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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海: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国风》里的俭德 | 星期天文学


来源:凤凰读书

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国风》里的俭德▌黄德海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尚书·太甲上》一兴许是因为现代历史学科的崛起,现今人们谈论过去的时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

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国风》里的俭德

▌黄德海

慎乃俭德,惟怀永图。

——《尚书·太甲上》

兴许是因为现代历史学科的崛起,现今人们谈论过去的时代,很容易只保留可信的底线,而把上古无数的人、事删削得只剩下不相联属的片段,以致让过往的一切既不丰富,也难动人。不知道某些古人缜密完整的思索,是否也可以放入独特的可信范围?如果可以,断烂不堪的过往,或许将恢复勃勃生机,起码在某种意义上对人有益?连类而及的问题是,诸多今人谈论的所谓传统,是否本来就是个连续不断的创造过程,而不是停留在时空对岸的凝固形象?就像荷马,古希腊人把他确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却又隐隐约约暗示,这位盲诗人“同时诞生于七个不同城市”。这命名和对命名的解说,属于后人创造性思索之一种:“这意味着希腊人并非不晓得此一基本事实(按,即武断地选择一个人,称其为两大史诗的作者),甚至精确性地指出了有整整七个希腊城邦的人共同完成这两部史诗。”

这样的创造有个好处,可以让后来者对某一事物的指称易简,不用在称名之前先累累赘赘地解释一番。比如希罗多德就可以避开繁琐,直接告诉我们:“赫西俄德与荷马……把诸神的家世交给希腊人,把诸神的一些名字、尊荣和技艺交给所有人,还说出了诸神的外貌。”人们由此知道,古希腊“大人”们的诗,与现今彰显一己(或隐或现)生殖爱欲的诗歌,并非同类。署名赫西俄德和荷马的一系列作品,面向当时希腊的过去、当下和未来,通过摹写诸神的世系和他们的特性,让生活于城邦的希腊人有了效仿对象,从而确立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对诗和诗人无比苛刻的柏拉图,就可以让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把形塑了古希腊样貌的诗人名字归为一个,并无比准确地说出他的作用:“当你遇见赞颂荷马的人,听到他们说荷马是希腊的教育者,在管理人们生活和教育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他,我们应当按照他的教导来安排我们的全部生活,这时,你必须爱护和尊重说这种话的人。”

这一点,作为中国诗歌源头的《诗经》,几乎走了一条相反的路——收入其中的三百〇五首诗,都没有署名不是?当然,古人也自有他们简易的方式,一句“诗三百”或“诗”,就足以称呼整体了没错吧。最为重要的差别是,与希腊诗人创制的复杂神谱相比,《诗经》里几乎没有诸神的名字,更少见诸神的家世。缺少了诸神的家世,一国之人如何自觉地确立其生活方式?《诗含神雾》:“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以上四端,是不是可以对应希腊所谓的诸神?而后世毛诗的大序和小序,是不是就用以上的四端来教人确立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

《诗大序》几乎是对此一问题的正面回答:“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就是说,诗三百,连同对我

们来说仿佛跟它长在一起的大小序,是用诗作为教化手段,让一群自然聚居的人,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文明共同体。如同古希腊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教导下形成了他们独特的nomos(民俗,宗法,法律),在诗教(取其广义,包括一切以某种好为目的的述作)之下,中国也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谣俗”(《史记·货殖列传》)——认真一点,从这谣俗里,大约能看出此一共同体人的性情、生活方式乃至命运的造型。

如果“诗三百”真的经孔子删定后用为教材,那么,在毛诗之前,一定(起码在众弟子口中)流传着孔子对诸多篇章的解说。从《论语》保存的只言片语来看,孔子对《诗》有其独到心得和整体认知,这些解说未能全部记录下来,真让人悔之不及。好在有毛诗,相传出自孔门“文学”科的子夏,那么,毛诗的大小序里,一定多多少少保留着孔子说诗的意见。这推测或许可以稍稍减少一点我们的遗憾,但从孔子“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告诫来看,子夏气度略欠宽宏,其所传之“诗”,究竟多大程度上体味了经权合宜的孔子偏其反而的意图,实在难以妄测。

