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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山x韦力:富人在这个时代该起什么作用?(附中国藏书小史)| 留言赠书


来源:凤凰读书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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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前往凤凰读书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同名文章下方留言(网站、客户端留言无效哦!),将有机会获赠一本《古书之美》!可用微信搜索公众号“凤凰读书”或ID“ifengbook”添加。文章推送时间为9月15日。

本文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在无纸化、电子阅读愈发普及的今天,也许对很多人来说,还能捧起纸质书悠然摩挲书页、静品油墨书香,已然是种情怀的坚守,是与碎片化、浅阅读的暂时对峙。然而竟会有人认为:“书香只能来自古籍,来自它们的墨、纸在岁月沉淀之后与书柜壁板樟木芳香的融汇。现世,以机器流水线和化学材料印刷出来的书,无法具备这样的气味。更不消说电子书时代......”

这句话是庆山(安妮宝贝)在采访过著名藏书家韦力之后写下的。《古书之美》2017新修本的主体便是这篇深度访谈,两人聊古书、也聊现世,聊各种难得一见极难收藏的孤本,也谈这个时代变得浮躁急利的人心。想从那些历史悠久的书卷里,揭示“美之所以为美,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电子书—印刷纸质书—古书,并非是一组绝然对立的关系,孰美孰雅见仁见智,读古书未必居高临下,读电子书也无需妄自菲薄,从这本书、这份访谈中能传递出的最重要、最有启示性的信息,是对美的不懈追求、对知识的敬畏、对传统延续的责任感、以及在提倡效率的当下多一份执着之心与闲雅之情,在快节奏的日常里,懂得向后看,也常对周围更广阔的世界进行思考。

所谓读书,真谛不就在此么?

再者,从小的方面看,爱书者恐怕也都会有个藏书梦吧?也许没法像韦力这样藏尽古书,但这本《古书之美》,你可以一看。

只需在凤凰读书的同名文章下方留言分享至朋友圈,下周,我们会从留言中抽选7位读者,赠予一本《古书之美》。来谈谈你对读书、藏书、以及书里书外的世界的想法吧。

 

 

庆山

作家。著有《告别薇安》《八月未央》《蔷薇岛屿》《莲花》《素年锦时》《春宴》等多部作品,在广大读者中深具影响力。

韦力

藏书家。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逾十万册,四部齐备。“唐、五代、宋、辽、金之亦有可称道者,明版已逾八百部,批校本、抄校稿、活字本各有数架。”著有《芷兰斋书跋初集》《书楼寻踪》《古书之爱》《得书记失书记》等。

 

问:二十几岁少年得志很顺畅,有家庭背景,自己能赚很多钱,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答:到外资企业工作,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我战战兢兢地经营一家大企业,但其实完全不懂。别人以为我懂,我就装作很懂的样子去做。结果还不到三十岁就在全国建了五家分公司,玩命工作。为了省钱,坐火车;为了省时间,坐夜车。我是很敬业、很执着的人,做企业赚钱,要做就把它做好,不计代价。

我不太计较得失,得到的益处只有自己知道。方方面面的荣誉,很容易得来,会造成一种很强的错觉,让自己怀疑很多东西。举个简单的类比,我不到三十岁就做到这样,那到六十岁会怎样?人生有太多的不可知,不能简单归类,把光环所照耀的当作真实。很多荣誉来了,很多人主动结交,但当自己遇到问题时,这些全都不见了。于是我明白,这一切其实是很虚幻的;会很郁闷地想,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个道理。这样平地而起,所有人都会借力,自己的朋友同学都会得到照顾,却没人明白这一切也许都是隐患,无可预料。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被大家东捧西捧,某些时段也以为自己真的很神。但很多人身陷局中,不能看清客观情况,而我最终跳了出来。

问:我看你平时衣食住行也并不讲究。

答:随遇而安,饿了吃碗面就行。这是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我对吃穿用度都不讲究。我的家人也都普普通通,没有什么花哨奢侈。

问:但这件白衬衣领子设计得还是很特别,是买的还是做的?

答:都是我太太买的。我不管这些,只要她挂上我就穿,也不看,反正每天换。说实话我对这些没有兴趣,比如去商场时,我的耐性特别有限,一会儿就急了。看不了那些拥挤的人,看着他们一件衣服挑半天,要买拿了就走多好。都是一样的东西,为什么要挑来挑去?

