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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晚清四书”自序述学术历程:“批林批孔”是我的学术起点


来源:凤凰读书

本文摘自马勇著“晚清四书”:《觉醒》《维新》《国变》《革命》,新星出版社2017年出版先说一个小故事。几年前,为纪念邓小平诞辰,我应约为一家媒体写了一篇文章,主要从自己的经历,

本文摘自马勇著“晚清四书”:《觉醒》《维新》《国变》《革命》,新星出版社2017年出版

先说一个小故事。几年前,为纪念邓小平诞辰,我应约为一家媒体写了一篇文章,主要从自己的经历,谈邓小平引领中国从毛泽东时代走出来的意义。或许是因为行文需要,或许是为了对照,既然说走出毛泽东时代,就不能不说毛泽东的问题。结果,一位网友在那篇文章后留下了七八篇批评文章,可惜我并没有在那个网站上注册,而且那篇文章是这家网站独家约稿,网站编辑也没有告诉我这些留言,所以我压根就不知道这些留言。大约是我的不回应惹恼了这位网友,他毫不客气地向我的上级,乃至我的上级的上级写信举报,大意指责我反毛。这种举报过去几年确曾给我带来许多困扰,但我理解这位与我年龄相仿的网友。

我们这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按照过去的话说,叫“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从出生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接受的教育,就是红色江山、共产主义接班人,毛泽东的语录早已渗入我们这一代的骨髓。假如不是后来的读书生涯,我一定也与现在许多崇拜毛泽东的人一样,不会有其他想法。一个例证就是我身份证上的生日,就是毛泽东的生日,这并不正确,而是上大学建档案时选定的。我来自农村,使用记时都是农历,从来没有换算过阳历。那时也不是很好找“万年历”对照表,因而以为接近,就将毛泽东的生日当作自己的生日。从这个小例子,可以知道我们这一代人除了极个别例外,如张志新、遇罗克等“反潮流”,绝大部分都曾经是毛泽东的崇拜者,顺着潮流走,发自内心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尽管这些人没有几个与毛有过直接接触。

我的老家在安徽最穷的濉溪,被当地稍有知识的人誉为安徽的西伯利亚。小时候,濉溪属于宿县,就是现在的宿州;后来属于淮北市,也是淮北唯一一个市属县。

与同龄许多学者相比,我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早期,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实在说来,没有读过什么书,不像同时代的城里人,有机会学习那么多古今中外名著。我们那时上学,毫无目标,对于家长来说,就是让孩子识点字,平安度过儿童时代;对于学生来说,没有升学压力。一个村庄想也不敢想会出个大学生。特别是“文革”开始,废止高考,成绩好坏,一律平等。即便后来出了“工农兵大学生”的创意,我们村也有几个同龄的入学,但上大学基本上与学习成绩无关。所以回想青少年时代,我没有后来从校门到校门一代学子的辛苦,我一直处于“快乐上学”阶段,没有任何人为压力。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会打洞。底层社会出身,没有见过荣华富贵,并不知道艰辛是艰辛。

中学毕业,那时并不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严格的户籍管制,不仅不存在外出打工,甚至遇到荒年要外出讨饭也很难被允许,必须开具生产大队的介绍信。当然,我们那儿没有外出讨饭的习惯,我小时候倒是经常见到不远处的凤阳等县的职业乞讨者,只要秋收过后,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回来了。多年后,看到研究皖北乞讨者的书籍,我特别有一种亲切感。

我们那儿,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就是去当兵。高中毕业后第一年,我因为一个小小的毛病,体检不合格。我的很多同学那一年参军去了锦州,几年后参加唐山大地震救灾。我没有去成锦州,第二年,我参军去了杭州警备区。这个经历,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后来研究义和团来源时,以为义和团在那时能够闹起来,战后遣散,或解散,或逃亡的官兵应是一个因素。我的这个判断,很大程度上基于自己在军营中的经历。老话说好铁不打钉,好孩子不当兵。军营就是一个大熔炉,一个单纯的孩子在这个熔炉里一定会迅速改变。军营生活越久,越难以回到土地,自古以来的流民,其间总能看到军人,或退役军人的影子。

杭州城区三年多,我只是看见了杭州的繁华,并没有进入市民生活。但这个花花绿绿的杭州,对一个来自农村的小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场灵魂的震撼,开了眼界,知道除了家乡,还有城市,还有世界,还有那么多好地方。

军营生活真正改变我的人生轨迹,还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运动。军队现在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我们那时,每天的工作除了完成站岗执勤任务,主要就两件事,一是连队的副食品生产,养猪、种田,支农“双抢”;另一件事就是学习,我们简直就是文化兵,几年时间,确实有很多军事训练,但很少真刀真枪,印象中,实弹射击并没有几次,大量时间就是理论学习。这是我们军队的优势,但让没有多少文化的士兵痛苦不堪。