不过,长于“文学”(古传典籍)的子夏,毕竟经大小毛公的勠力同心,传下一部最早的读诗心得。这心得“因有编诗结构与大、小《序》之存在,《诗》才成一特殊读法……观《小序》之设自成体系,诸《序》纵横交织,《诗三百》乃构成以周为中心、跨越数百年且显示各种情感关系之网络。此网络庞大复杂且变化多端,《诗》之为‘诗’,魅力即在此”。无可否认的是,有时“序诗者与作诗者之意绝不相蒙。作诗者即一事而行诸歌咏,故意尽于篇中。序诗者合众作而备其推求,故事征于篇外”。

横亘在《诗》与《序》之间的矛盾,不妨看成伯纳德特意义上的“未定之二”(indeterminate dyad)——“构成一对组合的事物不是独立的单元”,不能简单地看成二,“它们是整体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包含对方”。作为一对组合事物的《诗》与《序》(甚至包括其后的笺与疏),显然构成了既相反又相成的整体景象,从而诗便不只是停留在个人的饤饾情感上。至于后之读诗者在具体时空中的情势裁断,端赖每个人当下的反身自识。

《诗大序》关于“二南”(《周南》《召南》)的说法,很能体现毛诗用以教化的宗旨:“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这也就怪不得孔子如此教导自己的儿子:“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二南之风,可以用于乡人,用于邦国。不学二南,如人向墙而立,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或将封闭阻塞,固陋不堪。

王者之风的《周南》十一篇,毛诗的小序,也自有其整体思路。其中前八篇,题旨皆与后妃有关,分别言后妃之德、之本、之志、之化、之美,并后妃之逮下、之所致、之子孙众多。后三篇由内而外,言文王德广所及,道化之行,《关雎》仁德之应,如此,则邦国之德外内如一,温柔敦厚之教可期。当然,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小序看成是解诗者的理想,借此传达自己的诗教之旨,其解背于诗还是更为体贴入微,要回到每首诗的具体。

小序中首次提到俭德,是《周南》(也是整部《诗经》)的第二篇,《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为绤,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归宁父母。

葛是葛麻,多年生藤本植物。中谷即山谷。覃义蔓延。萋萋、莫莫均为茂盛貌。刈,割取;濩,煮。为细葛布,绤是粗葛布。无斁,不厌倦。“言”“薄”都是发语词;“害”是“盍”的借字,义为何。污,揉搓;私,近身衣;澣,用水透一透;衣,身外衣。一章用葛与黄鸟起兴,喻女性形体渐长,容色美盛,如黄鸟之翔而后集,将待时而嫁也。二章言治葛为衣,女功不怠。三章言女告其傅,欲澣洗衣服,问安父母。

老实说,我的确没看出这诗哪句讲到了俭,即使借助《正义》,仍不免有些含糊——“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者,卒章污私澣衣是也。澣濯即是节俭,分为二者,见由躬俭节用,故能服此澣濯之衣也。”把衣服该揉搓洗还是用水稍加洗濯分开,怎么就看出节俭了?难道是出于环保节水?这也就难怪后人会觉得不合情理:“后(妃)即节俭,亦不至归宁尚服澣衣。纵或有之,亦属矫强,非情之正,岂得为一国母仪乎?”

暂且抛开节俭,郑笺中对后两章的解说,可谓独出心裁。第二章,郑玄把“服”的意思,由通常的“穿(衣)”改为“整治”:“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将所适,故习之以绤烦辱之事,乃能整治之无厌倦,是其性贞专。”“所有人类的错误无非是无耐心”,对烦辱之事能整治无厌,可见此女性情之坚韧专一,由此其做事之精纯可期。卒章则以“洁清”立意:“我之衣服,今者何所当见澣乎,何所当否乎?言常自洁清,以事君子。”一身不治,何以为天下之仪则?内而贞专,外则洁清,这自内而外的身心纯粹之象,是不是(毛公)传(郑玄)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呢?

