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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澄:找回上海的书生革命


来源: 凤凰读书

金宇澄谈起美少女。

采访变成了闲谈。“两个初中女孩子,穿着旗袍,啊呀简直象做梦,我在香港街上看到。”

是十多年前,他说,这样的校服真像在旧社会。香港不象上海,没有社会断裂。

他喜欢香港,诚如他书中写文革时期,“照片上的香港,让上海人心思更为复杂。”情结是有来历的。他赞扬香港作家本土化写作,董启章马家辉等,因为他自己本土意识特别强。他说香港比上海还要丰富,因为它很多暖昧,秘密从未揭破,上海四九年后经历多次大运动,社会的拉链都打开了,如今又慢慢合拢,大城市的丰富暖昧是说不尽道不明的。他跟香港导演更有缘。王家卫对他的<<繁花>>一见如故,二年前拿下影视版权运作。

<<繁花>>依方言写上海故事,已是名作。记者想谈些别的,可是金宇澄总会谈回<<繁花>>。他的年轻岁月是知青,下放东北八年,他的包括收集在<<洗牌年代>>的农村作品不重要吗?他的<<碗——死亡笔记>>,令记者读了后脑勺激荡的。“农村小说是太多了。”他显出不耐烦:“也是老话题,人都住在城巿,写的却是农村小说。我开过玩笑:农村小说仿佛都是纯朴村姑,城巿题材,则是复杂的好情人。”

“其实,中国文化根脉在乡村的说法,沈从文时代已经百孔千疮。”

“其实,乡绅阶级经过太平天国和以后无数次社会大震荡,早就悄悄转移到大城巿了,包括海外。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重心讲农村生活,这一块对文学界最有价值,左翼文学也一直批判城巿大酱缸,认为文化精髓就在乡村,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巿嘛,实际中国文化都在城里。农村已经连根挖光了。”

“我农村生活,在<<碗>>中写到淋漓尽致。我毕竟不是农民出身,骨子里总是城里人态度。”他说,像要匆忙撇清这一话题。他透露<碗>的产生,是前几年看中央电视台四十集知青电视剧,仍旧是歌颂[青春无悔],心里不平,按自己熟悉的事,痛写了一次。

<<碗>>中记叙知青生活人物命运走向,几种时空闪回,荒芜峥嵘,譬如,刑满犯人林德获准回广州探亲,知青们托其代买几双皮鞋,杳无音讯,可能是偷渡了香港?文中写道:“每次我去香港,每次在森林般的广告里,会见到林德的相貌,面对密集的繁体字和缓慢有轨电车,我心里都会说:喂,林德,老林,你最近好吗,你在香港吗,你是在吃早茶,还是虾饺?是在听台口的梆黄,滚花,南音呢,还是,你早已经淹死了?林德?没有回答。”

一字一句,不着情字,已简白点穴,殝于至境。金宇澄近年作品,开始体现一种直插历史路径的自由清明,还原语言之魅。他于八十年代开始写作小说,如<<迷夜>>等,统统是农村题材。他承认少年时代的务农经历对人影响巨大,尤其他是在黑河地区劳改农场,也即是说,整天跟刑满的犯人在一起。刺激太大。他说,打住话题。

那时期的作品,如今很难给人印象。他因小说获奖,调去<<上海文学>>杂志,一干近三十年,直到执行主编。

九四年后,他停止了小说写作。他当编辑看稿,发现人人写得差不多。当他写作<<繁花>>,已五十九岁。一个偶然之机,他来到网络时代的“弄堂网”,以“独上阁楼”笔名登入,没有用意,没有既定束缚,只随网民讲上海话,讲上海故事,响应热烈,突然地他找到了自己。“这才见识到沪语环境之好,我从读小学到现在,从没感到那种开心和自由。”

