以各自差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写出这些公共话题中的私人记忆,并于互相对照中折射出半个世纪两岸三地的沧桑变化,这是该书迅速引起关注的原因。

现今,内地不少普通百姓挎着“名牌包”,去香港购物“血拼”,去台湾游山玩水,已不是什么新鲜之举。然而,彼此对存于生活血脉中记忆、细节的感知、理解,又能有多少?

书中,可见的是横向与纵向两种对照。横向的,对照出三地我们似乎认为了解,其实不甚了解的文化生活细节,现出不同的文化气韵与历史记忆;纵向的,对照出三个同样年纪的男人,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不同生活轨迹,从而具有了社会学“样本”的意义。

同文同种,正在迅速汇聚一脉的两岸三地,在文化差异的对照中,反而呈现出一种别具意味的“同代感”。正如杨照所说:“正因为在三个复杂牵扯,既类似又微妙不同的社会成长,反而给了我和他们两人之间,浓厚、直接的‘同代感’。我无法用我的经验记忆去假想、揣测他们看过什么、听过什么、想过什么,我只能拿自己看过、听过、想过的,去跟他们交换。和这本书的关系,因而格外暧昧。作者的身份往往还不如好奇的读者身份来得重要。或者该说,写作不再必然是我想要表达、记录什么,而是为了知道家辉、大侠会表达什么、记录什么,必须付出的苦劳代价。”

三人在写作中,常有微妙的奇迹之感,而整个写作的形式及出版形式,何尝不是一种奇迹?胡洪侠的感慨似乎更多一些:“可以想象一下,分别出生在大陆、台湾、香港的三位同龄人,联袂完成一个通过回忆相互对照的写作和出版计划,这在三十年前是可能的吗?二十年前呢?所以,先不论其他,仅凭创意竟然能够实现,且起始于深圳报纸专栏,继之以三地同时出版新书,就用得上铁道部前发言人的一句‘名言’:这真是一个奇迹。80后、90后对此感触不深,而对60后而言,这是我们小时候做梦都梦不到的事情。”

对照差异是为顺畅沟通

两岸三地文化中究竟有着怎样的真实差异?而我们又有怎样的灵丹妙药可以打破由这些差异织成的交流障碍?记者采访了《对照记@1963》的作者之一胡洪侠,在他看来,尽管三地有别,但他们却正朝着同一个方向走,而“对照”也是为了让这种“同行”更加顺畅和积极。

差异让交流有更大空间

北京晨报:其实在这本书中,形成了横向与纵向两种对照,横向的就是三地文化生活中的不同,您生活在深圳,对于港台情况有较多的了解,您认为如何能大致概括一下三地的文化气韵?

胡洪侠:现在三地文化中存在的真实差异,并没有为人们共同了解。从小处讲,比如保留社会历史信息的语言层面,我们有不同的方式表达。比如我们说掉头,台北叫回转,洗手间他们叫化妆间,我们这边说的电车台湾人会以为是地铁,我们说的地铁他们那边叫做捷运,很多称谓上的不同,不仅是用语用词的不同,背后还有文化历史社会的因素。

尽管我们三地是同文同种,因为三地成长道路太不同了,因此找不到差异,很多事情交流起来会很困难。另外香港和台湾又不同。香港从一个殖民地到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法治社会,台湾从戒严到解严,到解除报禁、党禁,也有很大的飞跃。香港的基础制度,自由的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言论自由,造就它整个文化气韵是开放的、充满活力的、极容易产生创意的,而且是与国际接轨的。它可能中国传统的东西保留得不如大陆与台湾多,但是它在文化传播力、文化产品生产能力方面,都有一定优越性。台湾没有“文革”造成的文化断裂,它中国传统的东西,在生活与教育上是延续下来的,这就使得很多人来到台北等地,感觉其显得比大陆更传统,有些传统的东西保留得比较好。大陆因为“文革”这样的运动,使得一些传统的东西断裂了,后来我们改革开放优先发展经济,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文化产业的兴起,我们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发展上,会比过去有一定成绩。这样产生的差异,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样交流起来,相互碰撞就有更大的空间。

同龄人迥异的成长历程

北京晨报:书中三人文化记忆中体现出的各自成长经历,又形成一种纵向的对照,这种对照对于社会意义层面有什么意义?

胡洪侠:我们三个人之间谈话不用翻译,谈到唐诗宋词,孔孟、苏轼大家也都非常清楚。我们想把个人的际遇写出来,作为以后研究的社会学资料。这就形成了一个纵向的对照,三个人的成长经历、起点,可以发现人生的日程是错位的。我这一杈,受苦比较多,家庭出身是农民,马家辉最轻松最自由,物质上没受过什么苦,后来去台湾求学。他六岁就开始初恋,但我们那时候可能连恋字怎么写还不知道。

同生于1963年的三个人,各自的经历在社会中不能说有普遍的代表性,但有各自一定的代表性。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节奏的不一致。我们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当时台湾、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中的两条小龙已经腾飞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比较贫穷,他们会比较早享受物质、教育上的一些东西,起码比我本人在这方面要优越得多。

北京晨报:从该书的选词中,怎样体现差异性的对照?