小序中所谓的俭德,朱熹在《诗集传》里将其定位在第二章,或许更近情理:“此言盛夏之时,葛既成矣,于是治以为布,而服之无厌。盖亲执其劳,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诚爱之,虽极垢弊而不忍厌弃也。”此解挑明了习烦辱事与其性贞专间的联系,给出了由事而达于心的过程,从而使“无斁”之意落实。只是,朱熹仿佛把第三章的意思提到第二章来讲了,否则,从“是刈是濩,为为绤,服之无斁”,绝看不出衣服之“极垢弊”,只有从第三章的“薄污我私,薄澣我衣”,才可以推论衣服之垢弊。然而,即使从第三章立论,仍然有增字解经的嫌疑,需要洗的衣服,或许有垢,未必弊破吧?只是,如果推翻朱熹的这个解释,小序里的“俭”,不就难以落到实处了吗?小序是不是真的如今人嘲笑的那样“迂腐可哂”?

同样在小序里明确提到俭德的,是《召南》的《羔羊》。《周南》是王者之风,《召南》十四篇主体则为王者之风所化的南方诸国,因而小序由颂后妃转而为赞夫人,并美召公之政,其间偶有怨言,终也因得被而得化之。“《羔羊》,《鹊巢》(国君积行累功)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素丝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丝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缝,素丝五总。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对序中“节俭”的理解,毛、郑已自不同,《正义》谓:“毛(传)以俭素由于心,服制行于外。章首二句言裘得其制,是节俭也,无私存于情,得失表于行。下二句言行可踪迹,是正直也。郑(笺)以退食为节俭,自公为正直。”先不说裘得其制便是节俭的推断自何而来——现今不是有很多“合制”的东西是奢侈,甚至风雅(风雅所费,甚于奢侈)的吗?——如果所说成立,此诗就显得有些悬空着笔,不那么具体致密,仿佛是为了证明小序所言节俭正直才来写诗似的。方玉润便在《诗经原始》里指出,“夫诗人措辞,必有指实,断非虚衍”,而他又相信,“序言‘节俭’二字,必有所本”。

深思而有得,方玉润解这段小序,切近能落于实处,是我所见之中最好的:“紽也,緎也,总也,皆缝之之谓也……观‘五紽’‘五緎’‘五总’之言,明是一裘而五缝之矣。夫一裘而五缝之,仍不肯弃,非节俭何?……至于‘委蛇委蛇’,则雍容自得之貌。使服五缝之裘而无雍容自得之貌,无以见其德之美;使服五缝之裘,虽有雍容之貌,而不于自公退食之地见之,且恒见之,亦无以见其德之纯。”大夫自公门出,退朝而食于家,始终着五缝之裘,“无所矜,亦无所掩;不矫强,亦不虚饰;但觉其舒容安度而自有余裕焉。此虽外仪乎而内德蕴焉,此虽末节乎全德见焉矣”。方玉润甚至推测,这个作诗者肯定实实在在见到了某个人,而这人,或许正是《召南》的核心人物——召公。

如果不看小序,也不看历代注解,只看诗本身,不得不承认,几乎难以从《葛覃》和《羔羊》中读出节俭的意思。较早的三家诗(齐、鲁、韩),对两诗就别有异说,且各有其秀异之处。《葛覃》,鲁诗谓诗旨是女待嫁,“恐其失时”,拈出的是今文学家多有心得的“时”字,善体《论语》所谓“时哉时哉”者乎?《羔羊》,则韩诗认为:“诗人贤仕为大夫者,言其德能称,有洁白之性,屈柔之行,进退有度数也。”德行相称,舒展从容,是孔子“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时的样子吗?

细味这两首诗,并就此来看毛序,仿佛俭字是解诗者悄悄加进去的,似无还有,若存若亡。在全诗之中,俭似乎不那么重要,但反过来想,漏掉它,诗的意思却又略有些直白无隐。仿佛某种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去掉好像也可以,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或许,这就是俭德该有的样子吧,不突出,不招摇,但也不该被忘记,它就那样安安稳稳地居于群德之中,不卑也不亢。这样的俭,俭得雍容,甚至有些华贵,只在无斁与委蛇之中偶尔显现,看不出丝毫寒酸。如此风致宛然、从容自得的俭,难道不该是俭德最美好的样子?如此俭德,经传之倡、笺之和、疏之辅,并后世解诗者的深深体味,会渐渐渗透到人心里去的吧?

