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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内:80年代文学拯救了中国文化?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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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8日下午,作为2015上海书展的一部分,上海国际文学周主论坛“在东方”于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刘庆邦、李娟、金宇澄、李洱、陈丹青、任璧莲等20余位嘉宾发表演讲。作家路内发表了名为《我在写作中意识到东方的存在》的演讲,演讲内容如下 。

作家路内

作为作家总是在写作中发现问题的难点。我意识到东方的存在,是在我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中。那个小说用一种调笑的、不正经的口吻写到一个中国的孤儿,被三个无业青年认养,等于说是一种资助孤儿生活的方式,但孤儿仍是国家的,因为这三个人没有结婚,没有不孕证明,他们从法律上不能领养孤儿。在故事的最后,这个孤儿被一对美国的夫妇领养,从法律和事实上,孩子变成了美国人。这个小说因为它那种很荒诞的叙事方式,脱离了政治去窥探东方和西方,东方的伤痛形象,带有真诚和庸俗的双重性格。东方是一个概念庞大的孤儿。

在我看来,中国这个东方的符号核心,它的东方意义几乎没有独立存在过,因为伴随着西方出现的西方文化,带来的并非东方文化的镜像,而是民族国家。我们是穿着民族国家这件脏衣服,露出了自己东方的性感身体,这件衣服我们不敢脱下,但是穿着又实在太难受。我们在写小说的时候,如果真打算碰一碰这个题材就会发现,穿着脏衣服是无知,脱下脏衣服是无耻。这个问题撕裂了东方的存在,但也许,东方,本来就是撕裂的。

我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实际上是一次真正的文化救亡运动,它不是拯救民族国家,而是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把中国这个东方,在文化的意义上,从一个崩溃的现场拯救出来。我个人觉得,在那场拯救运动中,中国和西方拥有了比较一致的观念,也正是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东西方之间,有过最具价值的谈话。

然而历史的复杂性,似乎超出我们的想象。今天的东西方之间,彼此的轮廓都显得模糊。在东方这个复杂的、裂变的身体里,本身就有着东方和西方、一个东方和另一个东方之间的交融和搏杀,我想也许它会重塑出一个多元化的东方,使这个世界更丰富,而不仅仅是东与西之间的二元世界。在这个巨大的全球化的漩涡里,我们不但要面对东西方,还要面对传统和现代,世界的主流和非主流之间的问题。我曾经对一位日本朋友说,你们应该把钓鱼岛给我们,因为中国的历史太痛苦了;他说,我希望这座岛不存在,这样就和平了。我想这是个寓言,当我们绝对占有它的时候,正是它不存在的时候。今天我们讨论得更多的不是东方,不是我们自己的绝对身份,我们更愿意谈论的是那个未被占有、始终存在的困惑。

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需要感知当下的世界以及明天,它是什么样的,它会走向哪里。也许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在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总会达成谅解,即使是一种庸俗的谅解,或者反之,一种庸俗的对抗。我们的小说是给中国人看的,还是给西方人看的,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在乎这件事,有人要争论。更重要的是,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被错误地翻译,因为错误地翻译小说中的某一句话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但这恰恰可能是屠杀的起因。

西方曾经并且一直带着它的叙事方式,来到了东方。这种叙事方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除了技巧上的重要性之外,叙事本身的善意,它的道德约束性,一直是重要的探讨话题。我想作为一个作家,在东方和西方的位置上,是最值得自重的。因为我们是跨越了人类最大的族群障碍——语言,而获得了一种相互之间的认知。假如连我们的之间的叙事方式、我们之间的情感,都可以互通,东方理解托尔斯泰也理解莎士比亚,甚至可以信仰共同的神。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一种全人类互动的叙事,放在写作者的眼前,它会超越政治和哲学,它会消弭掉人类之间的误读。虚无主义者也许会说,这种误读是永远存在的,人类是无可救药的,但是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毕竟揭示了文学的进步意义,文学不是后知后觉的,两百年前的优秀作品仍然存在于我们的血液中。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地,当东方掌握了这种叙事方式之后,它启动了一个重塑自我的行动,并非因为西方的凝视,而是东方自身的需求。我想,这种重塑是不能离开文学的。也许我一辈子只能书写一条肮脏狭小的河流,但在这条河流的倒影中,一定有巴黎或莫斯科,有巴比伦或君士坦丁堡的存在。

演讲:路内 整理:张中江,凤凰读书经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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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军]

标签:路内 国际文学周 东方 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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