问:你的注意力基本不在生活层面。

答: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是一个凡人,不可能面面俱到,花精力做了这个就干不了那个。生活有不同的选择,是一个取舍的过程,只是每个人的取舍标准不同而已,有的人觉得天天柴米油盐就是好,我也不反对。

问:你一直说自己是个无趣的人,是建立在这个认识基础上。

答:别人认为的生活小情趣,我都没有什么兴趣,反而认为很无聊,很耽误时间。

问:人的精力有限,会产生紧迫感。

答:我骨子里性急的一面便是源于这个。事情太多,情绪就会急躁,我也有做事情很情绪化的时候。我不喜欢生活中的俗事,从内心里抵触。

问:所以以最简单的方式满足就可以。

答:对,能活着就可以,简单到这个份儿上。不喜欢一切花里胡哨的东西。

问:我能理解,因为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能转移太多注意力,很多小事情都会分散注意力。

答:时间就这么多,再被割掉那么多块,当然不会产生大块的东西,这不是很正常吗?如果能成大事,是因为舍弃了其他的,道理人人懂,但谁都不舍得放弃。大家都是理论上的高手,但一到具体事情,很少能像我这么彻底。我不喜欢就不喜欢,说不做就不做。我太太常说你这种人活着有啥意思。但我就是这样活着。

问:有人说古书收藏在现世已成为一种奢侈的贵族爱好

答:我不完全赞同,这只说到问题的一个侧面。正如帝王可以享尽天下最美的女人,而百姓也可以找个村姑,任何收藏品都有高中低档之分,古书也是如此。美是很主观的,你的愉悦和他人的愉悦不同,但愉悦本身没有区别,如果量化看待,则百姓的愉悦应当一丝也不输于皇帝贵族的愉悦。提出古书收藏已成为奢侈的贵族爱好的人,只是在一个狭窄的角度衡量,而没有站在宏观角度。就古书来说,虽然涨价很多,但比起其他艺术品,价格还是低的。我不认为藏古书是贵族爱好,随着时代的涤炼,也会有一些当代出版物从印刷垃圾中脱颖而出,显现它应有的历史地位,从而具备收藏价值。

《春秋五霸七雄通俗演义列国志传》

明内府彩绘抄本白棉纸二函十六册

今天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段,经历太多苦难后,社会进入了没有战争的平稳发展时期,尽管外部仍有很多风雨。经济高速发展,紧赶世界潮流,享受科技带来的巨变,包括网络、手机、电脑、便利的交通……种种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人难以适从。我们是恰逢其时,还是倒霉的一代呢?也许是过渡的一代吧,不必抱着旧有的时代不放,而必须迎接新时代。古书行业也只能适应这种变化,未来的走向也不可预知。我想大家不必感慨古书买不起、买书贵族化,在文革中后期,传统文化被批判,古书被糟蹋如泥,被大批贱卖,被视为不祥之物,今天终于有价格、有市场了,又被批评说锁入了象牙塔。我的感慨是知识分子不应该这样穷,他们本该是社会精英,不应该买不起古书,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应被推给古书行业。

问:收藏古书,有些古书价值极高。当你的收入超过普通人以后,才能够掌握更多资源。现在怎么看待“金钱”这个名词?

答:年轻时我很自负,认为赚了钱以后“千金散尽还复来”,结果得到很大的教训,赔得身无分文。后来有人觉得我是个人才,在困难阶段曾经帮过别人,不应受罪,于是给了我一千两百万,我用这些钱开了家公司,又迅速发展起来。

我的守信观念很强。十几年前,我跟日本某家大型商社订了批货,量很大,大约上亿元。突然汇率大变,汇率损差一下子几乎将公司全赔进去。当时所有人都劝我中止合约,因为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按商业术语来说称为“不可抗力”,中止合约于情于理都说得通,并且因为结算方式是信用证,那时还未真正结算,止损还来得及。但我认为是人民币的汇率发生了变化,对方没错。员工们都跟我急,认为我迂腐,只想保全自己名节,有必要在这种关头谈什么信用吗?而我宁可公司破产,也要坚持自己想法,结果一下赔进去几千万。之后不久,那家商社的副社长一行六人专程从日本来到中国,一进公司就集体鞠躬,告诉我说,作为世界上一流的大商社,他们在中国签了大量的订单,因为汇率剧变,一夜之间几乎全被取消了,他们也被迫修改了许多合同的条款,而对原先签订的合约未提任何要求,且能全额付款执行者仅我公司一家。