二南以下,自邶风至曹风,均属“变风”,大序所谓“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二南之后,国风中再次出现与俭德有关的诗,则是《魏风》。“魏地狭隘,其民机巧趋利,其君俭啬褊急,而无德以将之”,魏风的第二首,就直刺其君之俭:“《汾沮洳》,刺俭也。其君俭以能勤,刺不得礼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

汾,汾水。沮洳,低湿处。莫、桑、藚,均可采之植物。公路、公行、公族,俱官名,掌诸侯之路车、兵车与属车。只从诗句来看,与其说是刺,毋宁说是美更为准确,“美无度”“美如英(俊选之尤者)”“美如玉”,不都是赞美之辞吗,怎么会扯到刺上去?《正义》从郑笺,其解释,也很像是对俭(何况还有勤)的肯定:“于彼汾水渐洳之中,我魏君亲往采其莫以为菜,是俭而能勤也。彼其采莫之子,能勤俭如是,其美信无限度矣,非尺寸可量也。”从后世愈俭愈善的原则来看,当然是美辞无疑,只是,过去的人怎么认识俭呢?

先不急着下结论,再来看一首刺俭诗,《蟋蟀》,《唐风》首篇——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此诗感叹岁已将暮,未经乐之转折,即已警惕自己切勿为欢逾度,所谓“其人素本勤俭,强作旷达,而又不敢过放其怀,恐耽逸乐,致荒本业”。人在生命的某些阶段,或一年的某些时候,需要一段意气风发、享受美好的时光。这时光即使短暂,人内在的某些地方也可以得到相对充分的休息,把从不停息的消耗返还一点。没有这段时光,生命会不时显出枯寂,甚至失去必要的生机。此诗之中,尚未闻其乐,即已申“无已大康”(不要过分安逸)、“好乐无荒”(寻乐不荒正业)之旨,直接越过了必要的愉悦阶段,“唐人之俭,无乃太甚乎”。善自警惕也会有太甚之嫌,如此,便仍要回到古人俭德的标准问题。

郑玄的老师马融,曾传《毛诗》,他在《广成颂》里曾提出俭、奢的标准,或许可以参考:“臣闻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奢俭之中,以礼为界。是以《蟋蟀》《山枢》之人,并刺国君,讽以太康驰驱之节。”孔子的意思是,奢侈则人不恭顺,节俭逾度则难免寒酸。而检验奢侈或过俭的标准,是礼,“礼,体也,得事体也”,“得事体,乃所谓当,乃所谓备(全)也”。完整且得当的俭,才是俭德。未达中庸,过与不及,俭则俭矣,却难以称得上德。马融赋中的《蟋蟀》对应后文“太康”即“大康”,《山枢》是列于《蟋蟀》之下的《山有枢》,“驰驱”是“弗驰弗驱”的节文,虽有马车,却不驰驱,毋乃太固乎?因此小序谓此诗:“刺晋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国,有财不能用,有钟鼓不能以自乐,有朝廷不能洒扫,政荒民散,将以危亡。”

倒回来看《蟋蟀》的小序:“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娱)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所以在唐风中出现晋公字样,是因为成王封其弟叔虞为唐侯,以建唐国。国之南有晋水,子燮改国号曰晋。《诗经》存唐风之名,用的是始封之号。称述尧,则因其地原为帝尧旧都,“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魏国之风习,正与唐相似,“本舜禹古都,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这样两个存有圣贤节俭之风的地方,怎么变得俭不中礼的呢?

