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亲于国故,疏于现代——大师耶? “奴隶”耶? |钱穆逝世25周年


来源:凤凰读书

人参与 评论



钱穆在新亚书院的活动中行拱手礼

艰苦创业,新亚办学

香港时期(1949--1967)

钱穆入港时,邀请他人港办学的老友张其昀已离港赴台,办学之事实由钱穆与崔书琴两人承担。因人少力薄,钱穆又邀请同来香港的江大同事唐君毅,和香港《民主评论》的主编张丕介两先生共谋其事。经过一番努力、筹划,亚洲文商学院终于1949 年10 月正式开学。当时并没有固定的校址,租了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三间教室在晚间上课,学校定名为亚洲文商夜校。又在附近炮台街租得一间空屋,作为学生宿舍。钱穆任院长,崔书琴为教务长,教师有张丕介、唐君毅、罗梦珊(张丕介重庆政治大学旧同事)、程兆熊等。

由于学校初创,经费特别紧张。恰好在这时,钱穆新结识了上海商人王岳峰,他为钱穆等人艰苦办学的精神所感动,表示愿鼎力相助。由于王岳峰资助,1950 年3 月,亚洲文商学院开办的第二学期,在香港英皇道海角公寓租借数间教室,作为讲堂及宿舍之用,以安插自台来港的20 名新生。此处白天上课,钱穆与唐君毅等人,日赴香港,夜归九龙。

1950 年秋,由王岳峰出资在九龙桂林街顶押新楼三楹,供学校作新校舍。钱穆与文商夜校监督刘某商量,打算改夜校为日校。刘某不同意改日校,又不愿将校名相让,提议钱穆向香港教育司申请立案,另创新校。于是,钱穆又赴香港教育司,另请立案获得港府批准后,迁校至桂林街,改名为新亚书院。

新亚办学之初,虽然条件简陋,但学校的任课教师都是大陆来港的知名人士。他们有许多是钱穆的故旧好友,为支持他办学竞相表示授课不要报酬。如张维翰在抗战时与钱穆在昆明即相识,来港为其办学

精神所感动,称“君艰苦创学校,恨无力相助,愿义务任教国文一课,以表同情”。

由于新亚书院教授阵容强大,多为国内政界、学界名流,论其人选,香港大学中文系远不能比。尽管学校条件甚差,仍然受到香港教育司的重视,对新亚书院颇为通融。

1950 年冬,新亚经济窘困,已达山穷水尽之地。受全校同仁力促,钱穆离港赴台募款,望获台湾政府救济支援。一直对钱穆颇为欣赏的蒋介石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3000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这一资助持续四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


1953年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前排中的正是錢穆。

1953 年初夏,美国雅礼协会董事会决定在香港、台北、菲律宾三处选择一学校或医院为合作对象,委托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卢定教授前往三处访问选择。卢定此行的第一站为香港,确定约谈的第一人为创办新亚书院的钱穆。在会谈中,钱穆不卑不亢,就其办学宗旨、目的一一坦率相告,希望能得到雅礼的资助。但同时又表示,即便获得雅礼协款,也决不愿把新亚办成为一所教会学校,雅礼所派代表也不能预问

校政。卢定返美后,雅礼即定每年助款2.5万美元,超过了原定最高额。新亚自建立时起,得台北“总统府”办公费拨款相助,自此辞掉台北赠款。

卢定离港后,美国亚洲协会艾维来访问钱穆,也表示愿随份出力,资助新亚。1953 年10 月,钱穆得亚洲协会助款,在九龙太子道租一层楼创办研究所,供新亚及校外大学毕业后有志继续求学深造者之用,新亚教授则随宜作指导。余英时、唐端正、孙国栋、何佑森等港台学者,都是新亚研究所的早期研究生。


新亚书院除夕联欢(1955)

1955 年春,哈佛大学教授雷少华来访,钱穆与他谈论新亚创校经过,并言校内设有一研究所,因经费有限,规模未立,是否可得哈佛燕京社协款资助。双方定协议为研究所提供奖学金、图书资料费,并出版学报,至此,新亚研究所正式成立。第一届毕业留为研究生的余英时以助教名义派送前往,这是新亚研究所派赴国外留学的第一人。以后又陆续派出研究所的何佑森、罗球庆、孙国栋、余秉权赴哈佛、西雅图大学访问。

新亚书院发展到1959 年秋时,已拥有8 系1 所,500多学生,办学成绩卓著。香港政府有意在原来的香港大学外,另建一所大学,于是选定崇基、联合、新亚三校为基本学院,这就是香港中文大学。

1964年7月,钱穆因为与校方的矛盾,再次向新亚董事会提出引退,获董事长赵冰同意,辞去新亚书院院长之职。惟董事会决定以1965 年为正式辞职之年,此一年则为休假年。

辞职后的钱穆,在青山湾租得一避暑小楼。此处临海面山,环境幽静,远胜沙田旧居。他每日面对近海,眺望远山,读朱子之书,为日后撰写《朱子新学案》作准备。1965 年6 月,正式卸任。

相关新闻:

[责任编辑:严彬]

标签:钱穆 国学

人参与 评论

凤凰读书官方微信

图片新闻

0
凤凰新闻 天天有料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