<<繁花>>中吴侬软语,娓娓道来时代风云变幻中人事,是自由随性,饭局一写一章节,邮票一写一章节,旗袍一写一章节,机器一写一章节。人情世态,巿井日常,一五一十,活色生香,况味地道,喧哗骚动。也有文坛人士表示读不下去,语感陌生,内容琐碎,但它成功了,在各种年龄的网民中,在南北各种奖项及至茅盾文学奖中。迄今已热销近百万册。

近来文坛关注一个现象:晚期风格,它起于萨义德,针对艺术家晚期作品美学性征而言。作家亦可类推,其晚期风格可以体现为一种主体性的爆发力,突发地写作不与大家同调,它打破,解散,碎片化,自我交流。晚期灵魂往往像是在孤峰之上,遁入此生难以言说之天晦地暗。金宇澄向记者提出,“不响”一词(上海话即“无语”)在<<繁花>>中出现一千五百多次,评论界立刻就注意到。

不响,类似晚期风格之“归零”“逃逸”,按评论家吴亮说“是一种更丰富的喧哗”。金宇澄说:“很多事情大家都是懂的,可大声疾呼,也可以闷声不响,说了没有用,何必放到小说里搞到不能出版。”

可是后者不是国民性写照吗?记者这个问题,金宇澄“不响”。

采访不断地从文学话题滑入闲谈,金宇澄仍然面容萧索,而眼神温存,气氛变换微醺敞亮,记者任由下去。金宇澄再次说起:平生第一次遇上美少女。

看到香港街头中学生美少女迎面过来,素色布旗袍,是十多年前。“我过去为啥无此眼福?大陆校服一贯肥大。”

服装那么重要吗?“是啊。”他举例说陈冲(美国华裔演员),近来联系他,准备借用<<繁花>>片段拍美国式歌舞片。他说,文革时期的衣服非常难看,如何歌舞?陈冲说,这就是你不懂了,穿这种特定年代呆板服装载歌载舞,加上方言背景合唱,就是这种专业审美的最好位置。“七十年代衣服,都是直筒的,看不出曲线身段嘛。”他感慨说:“我年轻时候很傻,看女人只知看脸,后才知道身材和脸同样重要。”

至于是否服装透视其气质的问题,“这我就不懂了,是画家的事情。”

金宇澄承认对女人的审美,有旧时代相关情结。他记得上海女人不能穿香港这种普通旗袍的期限,是1966年初夏以后。近期他为新书<<回望>>(非虚构家族故事)准备母亲照片,二百多张。眼看母亲从上海的普通小女孩直到复旦学生,都是旗袍打扮,1950年进入南京军事政治大学以后各个时期照片,衣着立刻变得松松垮垮。

金宇澄把这部新书(部分)交付记者,才算把风云变幻时代破门后的自己交付出来。恐怕很多国人都写家族史,而他写,有着丰沛细节展示。父亲出身于吴江乡绅,家道中落,年轻时期在上海,干中共地下情报工作,曾被捕于日本宪兵,判决入狱七年,在“历史政治问题”的吊诡中,历经新社会长达二十四年关押审查纠缠打倒,延至文革后获得平反。书中不少细节,<<繁花>>都可与之参照,譬如:金家在上海几经迁转,曾住上海陕西南路三层洋楼,后因家族产业“公私合营”,各色人等聚住其中,命运浮沉于新旧社会。金宇澄平静见证,笔力磊落。

在<<繁花>>中,屡有写及上海豪门宅第殒败的情况,金宇澄说:“1966年城市被完全打开,传闻四起,徐汇区发现水晶宫洋房,卧室全装镜子玻璃,一张大床象浮在天花板中,主人早就失踪,全上海的工人阶级老老少少都可进去,参观批判。可以想见,个人私生活,城巿种种秘密,都超过一般的想象,一旦暴露,就有惊人魅力。城巿含义的复杂和丰富,无可知晓的暖昧,大森林那样浑厚的无解,个人根本不可能了解它,所知范围都很小,你一动不动,一眼只见周围几棵树,根本不知还有种种动植物。作家不是神,把自己知道的局部写出来,就可以了。”