毕竟我那时算是高中毕业之后入伍的,虽然我们在学校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相对而言,高中毕业在那时的军营就是不小的知识分子了,因为更多士兵小学都没有读完。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我愿意从军营开始说,主要就是因为没有那几年军营生活,没有批林批孔运动,没有学理论,我的人生不会如此,更不会去读历史,研究历史。

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的理由现在看来并不是很充分,至少林彪并没有在思想深处将自己与孔子联系起来,并没有孙中山、蒋介石那样的思想自觉,自视为孔子道统传承者。林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也不精通,像那个时代许多好读书的军事将领一样,马克思主义可能是其观察问题的一个思想资源,但对马克思、恩格斯那些并太容易阅读的著作,不可能理解很多。但是,毛泽东出于自己对中国传统的厌恶,他到了晚年确实对儒家,对孔子,对传统,表现相当决绝。

据北京大学郝斌《截屏再瞥周一良》一文提供的线索,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殒命温都尔汗后,北京林彪居所毛家湾想必早就被有关部门查抄过不止一次了。两年过去了,突然有人想起林彪的书籍字画。于是,1973年年末,有关部门派“梁效”一干人马又去翻检一过。上万册图书,只要是在尊孔文字上面用笔勾了道道、画了圈圈的地方,都摘出来。十几个人,连查了三次,凑到一块,没有几条。“刘项原来不读书,嗟尔众人,胡为乎来哉!此一时节,只凭匠心巧运,编排出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算是完成上面的旨意,用这个材料指说林彪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至于清算林彪,何以要把文章做到孔夫子头上?林彪的事是十足的政治问题,何以要跟古代思想意识挂起钩来?此时的玄妙,郝斌先生表示很难理解,但知在此前半年左右,曾有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传达:“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此外,此时还有一首毛泽东的五言绝句:“郭老从韩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郝斌先生认为,这两首诗才是“批林批孔”的真正源头。至于“梁效”奉命编排出来的那份材料,于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当年一号中央文件发向全国,“这无疑是一道金牌,一场‘批林批孔’正剧由此开罗登场”。 

这样的高层内幕我当年作为一个小兵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所能感受到的就是中央文件下发后,报纸杂志铺天盖地都是咒骂孔老二,以及他的孝子贤孙林彪。作为那个时代并不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我其实对孔子,对林彪,对孔孟之道,基本上不懂。好在那时的政治运动重在参与,并不真的要求懂。真懂的,估计也是麻烦,如后来我所知道的梁漱溟,他确实懂,但他说出来的话却不中听,因而也被边缘化。

政治运动就是一个学习运动,我们这些当兵的政治学习除了由指导员、排长、班长领读中央文件,更多时候就是由文化程度稍高的一些士兵读报纸,有时候也让我们写心得,写大字报。我记得我们连队那时驻防裟婆桥十四号,那里也是我们的营部,大字报最多时,简直将那个院子所有墙壁都贴满了,有大标语,有小字报,纸张主要是旧报纸,很少有新买的纸张,部队似乎也没有这笔开支。

至于大小字报,以及我们学习的内容,就是报纸上的文章。稍后的说法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说实在的,几十年过去了,抄的内容早就不记得了,但能记得,就是这个运动促使下,我开始接触了中国历史。印象中,我那时用津贴订阅了刚刚复刊的《历史研究》,以及极负盛名的《学习与批判》等,里面的文章并不全懂,但从此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至少应该算作职业生涯的准备期。

在批林批孔以及前后学习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评《水浒》,批宋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运动中,我们这一代差不多都细读过张春桥、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读过《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至于《毛泽东选集》以及选集之外的许多著作,也是我们这代自诩为“小知识分子”的床头书,一读再读,尽管许多内容并不懂。

除了用津贴买书、订购刊物,我印象中那时让我最长见识的是弄了一个浙江省图书馆的借书证,每次可以借十本,或更多。这张借书证是与我一起当兵的高中同学弄来的,究竟是怎样弄来的,现在实在记不得了。这个借书证让我开拓了视野,弥补了中小学期间乡村学校的孤陋寡闻。直至我从杭州退伍回家,这张借书证也没有及时退回,我用这个借书证又借了一批书籍回家,又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留给我的另一个记忆是对历史文献的整理。这本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但在那时却成为一个普遍性运动。我的一位老乡分在团政治部,他那时就参与了章太炎作品整理,好像是《秦政记》《秦献记》。节假日老乡聚会,这位老乡向我们讲过这些事情,当然我并没有听懂。不过,由于我那时也曾去余杭教导队训练,那儿是章太炎的家乡,有了这位老乡的介绍,我那时对章太炎多少有了一点直观认识。这对后来的职业生涯自然具有正面意义。