胡洪侠:选词词汇要在三个人的生活中,都很熟悉,也要体现差异。一类是三地三种华人社会中避不开的词语,如交通工具火车、飞机,生活词语如小学同学,三人的写作看着是自说自话,一旦写出就有差异,慢慢从大时代的个人记忆中体现出差异。另外一种词,如金庸、邓丽君、琼瑶、三毛,这种产生于港台,对大陆具有很大影响的文化词语。还有一种,看上去带有政治性的词语,三地的人在成长、生活中却都能涉及到。

同中求异才能更好沟通

北京晨报:现在普通民众去台湾、香港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总感觉对对方的文化生活理解,还处在一个比较浅的层次上,您认为通过何种渠道能够形成更好的了解?

胡洪侠:当城市物质生活水平趋同时,往往很容易认为其他方面也一样。因此在探讨物质生活之外的差异时,特别是文化方面,总会出现一些偏差。我们好像认为,物质到这一步了,其他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其实不是。我们在解决两岸问题时要求同存异,在共同价值方面要求同,但在文化交流中要同中求异。尊重这种异,了解这种异,才可以更好沟通交流。

我们现在主要不是渠道问题,问题是心态。我们不要有那种以经济眼光决定一切的心态,而看不到对方的优点。比如很多人觉得自己有钱了,拎着名牌包,牛烘烘的,到了台北,只是觉得台北的楼怎么不高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摩托车啊,台北的节奏太慢了等,因为有先入为主的这种心态,看另外两个地方的时候标准有了一种漂移。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去了解,比如去看他们的历史、文学作品,通过各种渠道去接受各种信息,慢慢地比较、交流。而不是一种经济眼光的上下高低的比较。比如最近我去台北,他们有一个出租车后座必须系安全带的规定,否则要罚款1500新台币,我每打一次车,司机都是很热情地说,请系上安全带,呆了四五天已经形成习惯了,他们在立法执法方面,每个人把法治当成信仰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其实香港、台湾对我们也存在因为文化、价值上的不了解以及了解了无法理解的情况,比如市场、信用、环境保护、生活方式等。现在已经过了简单地以经济论高低的阶段,要以文化、价值来形成共赢和交流。

北京晨报:您也提到,内地、香港、台湾好像三个杈,现在越来越往同一个方向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向?

胡洪侠:同一个方向,可以理解为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法治化,文化的多元化以及找到各自最适应的制度,这是统一的。这其中虽然有多个方面,但包容了一个幸福的地区应该包容的几个方面。现代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生态文明应该是一个共同的方向,文化应该保持多样化,文明则是一个共同的方向。这意义很大,在更大平台整个中华文化资源,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魅力,整个华人社会沟通障碍越来越少,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越来越小,就形成了“文化中国”的概念。

晨报记者刘婷

■书摘

【关键词台湾】

杨照:1985年到1987年,我在台湾南部凤山服步兵役……一放假,我们换了便服骑脚踏车出营,沿途稍微注意是否有宪兵或学校高干,悄悄滑进凤山的一条窄巷里,巷底是一家寄车店,在那里寄存了脚踏车,同时换领本来寄在那里的机车。车骑出来,有几个关口需特别小心。凤山车站前面一定有宪兵,他们看到理平头的人骑车过去,常常会拦检。加油站是另一个风纪人员埋伏的地方,趁你停下来加油,便衣人员就会过来跟你讨驾照。

马家辉:香港人于上世纪70年代欲到台湾旅行还真麻烦得有点不近情理:当然必须申请签证,交出一大堆文件包括小中大学毕业文凭副本、工作证明和收入证据、父母亲的身份证复印本和职业资料、在台“担保人”的联络方式等等……而且或要接受面试,还须在领取签证时亲笔填写一张类似“效忠宣言”之类的政治誓词。

胡洪侠:突然有人喊:“伙计们,过来过来,有东西。”喊话的这小子经常撒谎,我们轮流骂了他几声后,就没人理他。他急了:“快点啊!台湾!”我们就笑了。玉米地里什么都可能有,但就是不会有台湾……我们能说出来的地名并不多,上海、广州一类的地名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台湾。太熟悉了,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熟悉了。村里的墙上,凡是平整些的,都是要用白石灰之类刷上标语的。处处写,年年写,内容也常常换,但有一句话总会有,那就是“一定要解放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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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可人]

标签:台湾 大陆 两岸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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