他说,我们知道你们不是一家大公司,这次损失可能很大,但你的决定改变了我的观念——中国人不守信用的观念。因为这一点,我们认为值得来向你致谢。同时,我们决定将中国的总代理权授予贵公司,因为遇到了一个守信的经营者。此后这家日本商社的许多大宗贸易都从我公司进口。

要说明的是,我这么做并不是出于什么商业技巧或做给谁看,但求无愧我心。当时,不管是国营私营,大量的订单取消,全国就成交一份订单,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骄傲的,反而感到悲凉。一个人的财富跟社会道德完全没有关联。在这种环境下,想守道德守准则是极难极难的事,第一代创业者脑子里没什么底线,只有自己。所以,有了钱不过如此。

问:那你觉得富人在这个时代里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答:今天的致富者,不是精英也是聪明人。在西方人观念中,商人是最智慧的,尽管中国社会向来不认可这一点,对于商人持贬视态度。因此我们国家进入商品社会非常缓慢,到今天也没有建立起真正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反而形成了一种金钱效应,以金钱论英雄,并越发极端,导致人情冷漠。人是生物界中唯一能自觉选择死亡的,而做此选择的最终原因都是对社会结构的绝望。

人人都明白,人是由意识和物质结合的,但我们如今只偏重一面,一端太重,一端太轻富人给社会做出很大物质贡献,在人文方面也应该发挥带头作用。不尽然是富而好礼,而应当做出示范。比如如何处理金钱,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大而空的口号式教化上,这不能解决具体问题,或是在有意无意间忽略掉的敏感问题。富人如果要做社会的精英,就有义务做出精英的表率,告诉人们,有钱之后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忽略了或者有意淡忘了,只有思想共同发展才能达到社会的普遍安定和平衡。社会慢慢步入富裕阶段,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对人们心智上的潜移默化的巨大改变。

问:精英怎样成为社会的表率?

答:善举没有标准。精英能起到的示范作用太多了。捐款、建学校、修路、搭桥……都不失为善举,善举都可暖人心。但是一切都要来源于真诚,所以要思索如何真诚待人,而不是炫富。不要把慈善搞成另一种炫富方式,这样才能消弭仇富的心态。

《施顾注苏诗》历经火劫留下的痕迹

问:他们说你在尝试恢复古法,用古代的方式重新造纸和印书。

答:我买过一些新印的线装书,没过几年就出现黄斑、破损、边缘掉渣,当时很不解,因为自己藏了那么多书,平均每部都有几百年以上的年龄,却大多保存完好,而现在的书为什么十年八年就破损了?于是就对纸产生了研究兴趣。正好我又收集传统书业的流通史料,包括古人买卖古书的宣传单据,还为此出了一套《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外编》。收集过程中,我发现古人认为价格与纸张有关,比如同一部书,用不同的纸印刷有不同的价格。目录版本学不录入纸张类型,说明对藏书的研究仍然偏重于学术性,而忽视了文物性。但市场是注重文物性的。两方面脱节的状况是不健全的,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整理。

研究了很多档案后,我发现新印的线装书容易破损的原因在于,所用的宣纸制作手段恶劣,为了降低成本兑了大量化学纸浆,含火碱等化学物,酸化程度很高,纸就变得易碎。

于是我尝试包下一个古纸研究所,开始系统地复制古纸。我提供大量古纸样品,让他们用传统的办法一遍遍试制,这种做法的前提是不计成本、不讲代价,因为做任何事,一讲经济效益情况就会完全不同。然后用做出来的纸印书,请扬州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的老先生刻版来印。这些民间的文化遗产在文革之后断档,手艺人的口口相传也被割断,结果既无文献,也无传人,要想恢复变得很难。文化断档是很严重的问题,几乎是将中国传统彻底割裂。


问:你亲自操作这些事情吗?


