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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 | 凤凰副刊•文史


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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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下降 心有余悸 思想压抑

跟我谈话后,我觉得他似乎轻松些了。第二天上午他就挥毫写字,写了几幅唐诗,字写得相当流畅、漂亮。本来我想请他为我写幅字,但心想我刚来到他身边,就开口要他的字,似乎不合适,反正来日方长,以后再说。他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就笑着说,你看哪幅好就拿去做个纪念。于是我就留下了他写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条幅。

即使如此,直到这时,耀邦同志仍心有余悸,尚存畏惧,颇多顾忌。本来他最关心的是在中央工作期间的一些事情,觉得他要是不说就没人知道,将来是非曲直就搞不清楚了。可是他却说要记录参加革命60年的经历,从近到远,逐步往前,一段一段展开。自然,耀邦同志也有将他一生经历记录下来的想法,但同时他也有借此以掩人耳目的意思。而且,他又一再声明,现在不写回忆录,只是为了备查,并不想写什么东西,就是怕引起猜疑,招来麻烦。正如他所说的“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更明显的是,找我谈话后,他并不急于开始进行这件事,而是不断说不着急,慢慢来。我当时就觉得他还存有顾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迫使他下台的那次生活会的阴影,一直还笼罩在他的脑海里。对于党内斗争,耀邦同志一生经历的太多,留下了难以磨灭和忘怀的印记。刚参加革命,他还是个红小鬼,在江西瑞金就碰上抓AB团,差一点送了性命。“左”倾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的延安整风,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都是过来人。特别是“文革”前,他在担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时,被当时西北局发动的对他的批斗,整得体重下降到不到50公斤。后来还是叶帅(叶剑英)把他接回了北京。这次中央生活会,他当然知道,其严重程度,与陕西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宽恕和原谅。在他下台前后,小平同志曾对他说,你的问题揭到哪里算哪里,让大家揭。还说:你总觉得我妨碍了你!你老想树立自己的形象!生活会后,他曾同李昭去看望过邓小平一次,谈了15分钟左右,邓很冷淡。在我们日常的交谈中,他尽量回避提到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拜访叶帅,在他俩谈话时,叶帅把收音机开得大大的,唯恐被人听到。正是在这种恐惧心理状态下,他并不急于跟我谈他想谈的那些问题。他自己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大家也万万没有想到,此后不久,他就突发心脏病而与世长辞,他晚年的这一心愿竟成泡影,实在是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在那段时间,他一方面还心有余悸,唯恐再有什么闪失,又招致不测,另一方面对于当时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他又不能无动于衷。1989年的春天,国内形势很复杂,社会上思潮起伏,有些动荡不安,知识界、思想界议论纷纭,异常活跃,经济形势也比较严峻。中央内参每天都反映不少这方面的动态。他是一个时时刻刻都不忘国是的人,包括在下放干校劳动改造时,他都不忘关心国家大事,当时被人们讥笑为不识时务,批判他是不老老实实劳动改造。可作为一个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融入了党和人民事业的革命者,这就是他的一种本能,一种历史责任和生活信念的本能。可这时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又不允许也没有可能让他发表意见。他心潮起伏,又十分压抑。记得当时中央决定4月份在京召开政治局会议,议程是讨论研究教育问题。耀邦同志收到通知后,觉得教育问题今天已不是热门话题,而且也拿不出多少钱来。关键还是经济问题,要好好把粮食和多种经营搞上去。他认为,不要出的题目太多。如果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今年可以少开一次全会。今年是建国40周年,9月还要开一次全会,不知道40周年还能拿出点什么东西来?卖些黄金?我们的黄金也不多,卖不了多少钱。他还说,国庆40周年要开个干部大会,由紫阳作报告,总结建国40年的经验,不拿出一个好报告怎么行?当时我曾对他说,回京后,紫阳同志可能来看你,征求你的意见,你要有些准备。他说,他不会来看我,如果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先问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说,现在形势非常复杂,你还是以不讲话发表意见为好。他当即回答说:惹不起,躲得起。我可以学陈云同志,不说话。

到南宁后,我觉得耀邦同志的身体和心情都不如在长沙。特别是他食欲不好,吃东西不多。他的牙齿一直不好,脱落不少,但他又不愿拔掉重镶,主要靠牙龈咀嚼,这也影响他进食。我们劝过他多次,他怕疼,也怕麻烦,就是不同意拔牙镶牙,对此我们都很担心。其实我们每天的伙食都很好,可他就是没胃口,也嚼不动,只是对一种酸甜的小菜感兴趣,可那又有多少营养?他的体重不断下降,我们为此都非常忧心。大家想方设法帮他增加些营养,就让厨房做些鱼糜、肉糜的粥食给他吃,但也没有多少效果。

拖着病弱的身子,带着心存的余悸,怀着压抑的苦闷,3月底,耀邦同志从南宁回到了北京。他是回来参加人代大会和政治局会议的。回京后,因为他要参加会议,又不断有人来看望他,我没多少事,就先回文献研究室处理一些刘少奇研究组的事情,但隔几天去看看他。

就在他参加政治局会议突发心脏病的前两天,他对我说:我不想呆在北京,开完会我们还是到下面去。同时,他又犯愁地说: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人家欢不欢迎我?因为有这个顾虑,他还是想到天津去,觉得和李瑞环比较熟悉,去他那儿可能方便一些,但仍然担心李瑞环是不是欢迎他。我当时对他说,你这是多虑了,不仅李瑞环会欢迎你,你到哪里去,人家都会非常欢迎的。这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总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待罪”之身,深怕连累、影响了别人,给人家带来困难和麻烦。

4月8日,李汉平打电话告诉我,说耀邦同志在参加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心脏病,经抢救后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十分震惊,立即赶到医院,并在此后几天,同李汉平轮流守候在那里。那几天,他的病情反反复复、好好坏坏,我们的心情也是起起伏伏、忧忧喜喜,但总觉得他会渡过难关,恢复健康。到第7天头上,我们更相信这一点了,因为据说急性心梗只要过了7天就相对安全了。可是,就在他发病后的第7天——4月15日,人们没能把他从死神手中夺过来,他就那样急促地离开了我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觉得,可以想象耀邦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是怎么突发心脏病的。他当时在那样一个场合和环境里,肯定是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他有许多话想说却又不能说,他忧国忧民却又一筹莫展。无比的忧伤苦恼,巨大的思想压力,不断冲击着他那病弱的身体,结果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心脏大面积梗塞,终于一病不起。最后,这位协助邓小平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这样带着悲哀和遗憾,很不心甘情愿地走完了他73年光辉的人生历程。

耀邦同志逝世后,中央为他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中共中央的悼词,全面公正地评价了他伟大的一生,特别是他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在他90年诞辰时,中央又为他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再次肯定和颂扬了他的历史功绩。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前进,他生前的遗愿,终究都会一一实现,因为历史是无私、也是无情的。2009年2月于广西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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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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