至于人物内心活动啊故事走向啊那些,“已经消失了的,绝不去挖,以我们现有知识储备想象力理解力,只告诉你水晶宫这事,就足够了。”


“想想是多么不同寻常,在农村是不可能发生的,农村做一块腊肉大家就知道,张爱玲讲,在公寓的窗前换衣,都没人看见。城巿是大海,你只能描写一个海上冰山。”

金宇澄又说到“不响”,“人是不可能写透的,人经常连自己都看不清楚,何况他人和世界。一旦知道了很多,不知道的也就更多,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往往看清楚某个细部,周围更就是白雾浑茫。”他说起手头写父母的书,折射的正是重重的人际关系围绕,“决心要写清楚,却越写越不清楚,无论理论的和实际的人际关系,无论你宏观去看还是走近看,因为,现代社会就是一种暖昧社会。”

“写上海,一般习惯是写一两个人,单写一种内心世界,我根本看不下去。我只能说,我[不响]。中文没有内心的传统,<<诗经>>开始都是简叙,暗指内心。西方人的血统是每日忏悔,中国没自省的习惯,也不会出现托尔斯泰那种让我震撼的内心小说嘛,按这方法写出来,更也不会是中国味。中国的气味,就是平常说话,我发现,比如不管你小说写得如何洋派,如果改用口语,完全是中国气味,口语就这样顽固。”

口语方言一直是他津津乐道。有评论家认为上海话很难处理,容易俗,<<繁花>>有民国腔。他示现记者一个关于方言保护需要关注的文章,它写到方言需要文学的滋润,而这等于是地域文化传承的一种革命行为?金宇澄表示是的,“中国文学,是一种几十年大一统的普通话,如果再兴方言,就是革命。”但<<繁花>>的句子细碎连绵,是破除五四后汉语革新开放的,岂不是反革命了?“革命就是反革命。<<繁花>>做了一种没人想去做的事情。”

方言的拿捏转换,求得各地读者的理解,他也得以回到上海之心。他承认他借用了“鸳鸯蝴蝶派”种种旧词汇,那都是被文学史判“死刑”的旧文学元素。他也承接了家族的变幻之心,他新书中写父亲在晚年,总伏在<<廿四史>>缩写本前,用放大镜看,“在漫长的人生中,他已经无法再一次寻找年轻时代的神秘未来,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

他将父亲时光捻拢,埋头于放大镜的寻找继续扩展,如他新书中的祖母,无论遭逢何其沧桑,不改初心,“怀念曾经的丰足图画,在漫长的困难时世,那是极其的虚无,也是一种坚定扎实的慰藉或困扰。”他落笔处尽是自如,晚期风格已是毅然决然,去除遮蔽,在历史的巨轮辗过之处,夹杂生生不息的繁花。他调校文字,也如调校钟表,擦油点粉,理丝换面。他曾经于文革后回城当过十年钟表工。<<回望>>中写:“开了旧钟后盖,内部处处沧桑。我曾经的熟人,台词,机器,画面,回忆,全部隐退了。上海是一块海绵,吸引干净,像所有回忆,并未发生过一样。”

金宇澄同意记者以“晚期风格”和他比较。“作家和画家一样,牡丹花当然是到老画得更好。”“我这几本书,年轻时肯定是写不出来的。”

金宇澄重复说起美少女。“是啊,当年在香港看到的那两位美少女,把我所有关于旧时代的记忆,都唤醒了。”

本文原载《明报》,经作者授权转载。

戴萍,安徽人,香港大学硕士,曾任职《明报》等媒体,采写人物,撰写专栏。曾凭两部长篇小说分别获得香港首届天地长篇小说大奖和《亚洲周刊》年度十大中文好书(2007)。

[责任编辑:魏冰心 PN070]

责任编辑:魏冰心 PN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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