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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解读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的传承和守望


来源: 凤凰读书


8月23日上午,“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的传承和守望——乐黛云解读《我们三代人》”活动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心活动区举办。中国比较文学创始人北京大学教授已故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的夫人乐黛云,围绕《我们三代人》一书,向读者分享了汤家三代知识分子的故事。

汤一介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孔子学会会长,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北京什刹海书院创院院长。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大学参加“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活动时,专程拜访了汤一介先生,同他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们三代人》一书是汤一介先生的遗稿,经整理后首次出版(《我们三代人》,汤一介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全书以三个部分分别叙述了作者的祖父、父亲,以及作者自己的身世经历、人物关系、学术著述等内容,用42万赤诚文字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出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变迁中的政治命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学术的传承守望。

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是蜚声中外的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作者细致地回顾了父亲的人品、操守、个性,以及他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学问成就。汤一介以纪实的笔法全面介绍了他的父亲、一代国学大师汤用彤与胡适、钱穆、熊十力、吴宓、傅斯年等人的交往,并客观讲述了汤用彤晚年的思想变化,而不为尊者讳。

对于自己,汤一介更以力持客观、自我解剖的态度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学术生涯,将一生悲欢得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沉浮、始终孜孜以求的学术历程等完整地呈现出来。

汤先生自我剖析,秉笔直书,直面问题,首次用一万多字的篇幅讲述“梁效”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在书中他还披露了创办中国私立大学的梦想。汤一介生前一直想把中国文化书院办成一所综合性的私立大学,书中全面介绍了他担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期间为此所做的努力,以及梦想难以实现的遗憾。另外,书中还完整呈现汤氏家训的原始手迹。汤氏家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出自汤一介祖父汤霖的《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自序》中,汤家三代人恪守家训,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做出了很多贡献。

《我们三代人》的序言是由乐黛云先生亲自写就,她感慨谈到:“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首先在于它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真诚的对祖国和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作为在他身边共同生活了六十三年的伴侣,我可以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作忠实的见证。”

乐黛云先生总结道:“这书的价值在于真实记录它是汤一介同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态史、知识分子交往史。”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星云大师、饶宗颐一致推崇,楼宇烈、成中英、钱逊、于丹、王博等知名专家学者的联袂推荐!星云大师评价说:“汤教授常年致力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保护,一生秉承‘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家训,创办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传统文化热潮,以八十高龄执掌《儒藏》整理工程,他毕生淡泊名利,热心文化教育,为这国家社会注入清流典范。”楼宇烈表示:“汤先生在改革开放以后,就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的事业中去。他担当主持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文化书院,中国文化书院,可以说团结了当时很多还健在的老一辈的学者,应该说在八十年代是起了相当大的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的。”于丹评论,“汤先生在《我们三代人》里面,写自己的时候,专门写到了我能信仰什么,这是人人都该问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今天找不到。”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学术著作分社社长郭银星透露,“2014年汤一介先生生前开创的,以结合儒释道三家之力传承中国文化为宗旨的什刹海书院,秉承先生遗志,开启了编撰《什刹海书院导师口述史丛书》的重大学术工程。这是先生在世时即与书院领导共同策划的一项重点工作。先生离世后,这项工作陆续展开。2015年,继爱新觉罗•启骧先生口述史出版之后,汤一介的《我们三代人》的出版随即提上日程,现在终于出版。不难想见,《我们三代人》这部中国读书人的百年缩影,其历史价值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历久弥新,其学术价值也定会随着一代代学人的深入体会而不断放大。”


《我们三代人》,汤一介 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1

【精彩书摘】

用彤先生与北大复校

1945年8月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了,西南联大的全体师生无不为这胜利所鼓舞,而且都期待着早日回到平津地区,以重建北大、清华和南开。就在这胜利之时,在北大任校长长达十五年之久的蒋梦麟先生被任命为行政院秘书长,照蒋先生任校长时的规定,在政府任职的官员不得兼任北大校长之职。因此当时的北大同人一致希望胡适先生回来出任北大校长。但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胡适没有办法立刻回任,而且关于用彤先生等人希望胡适回国任校长之事,还引起了胡适先生的误会,认为用彤先生等是由于对蒋梦麟先生不满而提出的。

据朱家骅1945年9月3日致胡适电谓:“梦麟兄因任秘书长,依法不能兼任校长,故力推兄继任,主席暨弟与北京大学同仁均认为非兄莫属,公意如此,务请俯允。复员在即,不及征求同意拟先提院发表,在兄未返国前,孟真兄虽抱病已久,暂行代理,特电奉达,并请速驾是幸。”前此用彤先生和周炳琳等四人因闻梦麟先生将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职,故有电致胡适,为北大复校之期不远,促胡适早日返国为梦麟先生臂助(按:此电当在9月3日以前,现未查见此电)。胡适误以为用彤先生等对蒋校长不满,而有此议,有函批评用彤先生等“走入迷途”。用彤先生为促胡适早日回国出任北大校长事,又于1945年9月6日致函胡适(即《秘藏》中之第九封),说明当时之情况,促胡适早日回国。

