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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来源: 凤凰读书

 

本书所谈论的可谓人类历史最重大之事。无论你是否相信(我知道大部分人不相信),纵观历史长河,暴力呈现下降趋势;而今天,我们也许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代。暴力下降的过程肯定不是平滑的,暴力并未全然消失,这一趋势也不能确保会持续下去。但无论我们观察的是人类数千年的历史,还是短期事态,大至发动战争,小到体罚儿童,暴力的下降趋势有目共睹,无可置疑。

暴力的退却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无所不在。一个人如果时刻忧虑自己会被劫持、强暴或杀害,如果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设施可能在落成之际即被洗劫和焚毁,他就很难在生活中发展精美的艺术,很难学习和经营自己的事业。

暴力的历史轨迹不仅影响人们如何生活,也影响人们对生命本身的认识。人类久经厮杀,处境到底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还有什么比解答这个问题,更能让我们认识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呢?家庭、部族、传统和宗教,饱受个人主义、世界主义、理性和科学种种力量的侵蚀,对于这种现代性,我们又该做何理解?我们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一场充斥着犯罪、恐怖主义、屠杀和战争的噩梦,还是以历史标准衡量,正在享受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共处时期,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历史的变迁。

对暴力变化趋向是在减弱还是在增强的判断也离不开我们对人性的理解。虽然人们通常认为以基于生物学的人性理论,将暴力视为宿命,而心智白板论则认为暴力是后天生成的。我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类之初的自然状态和人类历史进程的开端?相信暴力一直在增强的人认为,我们创造的世界已经毒化了人类自身,而且很可能已经无法逆转;而认为暴力在减弱的观点认为,我们的起点确实很低,但文明将我们引向崇高,我们可以期望这一向上的进程将会持续下去。

本书篇幅巨大,但我别无选择。首先,我必须要说服你,暴力在人类历史上是下降的。我知道,此论必定遭到质疑、责备,甚至激起愤怒。我们的认知将我们预设为相信自己生活在暴力时代,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有媒体推波助澜,其信条是“见血的消息上头版”。人类的头脑在估算事件概率时,总是避难就易地从回想案例和图像开始。与老人安然辞世的画面相比,残暴杀戮的场景更易令人产生如临其境的感觉而刻骨铭心。不论暴力死亡的比重有多小,它的绝对数都足以填满媒体的晚间新闻,让人们对暴力的印象与其实际分量完全脱节。

放大危险感也符合道德心理学。从来没有人会为了宣扬世界已经变得更美好了去招募志愿者,传播好消息的人总是被告诫闭上嘴巴,以免诱发人民的自满情绪。而知识界的大部分人都极不愿意承认,在文明、现代性和西方社会里还有些积极的好东西。也许,正是某种最初推动暴力下降的力量,制造了暴力永存的幻象。暴力行为的下降,与对暴力的容忍和颂扬的减少并行一致,人们态度的变化通常起着先导作用。按照人类历史上大规模暴行的标准,得克萨斯州的注射死刑,偶发的流氓挑衅少数族裔的种族仇恨罪,都只能算是些小打小闹。但是,站在当代的道德制高点上俯视,看到的是人类可以如此沉沦,而不是我们的标准已经提高了。

面对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我只能用数字,用收集的数据资料并制成图表来说服你们。我会解释数据的来源,尽力说明数据是如何采集的。我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在家庭内、在邻里中、在部族之间和其他武装割据之间,以及在主要民族和国家之间各个层面上都发生了暴力的消减。如果每一个层面上暴力历史的轨迹各有其特质,那么它们就应该各有专著论述。但让我一再惊讶的是,回顾过去,世界上各个层面的暴力几乎呈现一致的下降趋势。这就有必要在一本书中结集文献,寻找这些发展在何时、如何并为何出现了这些共性。

我希望能让读者相信,当很多不同形式的暴力都在向减弱的方向移动,很难说这是一种偶然,因此需要我们给出解释。暴力的历史很自然地可以演绎成一个道德的传奇——一场正义反抗邪恶的英勇奋战,但这不是我的出发点。我的方法是对历史的因缘进行广义的科学解释。我们可能会发现,道德领袖们(moral entrepreneurs)——主流道德的制定者和捍卫者以及他们的活动对和平有着特殊的贡献。我们也可能发现一些更直白的原因,比如技术、政府、商业或知识等方面的变化对和平的作用。暴力下降不能被看作一个不可阻挡的、能将人类带往完美和平这一最终目标的进步力量,它只是基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人类群体行为的一组统计趋势。对此,它需要我们给出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解释:人类心智是如何应对情势之变的。

