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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从洪武到崇祯的权力变局》朱元璋挂出的铁牌怎会锈迹斑斑?


来源:凤凰读书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之外并没有资格染指权力。草根出身的朱元璋九死一生,才为朱家子孙们取得这大明天下。当国家建立以后,那些打天下的功臣尚且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权力的禁脔又岂容那些宦官染指?朱元璋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之外并没有资格染指权力。草根出身的朱元璋九死一生,才为朱家子孙们取得这大明天下。当国家建立以后,那些打天下的功臣尚且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权力的禁脔又岂容那些宦官染指?朱元璋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从手握皇权的第一天起,他就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在古代官家权力集团的博弈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拔河论。绳子的两端,一端是皇帝,另一端是官僚集团。这样的权力格局与宦官们并无多大关系,宦官充其量也就是个“打酱油”的角色。

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将权力看护得很紧。他废除丞相制,因为在他的权力系统中并不需要丞相来平衡权力,他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把另一端的官员拉拽得脚步踉跄。

朱元璋出身贫农,应该属于草根中的草根。对于当年的朱元璋来说,不要说是宦官,就是那些长年在权力底层捞油水刮地皮的胥吏,也是手握生杀权力的大人物。所以在他刚当上皇帝的前几年,对那些在权力场中“打酱油”的宦官更是严加防范。这时候明朝宦官的主要职责就是服务于宫廷生活,其活动范围很难超出森严的宫墙。

洪武十年(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指出国家即将颁发的公文中存在着明显的漏洞。其实他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朱元璋明明知道这个太监并没有胡说八道,但仍然下旨将其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

朱元璋给出的理由是:这名宦官不安于本职工作,越权“干政”了。在朱元璋时期,太监们除了伺候人,没有任何掌控权力的机会。

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曾经专门打造了一面铁牌,悬挂在宫门之上。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可以说,宦官的权力在此时跌入了历史的最低谷。

朝廷不仅不允许宦官们干预朝政,更不允许宦官与外臣串通一气,甚至也不允许置办产业。太监无后,置办产业留与谁?朱元璋还以历史上宦官祸国乱政的案例作为警戒,他曾经感慨万分:“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

本文摘自《大明朝(1368-1644):从洪武到崇祯的权力变局》宗承灏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7月出版

朱元璋在感慨前朝往事的同时,也对自家后院里的宦官们做了种种限制,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官衔,不得穿戴外臣衣帽,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等等。

事物的发展,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无论你是皇帝还是草民。等到朱元璋的接班人登上皇位的时候,权力集团内部的拔河比赛又发生了形势的变化。他的子孙们发现自己在这样一场权力棋局中,渐渐力不可支,甚至在很多时候都要被官僚集团牵着鼻子走。

就在皇帝累得叫苦不迭的时候,他发现了站在自己身边的那些恭顺有加的宦官。于是皇帝索性将御笔一扔,奏章一推,说:“哥儿几个过来,你们来帮我和这帮吃饱了撑得没事干的官员拔河。”由于宦官们的加入,这场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拔河就此达成了平衡。

宦官是帝国权力高度集中的衍生物。只要皇帝是个权力狂人,喜欢玩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治,那么权力的运行轨迹早晚还是会走上重用宦官的道路。朱元璋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迂回之路。

为了给自己的继任者扫清障碍,他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对那些开国功臣进行了一次次的杀戮。当整个朝堂为之一空的时候,他环视四周,能够信任的只有那些朝夕相处的宦官。这样一来,在朱元璋执政的中晚期,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宦官们又重新粉墨登场,在权力的舞台上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

明朝的政治体系其实是各种力量在相互博弈过程中的此消彼长,在这种带着平衡和掣肘色彩的刚性权力结构中,文官应该是大明这场权力游戏中的男主角,所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文官作为明朝官僚集团中的生力军,把持了权力系统的所有关键点。

皇帝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突破那些制度上的刚性约束,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正因为如此,在明代的276年统治里,有一大半以上的时间,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文官集团的强力限制。就是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时期,在权力场上能够兴风作浪的往往也是那些文官。

作为历史的看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不过是表象,这种表象就是皇帝和文官斗,或者宦官和文官斗。可表象终究是表象,其本质还是文官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博弈。在这里,无论是皇帝还是宦官,都是被利用的工具。

关于明代的皇帝、文官和宦官三者之间的关系,曾经有人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在我们面前摆一架天平,如果在天平的左侧放上9斤的物体,在右侧放上8斤的物体。那么这时候天平就会完全倒向左侧,但如果在右侧加上两斤的砝码,那么天平又会完全倒向右侧。我们把明朝比作这架天平,在皇帝与文官的权力博弈中,宦官就是那个后来加上去的砝码。砝码本身的重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势均力敌的关键时刻,却往往决定着最后的胜负。宦官们把自己的砝码投向皇帝,让皇帝在权力天平上获得优势,而自身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回报。

很多自幼和太监一起长大的皇帝把太监当成了自己的亲人。站在这些皇帝的角度上,你是喜欢一个从小到大无话不说、十分听话的玩伴,还是喜欢那些表情严肃、经常批评自己、干涉自己行为的大臣?我想,任何人都会选择前者。