答:商谈,请人打样、一点点试验,都亲力亲为,否则对方不会做。现在人们都讲效率,会计较得花多少工夫,怎样辛苦,得多少钱。我自己有人文情怀,但别人没有,别人讲的是“利”,所以只好用“利”的方法解决,我给你加钱,你继续帮我试验,在整个过程中一点点地往里加钱。

问:只有认准了,才能把事情做成。

答:我们所受的教育已使我们习惯在做事情时本能地衡量——第一是目的,第二是划不划算。如果有这些观念,什么都干不下去。一个人能打破自己的固有观念才是真正打破了魔障。我为什么做事?就因为要做,没有目的,没有那么高的理想,也没有那么多的算计。

本文选自《古书之美》

庆山,韦力

新星出版社| 青马文化| 2017-7

❖内容介绍

作家庆山对话藏书家韦力

6辑深度对话6篇藏书知识10大善本故事大量珍贵古籍照片还原古书沉淀百年之美

《古书之美》是作家庆山与藏书家韦力合作的一本文化随笔,韦力作为中国民间藏书大家,在书他不仅从纸张、装裱、刻印详细介绍了古书之美,更精选数种珍罕版本,图文并茂地展现给读者,以古书沉淀百年的厚重与优美呈现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内在力量,倡导读者回归质朴、平和的本初心境,通过了解、亲近、感受传统文化之美而淘澄心性、陶冶情趣,还原古书之美。而作家庆山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采访,从生活态度、观点理念、思考方式等多个侧面,展示了一个藏书家作为“人”的生动的一面。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别致有趣。

 

 

附:《藏书小史》

藏书,就是对书籍的收藏、整理、保管,以及研究和利用。按照图书所有者的性质,传统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我国有确切记载的国家藏书始于周朝,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当时的职位是“守藏室之史”。

秦代的国家藏书处为“石室”,但历劫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火烧秦宫,所藏典籍尽化灰烬,使得后世研究先秦文化极为困难,且产生了大量伪书。汉代初年广征图书,设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时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晋代设兰台和秘书两处。

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隋以秘阁藏书,唐代由秘书省组织图书的收集、整理、抄录、入藏等事务,各处均设专职官员;宋代在前朝基础上建立了更加庞大的藏书体系,宫中有太清楼、龙图阁、玉宸殿、四门殿等专藏历代皇帝文集书画,又建崇文院分藏经史子集;到了元代,元世祖设立的“秘书监”掌管历代图籍,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国家藏书机构,及至平定宋金,“典章图籍,皆归秘府”。

明代藏书进入兴盛时期,不仅国家藏书,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但我觉得藩府刻书还应当算官府刻书中的一种。

书隐楼清乾隆进士沈初所建位于今上海黄浦区天灯弄77号

 

清代是藏书的黄金时代,藏书规模及藏书研究均远胜于前代。除翰林院、国子监外,内府也分藏大量典籍,如皇史宬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元、辽、金、明的珍籍善本,乾隆皇帝御笔亲书“天禄琳琅”匾额挂于殿内,其中所藏善本确可称为“琳琅”。天禄琳琅所藏之书专门编有书目,其编目的方式为后世所遵循,虽然天禄琳琅所藏之书也有鉴定不确之处,然后世却对其旧藏很是看重。时至今日,凡是钤有天禄琳琅藏章之书,其售价与未钤章的同一部书相比至少高几十倍,甚至百倍以上。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也存于此。为藏《四库全书》,乾隆专门在全国修建了七座藏书楼,南方三座,为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北方四座,为文津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渊阁。南三阁所藏大多毁于太平天国战争,而北四阁中藏于圆明园文源阁中的一部则毁于英法联军入侵。《四库全书》七阁中的零本现在偶然能出现在市面上,每册成交价均在五十万至一百万之间。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所用的底本今日也能偶然见到,价格也比非底本的同一部书高几十倍。

私家藏书的出现要晚于官藏。战国时始有早期藏书家的资料记载,如《庄子·天下篇》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战国策·秦策一》记苏秦“陈箧数十”;东汉时的蔡邕是我国第一位藏书数千卷的藏书家;西晋的张华、范蔚,东晋的殷允、郗俭之等人的藏书都超过了万卷。到了唐代,藏书在万卷以上的藏书家已有二十余人,以李泌为最,其藏书数量已达三万卷以上;宋代雕版印刷术大兴,形成出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宋刻本,尤其是浙刻本,雕版之精、字体之美、印刷之良,至今让人赞叹,藏书也因此大盛。北宋江正、王钦臣,南宋晁公武、郑樵、尤袤、陈振孙等人的藏书数量都在万卷以上。