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探讨暴力和非暴力心理学。我大量援引的心智理论(the theory of mind )是对认知科学、情感和认知神经科学、社会和进化心理学,以及其他有关人性的科学研究的综合。在我的著作《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白板》(The Blank Slate)、《思维探秘》(The Stuff of Thought)中,我探讨过这些理论。我从中认识到,心智是一个具有认知和情感功能的复杂系统,这些功能由大脑实现,而大脑的基本构造又源自进化过程。这些功能的某些部分让我们产生各种暴力倾向,而另一些功能——比如林肯所说的“我们本性中善良的天使”,则把我们引向合作与和平。解释暴力减少,也就是辨识文化和物质环境中有哪些变化,让我们天性中爱好和平的动机占了上风。

最后,我要证明,人类的历史已经融入人类的心理层面。人类的一切事务都彼此关联,暴力事件更是如此。无论在历史上的何时何地,和平的社会总是更富裕,教育水平更高,管治得更好,更尊重妇女,有更多的机会从事贸易。在这些幸福的特性中,哪些开启了良性循环,哪些只是伴生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所以人们会给出一些自己也不满意的循环解释,比如,暴力减少是因为文化中的暴力因素减弱了。

社会科学家将社会变量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种,前者处于系统内部,可能受到它们所试图说明的现象的影响,而后者则受外力的驱动。外生力量可以来源于技术、人口、商业和管治机制的变化,也可以来自知识领域,比如新思想的孕育和传播以及其自有的生命力。对历史变迁最令人满足的解答就是找到一个外生的触发力。我会在数据允许的限度内,试图识别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曾经作用于我们心智的外生力量,而这些力量就是导致暴力下降的原因。

对这些问题的检讨,汇聚成此部长篇巨著——这本书分量太重,我不妨将主要结论在此做一个预览。《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是一个关于六大趋势、五个心魔、四位善良天使、五种历史力量的故事。

六大趋势(第2章至第7章)。人类这个物种从暴力中后撤经历了种种发展,条分缕析,我将其分别归入六大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以千年为尺度的过程:我们这个物种的大部分进化史是在狩猎、采集和栽种社会(园艺社会)中完成的。大约5000年前,人类从这种无政府状态开始向第一个具有城市和政府的农耕文明过渡。伴随这一转变,人类在无政府自然状态下的常规劫掠和打杀减少了,暴力死亡下降到原来的1/5。我将这个和平阶段称作“平靖进程”。

第二个过渡期历时500多年,欧洲史对这一阶段有详尽的记载。从中世纪晚期到20世纪这段时间内,欧洲国家的凶杀率下降了10—50倍。在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的经典大作《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一书中,他将这一令人讶异的暴力下降归因为分散割据的封建小邦整合为中央集权的大国,并形成一个支持商贸发展的架构(infrastructure)。与埃利亚斯所见一致,我将这一趋势称为“文明进程”。

第三个变迁跨越几个世纪,起始点大致是17和18世纪的“理性时代”和“欧洲启蒙运动”(尽管这一变迁是对古希腊文明和文艺复兴的传承,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同时存在平行的古代文明)。在这一阶段,第一次出现了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推动废除那些已被社会接受的暴力形式,比如专制、奴隶制,决斗、严刑逼供、迷信杀戮、残酷处罚和虐待动物,系统地形成了和平主义的第一个高潮。历史学家也将这一时期称为“人道主义革命”(Humanitarian Revolution)。

第四个变迁始于“二战”结束。战后的几十年间,人类见证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一般而言,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停止了彼此之间的战争。历史学家将这一天赐佳景称为“长期和平”。

第五个趋势是武装冲突越来越有节制。虽然从新闻报道中,人们还很难相信这一结论,但自1989年冷战结束,各种武力冲突——包括内战、种族清洗、专制政府的对内镇压,以及恐怖袭击,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在下降。认识到这一令人欢欣的发展并不稳定,我将之称为“新和平”。

最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标志着战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较小规模的侵犯行为也越来越反感,这些行为包括对少数族裔、妇女、儿童、同性恋的暴力侵犯和虐待动物。从5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接连不断的社会运动,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者权利和动物权利,这些人权概念的延伸逐一登场,我将此阶段称为“权利革命”。

