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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经济学学者解析:中国经济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来源: 凤凰读书

 

在短短30 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完成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中国已经从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1979 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6% 。自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的GDP 和国民收入每7~8 年就能够翻一番。在这30 年里,有6.6 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相当于世界总人口的1/10 。作为一个有着13 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经济的发展关乎世界1/5 人口的命运,因此,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形势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尽管如此,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内在原因和要素仍然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为何中国经济能以如此惊人的高速度持续发展?这背后的成功条件和决定因素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还远远没有探明。

和其他大国一样,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有着很多自己独有的特色。作为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中国已经将不少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转为私有制企业和银行,但是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仍有大约一半的人口是居住于农村地区的农民。虽然农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但2010 年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就业人口中仍有40% 在从事农业生产。同时,中国是一个开放型经济体,21 世纪的头10 年里,中国的进出口额占GDP 的70% 左右。从这个数据来看,和其他同等规模的经济体如英国相比,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因为英国的进出口额仅占其GDP 的37% 。在政治上,中国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法律体系和市场支持机制还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中,中国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仍然比较薄弱。在这些市场支持机制缺失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成就,这个现象被称为“中国悖论”,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参见Yao and Yueh,2009)。在经济学研究中,一般来说,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支持机制的健全程度应该是紧密相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成绩骄人,却又有着一些奇特难解的特质。和其他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一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本书详细分析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驱动因素,并探讨了中国作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崛起的形势和展望。除了经济理论和实证数据方面的内容,本书还从微观经济角度探讨了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微观层面的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给出了一幅更细致的工笔蓝图。作者认为,和宏观经济数据相比,中国家庭和企业的微观调查数据更可靠、更富信息量、更能揭示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关键因素。本书的主题之一是:在对中国经济的分析中,着眼于经济学中标准的发展驱动因素固然很重要,但是关注中国经济的整体结构也同样重要。作者认为,分析中国经济的最佳角度,是从家庭和企业的微观数据和特点入手。

不管是国有企业的改制,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还是促进出口的经济方针,中国经济的整体结构都有着其自身的独特性质,而不完全从属于传统的经济发展因素理论。例如,中国目前并不是一个工业化国家。早在1979 年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其工业化进程,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工业化进程又继续了一段时间。如今,中国正处在“再次工业化”过程中,很多工厂和企业大规模升级和更换陈旧过时的机器与设备。因此,虽然从经济数据上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一半归功于资本的继续积累,但是这种积累却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有所区别。换句话说,要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型,还要考虑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特色,考虑中国独特的市场支持机制。在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中,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的积累决定了稳定状态下的经济水平(即在给定劳动力数量和给定国民储蓄水平下的产值);而经济发展的速度则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而提高的。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生产力的提高速度不仅受到技术发展的影响,还受到“生产要素再分配”的影响。例如,劳动力由国有产业流向私有产业的过程,就会极大地影响生产力的提高速度。对于中国来说,生产要素的再分配存在于每个产业部门的内部,因此,刘易斯模型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型中所提到的“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生产要素再分配”过程。作为一个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还有很多复杂的、独特的性质,以上举出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也正是因为如此,用“全要素生产率”a 模型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会遇到很多问题。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中的经济增长包括很多要素,不仅包括那些技术驱动要素,还包括一些一次性的生产率推动要素(例如把资本从国有转向私有)。在这个模型中,这些要素都被归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预期的剩余要素。 而另外一类经济增长模型是关注人力资本要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这类模型虽然能够比较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方面,却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特色的“铁饭碗”现象。“铁饭碗”是指企业无条件地终生雇用员工,这种现象使得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工作能力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同时还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性,使得生产效率高的员工不能在最适合他们的劳动岗位上工作。因此,这些关注人力资本因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只考虑了劳动力教育水平等传统因素,却忽略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巨大效应。这种劳动力市场改革使得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能得到市场化的合理报酬,这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要研究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具体作用和效应,我们应该从微观层面入手,考察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和劳动力市场的微观变化情况。

此外,许多经济理论往往将一国的开放程度与该国的经济增长直接联系起来。但鉴于中国的特殊情况,这些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这些理论认为,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这种正相关的具体机制是:进出口的繁荣和与国际市场的紧密联系可以促进市场竞争,帮助发展中国家学习国外投资者的先进技术和理念。根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打开国门,先进的生产技术会随着境外资本一起流入,发展中国家可以借此“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脚步,最终整个世界经济趋于同步,这是对国际贸易开放程度的一种传统的理论解读。

显然,这样的理论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也不能直接套用在中国身上。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经济体,但是在开放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对进出口和境外投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有着相当程度的控制。这些政策使得很多中国企业免受外部的竞争,同时积极扶持国内企业的发展和成长。因此,虽然中国早在1978 年就推行了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在1992 年之后加快了打开国门的脚步,但这些政策的特殊性决定了直接套用传统模型研究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是行不通的。