明清两代是私家藏书的鼎盛时期,藏书过万的藏书家数以千计,私家藏书楼也大量涌现,使得私藏更加规范。明代范钦建于宁波的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取义于汉郑玄《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乾隆三十七年,乾隆下诏修撰《四库全书》,为收藏此书,敕命测绘天一阁的建筑、书橱的款式,仿其兴造了“南北七阁”,天一阁由此闻名。此阁藏书一度达到七万余卷,尤以地方志和登科录最为珍稀,后几经变故,藏书多有散佚。一九四九年后,政府设置了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寻回了流失的几千卷藏书,又增加了当地收藏家捐赠的古籍,现藏珍版善本达到了八万余卷。此外,浦江宋濂的青萝山居,常熟毛晋的汲古阁,山阴祁承熯的澹生堂,常熟赵用贤、赵琦美父子的脉望馆也极负盛名。

清代的藏书大家多达几百位,如朱彝尊、徐乾学、黄丕烈、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弨、卢址等。

黄丕烈的藏书馆“百宋一廛·士礼居”位于今苏州市箓葭巷四十六号,十年前笔者前往此遗址寻访,当时基本保存完整。二〇一二年六月再到此地时,原址已变成了一片商业楼,士礼居的痕迹已荡然无存,但黄丕烈开一代风气之先,藏书观念影响深远。至今在古籍定级标准中,带有黄丕烈题跋之书均定为一级文物。嘉庆七年冬黄丕烈迁居苏州,同年购得宋刻本《仪礼》两种,因《仪礼》又名《士礼》,故藏书室得名“士礼居”。之后他又专门为数十年来收藏的一百二十二种宋版书修建了藏书室,取名“百宋一廛”,并亲自手写上版,将书目刊入《士礼居丛书》。士礼居藏书都钤有藏书印,如“黄丕烈印”“荛圃”“复翁”“士礼居藏”“士礼居”“百宋一廛”“读未见书斋”“陶陶室”“求古居”“荛翁藉读”“荛圃过眼”“荛翁手校”等十余方。嘉庆末年,士礼居藏书开始散出,在黄丕烈去世前几乎全部散尽,多被汪士钟购得收藏在艺芸书舍,后艺芸书舍藏书散出,又被常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和山东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分而藏之。

铁琴铜剑楼、海源阁与归安陆氏皕宋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被合称为“清代四大藏书楼”,它们的出现标志着私家藏书达到顶峰。铁琴铜剑楼为乾隆末年瞿绍基所建,得常熟各藏书名家之精华,又经其子瞿镛扩充,仅宋元本达两百余种,抄校精本难以数计;道光二十年杨以增始建海源阁,经杨氏四代人悉心守护,总计藏书四千余种,二十二万余卷,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

民国年间的私人藏书方式和理念均延续清代,规模虽略有衰减,但仍有多位大藏书家,如北京的傅增湘、天津的周叔弢、李盛铎等;新文化运动后,涌现出许多新式藏书家,如郑振铎、阿英、谢国桢等人,他们把藏书范围扩展到了经史之外的俗文学,如弹词、宝卷、版画、小说等,丰富了藏书的品种门类。一九四九年后,私人藏书日渐式微,“文革”浩劫期间全部停止,直至八十年代才又兴盛起来。

《明刻绣像古列女传》黄丕烈士礼居藏书

 

书院藏书则较官藏和私藏为晚。唐开元六年,玄宗设丽正书院,至此方有书院之名,而最早的书院藏书则始于唐代江西德安东佳书院。宋代各地书院共有七百一十九所,以“四大书院”藏书最为著名,即庐山的白鹿洞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睢阳的睢阳书院和衡阳的石鼓书院。至明代,书院增加至一千七百零一所,清代乾隆年间总数达到了三千五百六十所。但由于书院藏书介于公藏与私藏之间,既缺乏官藏的严格管理,又不如私家藏书珍惜爱护,所以大部分藏书都不知所终,也没有目录流传,如今难知其详。

寺院藏书主要是指佛寺藏书,其他宗教虽也有藏书,但数量和规模均难与佛寺藏书比肩。佛教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传入中国,翻译则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魏晋时期,全国共有佛寺三万多座,僧尼两百多万人,各寺均有藏书,以佛经为主,也有民俗类书,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就发现了大量非佛经的书籍。北魏李廓所编撰的《魏世众经目录》和北齐释法上编撰的《齐世众经目录》注录佛书均在两百卷以上,可见当时的寺院藏书规模。宋代开宝年间,宋太祖赵匡胤开始编刻中国第一部佛经大藏-《开宝藏》,总计收书一千零七十六部,可惜流传至今只余几个残本。此后直到清乾隆年间,共刊刻了二十余部佛教大藏,均存于各佛寺藏经阁中,一起留传至今。最有名的寺院藏书为阮元所倡办的“灵隐书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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