现据当时北大同人与胡适通信,大体可了解有关北大复校的一些情况。在江泽涵1945年9月3日致胡适函中说:“今天是胜利日,北大事真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蒋校长来昆明宣布他要辞职后就回重庆了。他说你回来继任,他曾要锡予师代理校长,锡予师坚决的拒绝了,现在还是无人负责。”看来北大同仁知道蒋先生辞北大校长职是在9月3日,又据上引朱家骅信知政府已拟先行由行政院发表,并将请傅斯年“暂行代理”。而蒋梦麟此时提出由用彤先生“代理”,我想,是由于他看北大在昆明事无人负责,找一人临时管管而已,盖因我父亲和当时政府的关系很少,更少参加当时的政治活动,抗战期间联大不少教授先后参加了国民党或民主党派,而我父亲一直是一旁观在外者。江泽涵先生时为北大数学系教授,是研究拓朴学方面的权威,也是胡适先生的亲戚,故与胡适来往信函颇密切。江泽涵称我父亲为“锡予师”,因其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上过我父亲的课。

在北大复校期间,用彤先生与傅斯年先生的联系最多,这是因为傅先生常在重庆,而在昆明的北大事要有人来处理故,1945年10月傅斯年先生曾到昆明,于10月23日召集教授会提出“他离校时,请锡予师代表他”(见1945年11月5日江泽涵致胡适函)。这一时期,用彤先生与傅先生信函往来颇多。而大多讨论北大复校后如何发展的事,我常看到父亲在一纸片上写下要聘请的各系教授名单,他们讨论的不仅文学院的教授名单,也讨论法学院、理学院聘任的名单。我父亲向来不大愿意多管事,但对北大复校事则甚热心。我想,这是由于他非常希望北大能保持高的教学和研究水平,这点可以从他1943年1月19日和1940年12月17日致胡适信中看出。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联大期间似乎北大同仁对蒋梦麟对北大事不甚关心,而颇有不满,此事可由傅斯年1945年10月17日致胡适信中看出:“北大的事,是因梦麟先生到行政院起来的。他这几年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穀女士的贡献,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没有希望’。他总是说,联大局面之下无办法,一切待将来……我真苦口婆心劝他多次,只惹得陶之不高兴而已。他答应宋到行政院,事先绝未和北大任何人商量过,到此地亦若干日与北大同人无信(过昆明飞机未停),我劝他赶快回去一看,也未能做到。于是昆明同人吵起来了。”此事还可由1947年2月22日胡适给王世杰的信看出来:“当时北大同人要梦麟辞去北大校长,是根据梦麟自定的《大学组织法》。”又,江泽涵1945年9月14日给胡适的信中引用了周炳琳对蒋梦麟批评的话:“蒋校长的兴趣不在大学教育。战时他对北大的事不问,但他每日忙着招待无关重要的外国人同云南的显要,可见他的兴趣所在。”对此江泽涵信中亦表同意,并说:“梦麟先生做官而兼校长,几乎全体不赞成。有些人以为他将来回来,暂时北大敷衍过去,也未尝不可,但这只是与他最接近的少数人,多数人很痛恨战时北大敷衍的不当。”同年9月21日贺麟先生致胡适函也可看出当时北大同人对蒋梦麟的看法:“尊示答复锡予诸先生电一节,已转示有关各人。泽涵兄一函,麟亦曾读到。梦麟先生官兴正浓,且彼在行政院对北大亦极有帮助。”1939年西南联大文学院设在蒙自时,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自昆明来,北大师生集会欢迎。诸教授连续登台言联大种种不公平,乃有举用彤先生为联大文学院长之动议,最后以顾全大局之决议散会,此也表现了对蒋梦麟之不满也。

话又说回来,用彤先生对北大复校尽其所能,协助胡适与傅斯年两先生,至1947年甚感身心疲惫,希望得到一段休息的时间,正巧加州(贝克莱)大学拟请先生去讲学一年。罗常培1946年10月6日谈到此事:“昨接Boodkerg来信说,加尔弗尼亚大学拟聘汤锡予先生一年,‘修敬’相当丰厚(年薪三千六,安家费三千六,或另有旅费),托代劝云云。这件事倒颇让我踌躇,因为我自己不能立刻返国,岂可再替旁人拉北大文学院的台柱子?可是为汤先生着想,在抗战七年间受尽艰苦,且连遭丧明之痛,身心颇受损失。在筹备搬家一段,尤替北大卖尽了老力气。如有让他短时休养的机会,似乎不可失掉。再以北大和加大学术上的联系设想,Boodkerg作学术虽嫌武断,但中文根柢很好(比雷好多了),对人也懂礼貌。战时即想为中国学者设一讲座,以资休养生息。”1947年6月24日胡适给傅斯年的信中也说到此事:“汤公之出国,我很舍不得,但为他计,不能不让他出去一趟,现请朱孟实代理一年。”是年8月用彤先生由上海乘船赴美,9月在加州贝克莱大学开设“汉至隋思想史”一课,现在其英文讲课提纲已收入《汤用彤全集》第四册中。时加州大学有陈世骧教授在,他译有陆机《文赋》,在《前言》中说到用彤先生在加州大学讲课事。1948年夏,用彤先生又接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讲学信,但有与胡适先生一年之约,加之国内形势多变,故拒绝了哥大的邀请而如期归国。我想他当时的心情正如王粲《登楼赋》所云:“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可以少留!”

[责任编辑:魏冰心 PN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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