杭州军营生活留给我另外一个很深的记忆,是对理论的追求。1975年春节前后,毛泽东在杭州居住了一段时间。我们连负责杭州火车站外围警卫,主要是看守毛泽东的专列。很长一段时间,我主要看守一个固定道口,那个道口差不多总有与我同时值班的一位师傅,是杭州极负盛名的造反派领袖,名字现在想不起来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记忆犹新,每次值班时,都在听他讲那些晦涩理论,我听得晕晕乎乎,他讲得津津有味。具体内容现在完全不记得,只记得那时很陶醉的情形。我后来比较愿意进行一点理论思考,仔细想想,也有这位造反派师傅的影响在。

我应该算是军营理论学习不错的士兵,记得那时南京军区机关报的记者曾到我们连给我照过几张相,至于是否在南京军区机关报上发表过,我不记得了,但这位记者留给我的几张照片,一直被家里妥善保存。我现在能记得的几张确实都是“摆拍”,比如我坐在大通铺上看书,而战友们统统睡觉,今天想想觉得好假,但当时真的不觉得有什么,似乎本就应该如此。

军营生活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假如没有这段生活,我无论如何不会踏入历史学的门槛。那时政治上的是非曲直我们并不懂,我只是凭着一个年轻人的直觉追求知识,追求进步。

在我大约十岁时,一位在海军当军官的姨夫探亲时对我说过一番鼓励的话。他说我将来长大了一定是个军官的料。我不知他的这个说法有多大真实性,但这句话深刻影响了我幼小的心灵。那个年龄能记住的事情并不多,而这件事我却一直惦记在心。

入伍之后,我那时的想法就是要成为职业军人,一辈子在部队。所以那时不论政治学习,还是军事训练,或者日常生活,我都严格要求自己。在当兵的第二或第三个年头,我曾被推荐上大学,也去参加了考试,并被告知考得不错。但后来并没有去上学,很久以后,一位了解内情的老乡告诉我,被一位首长的孩子或首长身边的人给顶替了。这件事并没有让我感到沮丧,毕竟人生的路还很远,机会还有。但这件事让我后来思考毛泽东时代许多问题时有了一个参照,“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其实充满着很多人情因素,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也正因为这个原因,1976年毛泽东去世不久,特别是邓小平重出后,推荐上大学成为历史,而一个新的制度安排,重回“文革”前的高考,呼之欲出。这是我不得不放弃职业军人想法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邓小平复出后,军队不再从士兵中提升军官。这个决定对于我们从农村来的士兵而言,是致命打击,当兵已没有进步台阶,我和许多准备一试高考机遇的同学、战友,差不多都在这个时候安排复员回家。

此外,由于历史突变,新政策让我这种入世不深的青年人很不适应,毕竟先前也算是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积极参加者,让我突然改变认识,确实有些为难。而且,我那时受《参考消息》等影响,对他们之前不断渲染的苏联在斯大林之后的变局信以为真,像许多吃着地沟油的忧国忧民志士一样,非常投入地忧心毛泽东之后修正主义上台了怎么办。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毛泽东去世消息时,我正在省委大院站岗,听到那个消息后确实像后来看到的朝鲜情形一样,一代伟人走了之后,活着的人怎么办?在此后的政治学习中,我也委婉表达了自己的忧心。今天回想自己幼稚到了极点,什么消息都不知道的底层人物,竟然操心根本不该操心的事情。我后来在从事研究时虽然一再强调理想社会形态就是各司其职,让政治归政治家,让外交归外交家,让学者专心于学问,让学生专心于读书或花前月下。然而,性格即命运,想到的,说出的,并不一定能做到。很多时候,还是“忍不住地关怀”,越位思考那些本该肉食者谋之的国家大事。

【书籍信息】

马勇,当代著名历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中国近代史、中国学术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文明史等方向上有着深厚的研究。近日,新星出版社出版了马勇先生“晚清四书”——《觉醒》《维新》《国变》《革命》,这是他过去近三十年间有关晚清历史的成果首次汇集,将为读者提供一部阅读晚清历史的最佳读本。为这次出版,马勇先生特意书写了长达8万字的序言,分为四篇小文,分别附于四本书正文前。四篇文章名为“我的学术起步”、“晚清的魅力”、“历史的温情与真实”、“走出传统、步入现代,重构中国社会”,是马勇回顾研究生涯,首次披露四十年治学心路历程。“晚清四书”也成为“马勇讲史”系列出版的开篇之作。

“晚清四书”包含《觉醒》《维新》《国变》《革命》四本,按时间顺序叙述了1894—1911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甲午中日战争、马关条约签订、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以及辛亥革命,记录了清王朝由觉醒而自救,自救失败直至倾覆的全过程;描述中涉及对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解读,如慈禧、光绪、奕䜣、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等。作者马勇以其一贯主张的对待历史的温情,为我们重新认识和思考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供了新的思路。

[责任编辑:何可人 PN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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