明朝文官集团的权势已经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他们不但干预朝政,批评皇帝(有些确实是故意找茬儿),还监控皇帝的私生活,不能随便旷工出去玩,不能好色,不能贪杯。虽然他们自己也干这些事,却不允许皇帝干(比如张居正)。于是,皇帝们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让太监去制衡大臣。

其实在使用宦官这个问题上,打破种种禁令的并不是别人,而是朱元璋自己。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宦官人数的急剧膨胀,尤其是到了他统治的中后期,宦官的人数基本上是呈滚雪球状态在增长。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月,一次便“增设内使三百六十人”。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王朝竟一次性向高丽国索要二百多名阉人。安南国也不断向朱元璋进贡阉人,每次动辄几十人。

朱元璋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其官职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在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官职设置就已基本形成定制。

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负责服务皇帝的生活。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尤其是司礼监,它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的一个。可以说,司礼监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权。

宦官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掌权。一般说来,皇帝有较大权力的时候,作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权。皇帝懒于政事才使宦官有了可乘之机。朱元璋的接班人中有人拿自己这个皇帝不当回事,经常干些撂挑子不上朝的出格之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嘉靖皇帝,他居然可以做到三十年不上朝。

在皇帝不理朝政的情况下,内阁的权力膨胀了,批红权也归了宦官,但在体制上君权仍是最大的,宦官的权力不可能超过皇帝。没有皇帝的支持,宦官便什么也不是,兴风作浪更是不可能的事。

这样一来,宦官们身穿“权力马甲”占据着司礼监这块风水宝地,优哉游哉地掌控着朝政。虽然皇帝不干活,但活儿总得有人来干。于是宦官们就开始代皇帝批答奏文、下行诏谕。最高的决策权与行政权都转移到了宦官的手中。

一个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权力系统还能运转自如,不能不说是政治史上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庞大的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所维持的平衡的权力格局。

明朝外戚与朝臣的势力相对其他王朝来说,是非常孱弱的。再加上宦官掌管了东西两厂,握有司法与缉查大权,天下人自然敢怒而不敢言。而权力本身有衍生的趋势,权阉手中的权力自然会向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渗透。不过太监干政是违背常理的,在道义上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纷争必然会在统治集团内部蔓延开来,最后扩大到民间。王振时代,斗争还停留在相关人物上。到了后期,打击面扩大到了整个官僚系统,甚至连平民百姓也不能幸免。

再拿魏忠贤来说,在天启皇帝死后,他掌握了东厂,掌握了锦衣卫,他的那些亲信们也在权力系统中占据着显官要职。他的权力此时已经达到顶点,离皇帝只有一步之遥,是当之无愧的“九千岁”。不过这时的大明王朝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皇权成了一件易碎品。作为宦官的魏忠贤,其手中的权力越大,在官僚集团和皇帝面前的价值就越低。所以对他来说,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刻,也就是末日到来的时刻。

作为皇帝一定要利用宦官才能实现自己的意愿。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结论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个皇帝,他的荣辱观念、羞耻观念和普通人是一样的。皇帝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通常会受到来自权力系统的制约。就算他们能够无视官员和世俗对自己的评价,也要为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考虑。

那些太监则完全是自由职业者的状态,他们可以把一切束缚在个体身上的顾虑统统甩掉,轻装上阵。他们甚至连自身的利益都不用做太多的考量,从进入这个圈子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割断了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变态心理,可以让他们在做出行动时更加肆无忌惮、毫无顾虑,更不会有精神和道义上的负罪感。

其实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也很悲惨,难以善终。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他们最后都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所以整个明代真正不顾个人安危,不怕遭受报应而效仿刘瑾、魏忠贤之辈的宦官终归还是少数。

【图书信息】

书名:《大明朝》

作者:宗承灏

书号:978-7-5596-0114-8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上市时间:2017.07

价格:45元

内容简介

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废除了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用铁腕扫除开国功臣,严令后宫和宦官不可干政,将皇权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后来的继任者没有先祖的雄才大略和治国热情,于是宦官开始出现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同时,内阁逐渐形成,票拟制度应运而生。帝国的权力逐渐从皇帝流向宦官和阁臣。

在科举制度下,文官集团极易出现党派争权。宦官与皇帝的亲密关系使其拥有染指最高权力的便利。因此,强势的宦官或者强势的阁臣,就充当了弱势皇帝的权力代理人。而文官与宦官的矛盾虽然不可调和,但二者也有联合的时候。就这样,三者之间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关系,将大明王朝这部政权机器逐渐拖垮,最终走向不可避免的灭亡命运。

作者简介

宗承灏:新一代非虚构历史作品领军人物,专栏作者,“中国好书榜”获奖作家。文字轻松,说史透彻,力图从历史深处找出被埋没的玄机和真相。已出版《窃唐》《灰章程》《官家定律》等多部畅销作品。

[责任编辑:何可人 PN033]

责任编辑:何可人 PN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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