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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文学:如何与世界对话?


来源: 文学报


对于中国抗战文学,读者普遍的印象是:经过几十年的积淀,成果丰硕、成就斐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世界战争文学版图中却依然处于边缘位置。这意味着当下抗战题材文学创作面临的挑战即是,如何面对沉甸甸的抗战文学遗产,又该如何与世界对话?

在8月27日中国作协举办的“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上,中国小说学会会长、评论家雷达直言,对中国抗战文学,我们还缺乏客观的认识。“既然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战文学自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对于抗战文学,我们一度过于强调政治性和党派分野,有一定的片面性。而相比世界上经典的战争文学作品,我们又妄自菲薄。“这两种看法我觉得都有偏颇。实际上,我们的抗战文学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民族气魄,即使放在世界文学里,也是不可小看的。”

虽然如此,需要正视的问题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抗战文学领域还没有出现具有世界广泛影响的大作品,也还没有出现伟大的战争小说。在雷达看来,这是需要检讨和深思的问题。“我最近读到河北老作家徐光耀的日记,他有一个反思。他说,他的《平原烈火》只是一张皮,虽然记录得很原始、很深入,但透过这张皮,却看不到更深刻的思想,也看不到对战争的深刻思考。他反思自己缺乏思想,而一个能写出大作品的大作家,往往也是一个思想家。应该说,这样的反思,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因为思想高度确实会影响作品的深度。”

以雷达的观察,几十年以来的抗战文学,大多数作品缺乏伟大的人文情怀,对人的理解也没有真正深化。“很长时间里,中国抗战文学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只讲单一性不讲复杂性,只讲显意识不讲潜意识。这是有问题的,抗战文学虽然写的抗战的大背景,但最终还是要回到写人上来,国外的战争文学在这一点上并不含糊,我们却一度发生了很大的偏离,这就是差距所在。”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抗战文学不曾触及人性的深度,只是没有把它推向一定的高度。解放军总政治部艺术局原局长、评论家汪守德举例表示,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至今读来依然让人感到震撼,因为它解剖的是中国人的人心,中国人的灵魂,它在刻画战争给人带来灵魂的伤痛上已经走得很远。“遗憾的是,丁玲的创作没有继续往这方面去深入探索,而中国作家写抗战,多数还没达到丁玲的高度,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在写肉体的疼痛,写怎么遭到日军的杀戮,或其他一些方面,但是没有进入到灵魂深处去写中国人的伤痛。”

也因为此,中国抗战文学可以说还没有和世界接轨。在汪守德看来,我们长期以来对抗战文学认识有偏差,认为抗战文学要表现的先是抗战,然后才是文学。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个领域,我们基于政治判断和道德判断相对多一些,基于民族历史、个人历史及人性方面的判断相对少一些。“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抗战文学首先是文学,然后才是抗战,如果连一些基本的问题都没解决好的话,我们很难去和世界对话。”

《文艺报》原总编辑、评论家范咏戈则注意到,中国抗战文学偏重于记录事件,或是写对事件的记忆,于人物塑造上则有欠缺。“从文学规律上来说,抗战文学要走向经典化,还得要归功于人物塑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抗战文学还得有人类视野,去和全人类发生对话。那些欧美的经典影视作品,并没有把纳粹的屠杀降格为专属于犹太人的生存问题,而是把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当成人类必须承担的普遍责任,从而超越民族经验而与人类的普遍体验相融合。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前苏联的作品《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也是以战争为背景,把叙事主题转向了战争中人性美与丑的对决。诸如此类的作品,都是在更深的人性层面透视战争,只有这样,我们的创作才有可能进入经典战争小说的视野。”

这就意味着面对历史,创作者要有严肃的态度。范咏戈表示,对于抗战文学而言,无论是以娱乐化的消费经验来处理抗战题材,还是以廉价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去博取读者或观众一时的满足和愉悦,本质上都是在欺骗历史。“抗战题材作品要走向经典,作为创作者,首先还是要敬畏历史,从而以严肃的态度,理性的创作,客观的叙述,多元的视角去构建新的抗战故事。”

而构建新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发现新的历史事实。《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评论家李舫表示,今天我们谈论抗战文学,很重要的是,要秉持认真负责的态度来面对抗战遗产。“一方面,我们要找到新的历史事实,来匡正历史细节;另一方面,则是要根据新的历史考据,来重新确立正确的历史观。”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抗日战争正如范咏戈所说,不仅仅是作为历史过程,或者是历史知识存在,而是和当代生活、当代精神紧密相连。“以文学的形式书写抗日战争,正是表现这种连续性的重要方式。”

事实上,很多作家都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力图有所突破和创新。此次研讨会重点围绕《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抗日战争》《寻找平山团》《极地天使》《吾血吾土》《大国博弈·1945》《抗战救护队》等作品展开讨论。在对这些作品进行通盘阅读与了解后,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李朝全的基本判断是,中国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深化的阶段。“这些作品都刷新了历史观,随着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的披露,作者的创作也更加真实,更加深入,同时视野也趋向开阔,有很多作品都凸显了国际视野。”多数与会者也认为,这些作品更多关注、书写战争的复杂性和被战争裹挟的人的丰富性,从多种视角体悟个体在国家危亡、生死攸关时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诚如中国作协副主席、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所言,优秀的抗战题材文学作品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内容,而且在历史沿革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发挥着鼓舞民族魂魄,激励民众斗志,凝聚国家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召开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就是希望深入探讨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存在的问题,以期对类似题材文学创作、特别是战争文学创作提供有益启示和借鉴。”

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承办。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徐忠志主持会议。施战军、胡殷红、何向阳、彭学明、张陵、高叶梅、邱华栋、顾建平、黄国荣、傅逸尘、杨义堂、丁晓平、程雪莉等作家、评论家也与会研讨。

[责任编辑:何可人]

标签: 抗战文学 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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