在希望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引入先进技术的同时,中国政府仍保持着对汇率和资本账户的控制。因此,要度量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成效和影响,需要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入手。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还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居民储蓄率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 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外商直接投资极大地补充了国内投资的不足,占总投资规模的1/3 左右。同时,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生产率提高的一个有力的促进要素,因为中国的中外合资企业政策使得外商要想获得在中国生产制造产品的权利,就必须对中方合作伙伴进行一定程度的技术输出。要想比较准确地估计这种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我们必须掌握详细的企业层面微观数据。中国的中外合资企业和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大多偏向出口方面,因为第一批这类企业大都建于适合发展出口业务的经济特区。中国的东亚邻国也有不少是凭借这种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出口模式而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的,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模式和这些东亚国家的模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中国和周边东亚邻国之间有着很密切的经济联系。通过加入和创建这样的区域和全球产业链,中国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强劲的出口势头和固定汇率机制,再加上国家对资本账户的严格控制,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国在21 世纪前10 年里积累下了非常大的经常收支账户a 顺差,而美国则成了经常收支账户逆差最大的国家。到2010 年,世界宏观经济(尤其是国际贸易)上的不平衡局势业已形成,顺差国家(主要包括中国、亚洲和中东地区石油输出国)的顺差持续稳定增加,而主要逆差国家(美国)的逆差也持续稳定增加。这种日益严重的不平衡形势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不可能永远不断地增加顺差。因此,用出口型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显然只能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部分原因。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出口型经济增长模型的设计主要针对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体,这对东亚出口型小国适用,而对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显然不是完全适用的。中国所造成的全球贸易不平衡现象和其他林林总总的“中国效应”(即中国对世界物价水平造成的影响)都说明,在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必须把中国当成一个开放的大型经济体来对待。只有充分考虑中国经济变化对世界贸易的影响,我们才能够较好地解释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

创新是技术进步的另一源泉。在内生增长模型中,知识生产函数决定技术水平,创新是由模型内部研发人员的情况决定的,因此技术水平并不被看作是一个

“外生冲击”。这个模型比较符合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就加大了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和对专利的保护力度。内生增长模型(包括一些人力资本模型的变种)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取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且这种增长和传统的增长不同,不存在报酬递减a 的现象。也就是说,知识可以产生新的知识(所谓“站在巨人肩膀上”效应),于是科技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是报酬递增的,而传统的生产力要素积累所带来的的经济增长则是报酬递减的,因为如果不断增加生产力要素的投资,那么单位投资所带来的的经济效益会下降。经济学家们用这类内生增长模型来解释美国的经济增长,因为美国不但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还一直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前沿和先驱者。但是,实证研究结果并不是非常支持这些模型,例如Jones(1995 )的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美国科研工作者并没有真正做出科研方面的创新,也没有促进经济的增长。中国的科研工作者数量巨大,所以上述内生增长模型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中国一直以来并不处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所以内生增长模型可能只适用于2000 年以后的中国,而不能解释2000 年之前改革过程中中国的高速发展。

而用制度发展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模型是否适用于中国则比上述各类模型的适用性问题更加复杂、更难下定论。目前的主流观点是,健全的市场支持机制(如对产权的保护以及对合同效力的保护)和完善有力的法律系统可以促成强劲快速的经济增长。在这些主张好的制度能直接导致经济增长的文献中,研究对象基本上都不包括中国,因为中国没有深刻的殖民地历史,不曾全面地从外部引进先进的制度。在上述这些文献中,通过对有深刻殖民地历史的国家的研究,经济学家还发现,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促进先进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一些关于中国法制起源和发展的研究表明(例如,参见Allen,Qian and Qian,2005),中国同时具有不健全的法制系统和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现象。由于现有的其他经济增长模型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二战”以后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所以制度增长理论被用来填补这一经济研究上的空白,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制度上的差异导致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发展更快。

在这一方面,中国无疑应该被当作一个“特例”来对待,关于中国的市场如何在不健全的法制环境下发展,不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是不能随便下结论的。笔者认为,中国的非正式制度改革是其中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大量的“双轨制”政策在官方管制的渠道之外又产生了新的市场机制,这一点在农业和国有企业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这些制度创新是非正式的,而没有正式的法制保护和认可的官方改革措施,它们似乎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足够的动力。即使我们着眼于正式的法制保护,其实中国在很多关键领域上的法律制定和过去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的美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笔者认为制度增长理论适用于中国,但是我们应该对制度增长理论作适当的调整,因为中国的法制和制度完善都是一步一步逐渐进行的,而并非一步到位。在研究中国私营经济发展时尤其应该注意这一点,因为即使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之后,虽然国家在国有企业中所持的份额明显下降,但是国有企业仍享有一些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对私营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的。

此外,我们也不应该忽略非正式的市场机制(如社会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中国,因为缺乏完善成熟的法制和金融系统,企业家们做生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关系”(即社交网络)。中国的文化向来特别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因此社会资本是理解中国私营经济高速发展和自主创业的重要因素。要对社会资本进行数量化的度量,我们需要的不是宏观数据,而是非常详细的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

在未来30 年内保持可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是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需要在科技和人力资本方面不断发展,还需要完成法制和政治治理方面的改革,同时要保证中国经济再平衡。在这一方面,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包括拉动内需(消费、投资和政府开支),逐步让国内需求的增速超过出口的增速;使农业逐步转向服务业(含非贸易领域,如教育、医疗等);加快城市化进程和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对外经济的自由度(如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等)。要实现上述各项目标,中国必须重新定位政府在国家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现有的法制系统进行必要的改革。如今,大型国有企业的特权问题,和中资、外资私营企业在经营中所面临的各种不平等竞争的现象已经日益被人们所关注,这些现象不仅让人们对中国市场的效率存有疑虑,也限制了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要真正成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要释放出最大的潜力,中国必须进行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的双重改革: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必须通过促进生产力要素的发展进一步提高生产力;而在宏观层面上,中国需要逐步完成经济结构调整的伟大转型任务。

本文摘自【英】琳达·岳 著《中国的增长》,中信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责任编辑:何可人]

标签: 牛津大学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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