五个心魔(第8章)。许多人坚信“暴力压力释放理论”:人类具有一种内在的侵犯性——死亡本能或嗜血的冲动,这种聚积在我们内心的压力必须阶段性地得到释放。这种理论完全背离现代科学对暴力心理的理解。侵犯性不是单一的动机,更不是一种日渐迫切的冲动。它是几种受环境触变、内在逻辑、神经生物基础,以及社会分布形态影响的心理系统的共同产物。第8章对五种心理系统进行了阐释。捕食或工具性暴力仅仅是作为实现某种目的实用手段。支配欲则表现为对权威、声望、荣誉和权力的追求,它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个人之间的叫阵,也可以是种族、部落、宗教和民族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复仇心激起人类的道德冲动,施行报复、惩罚和伸张正义。虐待狂以他人的痛苦为快乐。意识形态则是一个共享的信仰体系,通常具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为了追求无限的善可以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

四位善良天使(第9章)。人之初并非性本善,亦非性本恶,但是他们生来就具备某些动机,引导他们离弃暴力,趋向合作和利他。移情,特别是同情意义上的移情,让我们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并与他人的利益产生认同。自制,让我们能够预测冲动行事的后果,并相应地加以抑制。道德感将一套规则和戒律神圣化,用以约束和管治认同同一文化的群内相互关系。有些时候,这些规则和戒律使暴力减少,但部落的、威权的和道学的规则却经常会增加暴力。理性让我们得以超脱有限的视角,思索我们的生活方式,追寻改善的途径,并引导我们天性中的其他几种美德。我将在本书的一小节中,从生物学家的技术角度,探讨是否有可能从基因变化上看出最晚近的人类进化史也确实是趋向暴力下降的。不过,本书的着眼点是变迁的环境条件:不变的人性在不同历史环境变化中的不同表现。

五种历史力量(第10章)。在最后一章中,我要同时引入心理学和历史学,辨识那些有利于人类的和平动机和驱使暴力成倍下降的外生力量。利维坦,即国家和司法垄断了武力的使用,可以化解掠夺性的攻击,抑制复仇的冲动,避免各方自以为是的自利式偏见。商业是一个各方都可以是赢家的正和游戏,技术进步使产品交换和思想交流可以跨越的距离越来越远,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大,他人的生命也因此更有价值。他们也就更不会成为被妖魔化和非人化的目标。在女性化这样一个过程中,文化对女性的利益和价值越来越予以尊重。既然暴力主要是男性的消遣,提高妇女赋权的文化总是更少鼓吹暴力,也更不会在无所寄托的年轻男性中滋生危险的亚文化。世界主义的力量,包含识字率、流动性和大众媒体,都有助于人们换位到与自己不同的人的角度思考,扩大同情的范围,善待他人。最后,知识和理性在处理人类事务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理性的滚梯使得人们认识到暴力循环的有害无益,克制将一己之私置于他人利益之上的特权,并且重新审视暴力,将其看作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场争夺胜负的竞赛。

一旦人们意识到暴力在下降,他们眼中的世界将与以前有所不同。往昔不再纯洁无瑕,今天亦未必理崩乐坏。人们开始意识到,公园里嬉戏的异族通婚的家庭,拿元首当笑料尽情调侃的喜剧演员,还有那些在危机时悄悄地偃旗息鼓,而不是战争升级的国家,我们身边这些习以为常的细节,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我们对此无须自鸣得意,今天我们得以享有和平,是因为过去几代人痛感暴力的蹂躏,为减少暴力而付出了他们的努力,我们今天也应该为减少尚存的暴力而进行努力。确实,对暴力在减少这一事实的认识,最有效地证明了人类的努力是值得的。人性中的残暴,长久以来就是道德教化的对象。认识到某种力量能减弱人的残暴性,我们就能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与其追问“为什么会有战争?”,也可以多问问“为什么会有和平?”。我们不仅可以穷究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也可以探讨我们还做对了什么。因为有些事情我们确实做对了,那么最好能搞清楚这些做对的事情究竟是什么。

很多人问我是怎样开始进行暴力分析的。这不是一个谜:研究人性必然要关注暴力。我是从马丁·戴利和马戈·威尔逊有关进化心理学的经典之作《杀人》(Homicide)中第一次了解到暴力是在减少的。他们在这部书中检讨了非国家社会中的高暴力死亡率,以及从中世纪开始至今,暴力死亡人数的减少。在以前的几部著作中,我均提到过这些暴力下行的趋势,结合西方历史上的废奴、结束专制、停止酷刑处罚等人道主义的发展,以此支持一个观点,即道德进步与人类心智的生物学解释和对人性中阴暗面的认知是一致的。在回答网络论坛 www.edge.org 2007年的年度问题“你为何乐观”时,我重申了这些观点。我的信口开河招致学者纷纷来函,研究历史犯罪学和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告诉我,暴力减少的历史证据,要比我知道的更为丰富。他们的数据让我相信,这是一个被低估的有待讲述的故事。

[责任编辑:何可人]

标签: 暴力 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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