或者可以这么理解,抽象的俭没有中礼不中礼之别,有别的,是作诗者、解诗者,以及诗中每个人置身的具体环境。俭用之不当,则显俭啬,如《正义》之说《汾沮洳》,魏君“美虽无度,其采莫之事殊异于公路,贱官尚不为之,君何亲采莫乎?刺不得礼也”。甚之者,如俭不中礼,则事出非分,“非特俭啬而已,是亦与民争利也。俭不中礼则吝,吝必至于贪”。或如《蟋蟀》之刺,“僖公太俭逼下,不中礼度,故作是《蟋蟀》之诗以闵伤之,欲其岁暮闲暇之时,以礼自娱乐也”。不能使民自喜,过于造作安排,民与己皆无一时之闲暇,衷心常凛凛,或将复诵“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之诗乎?

《诗经》共十五国风,正风、变风而后,殿以《豳风》。《豳风》而外,其余十四国风,皆为周代诸侯国,而豳则是周迁岐前的聚居之地。在国风自正而变的序列中,豳风仿佛在空间上由边地回到中央,时间上由近世追及祖先。而真能称为“豳风”的,实际上只有《七月》一篇,其余六首并非豳地之风,只因同为吟咏周公之事,亦连类而归于此。更为奇特的是,自郑笺倡始,《七月》被认为兼备风、雅、颂三体,《正义》承此,谓“述其政教之始则为豳风,述其政教之中则为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则为豳颂,故今一篇之内备有风雅颂也。言此豳公之教,能使王业成功故也”。这奇特的《七月》,共八章,章十一句,是风诗中最长的,虽然不足四百字——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豣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小序谓此诗:“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朱熹给出的此诗纲要是:“此(首)章前段言衣之始,后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终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终后段之意。”而其意旨,朱熹则引王安石(不知是不是因为不想提名字,朱熹引述的时候,用的是“王氏”)说:“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虫鸟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养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时,其燕飨也节,此《七月》之义也。”事关王业,诗兼三体,义则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无变风之衰废,《七月》究竟该如何定位?

不妨从小序的“周公遭变故”说起。武王去世,成王即位,周公摄政。成王的三个叔叔散布流言,中伤周公欲篡夺王位。成王生疑,周公避居。后得金縢之书,误会消除,成王出郊迎接周公,“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潘雨廷先生于此拈出“反风”二字,谓《豳风》虽处变风之下,却能行反风之实:“周风之正,未尝有异。故岐之风,是谓二南。丰镐之风,已受命而入雅。唯成王时,三叔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则君臣之间,风不可谓不变。幸周公不忘十余世之祖德,三年东征,德音不瑕。金縢启,流言息,成王感悟,天雨反风,禾则尽起。此所以附《鸱鸮》等六篇于豳风。风反而正,以固文武已创之业。”所谓反风,即变风反而为正风之义。

在王道衰废、政教失则的形势下,《七月》追怀先祖筚路蓝缕之德,复思振作,乃返本还源之诗。诗中虽处处可见劳作的艰辛,却洋溢着一股向上之气。在这辛劳不已却生机盎然的时日里,节俭回到了它最为素朴的样子——“采荼薪樗,食我农夫”,有时至以苦菜和臭椿充饥;“昼尔于茅,宵尔索”,白天割草,夜里搓绳,劳作日夜无息。为上者知此稼穑之艰,体恤下情,岂敢乃逸乃谚耶?那些勤修耕织之业的奋发者,俭素勤恳成了不用刻意讲求的“礼”,他们的欣喜藏在这里,祝颂也藏在这里——“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本文选自黄德海随笔集《书到今生读已迟》)

黄德海

作者简介:

黄德海1977年生,山东平度人,现居上海。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曾获“《南方文坛》2015年度优秀论文奖”,“2015年度青年批评家”奖。著有文学评论集《若将飞而未翔》、随笔集《个人底本》,翻译有《小胡椒成长记》,编选有《书读完了》、《文化三书》、《野味读书》等。

黄德海著

作家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

内容简介:

黄德海是优异的评论家,更是卓越的阅读者,涉猎广、用心专,所见所指皆为人心与世事之根本。本书既解读《左传》《诗经》《随笔集》这样的经典之作,也揣摩玻尔、海森伯、薇依这样的伟大心灵,还分享金庸、金克木、张五常等对作者本人影响甚深的作家与作品,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作者让读者更了解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责编: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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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蒙 PN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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