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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光绪”来了


来源: 凤凰读书


 戊戌政变后次年的一天,武昌出大事了,街面上哄传,“光绪”来了。

传说中来了的光绪,只带了一个仆人,住在一个租来的小公馆中,杜门不出。不过,前来造访的人却不少。主人二三十岁的年纪,面白无须,干干净净,举手投足,都有点儿戏里“王帽子”的架式,仆人四五十岁,也面白无须,声音略带女腔。主人用的被袱、玉碗,上面均有五爪金龙,而且仆人对主人,一口一个“圣上”地叫着,反正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皇上。一时间,武汉三镇的官民人等,着了魔似的往这里拥,有三跪九叩的,有送钱送物的,也有单纯看热闹的。有好事者为了验证那个仆人是不是太监,还设法把他弄到澡堂子里洗澡,脱了衣服大家定睛一看,嘿,人家还真的就没有男人的那个命根子。前来“恭迎圣驾”的人中,有官员按说是见过光绪的。清朝的制度,地方官上任之前,哪怕仅仅是个七品知县,皇帝也要接见一下。只是见的时候工夫短不说,官员一般都低着头,即便偷偷看一眼,其实也看不清楚。眼下比照起来,只觉其像,越揣摩越像。

来到武昌的光绪,口口声声说要张之洞来见,但是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却做了缩头乌龟,一声不响,任凭外面闹翻了天。在汉口和上海的报纸连篇累牍地编“张之洞保驾”的故事的时候,张之洞暗中派人到京城打探,待得到光绪还囚在中南海瀛台的确切消息之后,马上派人把那主仆二人抓来,刑讯之下,两人招了。原来,来了的“光绪”是个唱戏的旗人,多次入宫演戏,长相跟真光绪有几分相似,同行都叫他“假皇上”。仆人倒是个货真价实的太监,犯事逃了出来,两人一拍即合,出来假扮光绪骗钱。

扮光绪的戏子把戏演砸了,因此丢了自己的脑袋。政变以来,多少有点儿跟康党不清不白的张之洞,因此立了一功,重新得到了西太后的信任。不过,当时的舆论,却不肯罢休,那些奉献了银两物品的人们,自然肉痛;而其他地方的人,在对张之洞失望而且愤愤之余,倒宁愿相信真有其事,是张之洞出卖了光绪,然后找了一个替死鬼结案。

自甲午战败,到庚子之乱这段时间,是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和官僚阶层最为惶惶不安的年月。大家都知道中国必须变,不变就要亡国,但却不知道怎么变,尤其是不知道变了以后自己会怎么样。到了中国输给小小的日本,而且输得如此丢脸的这般田地,当年像倭仁那样富有理想主义的顽固派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绝大多数害怕变革的人士,不过是担心变革带来的结果损害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所有反对变革的说辞,也不过是希图苟安一时的借口。只是维新人士的变革主张,却往往由于人们对其过于陌生,而顾虑重重。毕竟,中国大多数士大夫对于西方乃至日本的情形知道得太少,西学的ABC,对他们来说,已经足以吓得晚上睡不着觉了。

说起来,在近代史上特别闻名的戊戌维新,其实只是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变法。维新人士把西方政治乃至社会变革的大多数口号都喊了,但真到变法诏书上,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变革,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裁撤几个阑尾式的衙门,撤掉督抚同城的巡抚,甚至包括科举考试不用八股,都是传统政治框架内制度变革的应有之义,自秦汉以来,中国制度已经如此这般地变过很多回了。然而,吊诡的是,这种看起来既不伤筋也不动骨的改革举措,由于前面很西化的鼓噪,那些希图苟安的人们,往往会将之联想起来。什么事情,一联想就很可怕,尤其在这些希图苟安的既得利益者中很大一部分是旗人的情况下,类似的联想在茶馆酒楼之间流转,势必会演变成一股至少是颇有声势的反对声浪。

当然,反对的声浪只有在当时特殊的帝、后二元权力架构中才能掀起风浪。尽管明知道中国或者大清不变法不行,但面对只要变法成功自己就不得不真正“退休”的局面,西太后还是心里老大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在旗人的“群众意见”越来越多的时候,终于让老太婆从后台走到了前台,而维新派人士破釜沉舟的军事冒险,又恰好让她找到了囚禁光绪、亲自训政的最好借口,于是,维新人士死的死,逃的逃,可怜的光绪只好在瀛台以泪洗面了。

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京城的旗人们也许可以偷乐一时,但自甲午战争以来困扰着官绅们的难题并没有解决。“新法尽废”就能解决亡国的困局吗?太后当家就能顶事吗?对于被囚禁的光绪,从封疆大吏到一般士人,未必都如西太后那样义愤填膺,为之抱屈者大有人在。政变后的人心,其实更加惶惶,就算旗人,也心里没底。正是这种上上下下惶惑不安的气氛,才让那个会演戏的假皇上看到了机会,而且冒如此大的风险付诸行动。


本文摘自张鸣著《历史的空白处》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责任编辑:何可人 PN033]

责任编辑:何可人 PN033

标签: 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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