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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哇,永远在线的网络灵魂


来源:凤凰读书

人们通过移动设备把自己牢牢地拴在网络上,从而获得自我的新状态。第一种状态是“逃离现实世界”:也许他们正在你身边,但他们的精神已经游离到了另一个世界;第二种状态是“双重体验”:人们能够体验到“虚拟与现实的双重人生”;第三种状态是“多任务处理”:人们由于可以同时处理多种事情而赢得了更多时间。

 
Rachel Hulin
 

生活在别处

 

人们通过移动设备把自己牢牢地拴在网络上,从而获得自我的新状态。第一种状态是“逃离现实世界”:也许他们正在你身边,但他们的精神已经游离到了另一个世界;第二种状态是“双重体验”:人们能够体验到“虚拟与现实的双重人生”;第三种状态是“多任务处理”:人们由于可以同时处理多种事情而赢得了更多时间。

 

网络自我状态一:逃离现实世界

 

现如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不取决于我们之间的距离,而是取决于我们可以使用的交流技术。大多数时候,我们随身携带着这些科技手段。事实上,孤单也许看起来更像是群聚的前提,因为当你心无旁骛地、不受干扰地盯着你的屏幕时,可能更有利于交流。

在这一套新规则里,一个火车站(又比如一座飞机场、一间咖啡馆、一所公园)不再是一个公共场所而是一个社交聚集之地:人们在此相聚,但并不相互交谈。每个人都“拴”着一台移动设备,这台设备就像一扇大门,使他们与更多的人和地方联系在一起。

我在布鲁克林长大,那里的人行道看起来很特别。过去无论在什么季节——即使是冬天,当白雪被刮去时,地上会露出粉笔画的“跳房子”游戏格子。我与一个曾是多年邻居的同事说起这件事。如今这些游戏格子消失了,孩子们依然会出门,但他们都在打电话。

 
……………
-不在场的人-
 

当人们在公共场所进行电话交谈时,他们一直持有这样的隐私意识:假设他们周围的人不仅是匿名的,而且是不在场的。在最近一次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旅行中,我坐在一位男士旁边,他正在与女朋友谈论他的问题。虽然我试着不去听,但还是听到了以下内容:他最近酗酒发作,他父亲不再愿意添补他的收入。他认为他的女朋友花钱太多,而且他不喜欢她十几岁的女儿。我感到非常尴尬,于是在走道里来回寻找看看有没有其他座位,但是火车上都坐满了。我只好无奈地坐回到我的座位上,挨着这位喋喋不休的抱怨者。万幸的是,他没有对我抱怨,但是我真的希望我能马上消失。也许这没有必要,因为我已经被他当作一个不在场的人了。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情,也许会更有意义:正是那些在打电话的人,把他们自己标为不在场的人。有时候,人们通过把电话贴在耳朵上来暗示他们不在场,但是这种情景经常以更加微妙的方式发生——在宴会或会议期间,人们可能都在低头看手机。

“场所”原本包括现实环境和其中的人。但如果人们身体在场,而注意力却在别处,那么这个场所是什么呢?在离我家一个街区远的咖啡馆里,几乎所有人在喝咖啡的时候都抱着一台电脑或者智能手机。这些人并非我的朋友,但某种程度上我想念他们的存在。

显然,当我们旅行时,会对“场所”有新的体验。离开家园,是一种重新审视自身文化的方式。但是如果这一过程是被束缚的,如果我们一直携带着自己的家园,结果又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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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别处-
 

我认识一位负责把美国学生送到西班牙大学留学的项目主管,有一次她向我抱怨学生们并没有“体验西班牙”,而把业余时间花在Facebook上与家乡的朋友交谈。我深有同感,想起我十几岁的女儿首次得到手机之后的那个夏天,在一次去巴黎的旅行中,我花了好几个小时与她一起散步。当我们坐在一间咖啡店里、等着一位朋友来和我们共进晚餐时,丽贝卡接到了一个同学的电话,邀请她在波士顿一起吃午饭,此时波士顿时间比我们晚了整整6个小时。我女儿说得很简单:“现在不行,但是星期五怎么样?”她的朋友并不知道她不在波士顿。在我小的时候,“地球村”的概念还很抽象,而我的女儿却生活在一个具体的“地球村”里。无论是从情感层面,还是社会关系层面,她都从未远离家乡。我问她,如果与波士顿断了联系是否就无法安心地体验巴黎(我当时暂不考虑我本人就能让人回忆起波士顿,而她,谢天谢地,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她告诉我,她很开心。她喜欢和朋友们保持联系。她好像并没有理解我的提问。我有点伤感,担心丽贝卡正在错过一段我年轻时珍惜的经历:一个纯粹的巴黎。我的巴黎,来自一种与我熟悉的一切隔绝的兴奋感。而我女儿的巴黎并不包括这种错位。

当丽贝卡和我从法国回到家中时,我与一位心理分析学家好朋友谈起了这场旅行。我们的讨论让她追忆起自己第一次去巴黎的经历。那时她16岁,和父母一起旅行。但是当他们与她的弟弟一起看风景时,她却坚持要待在酒店房间里,给她的男朋友写一封长信。少男少女们总是在若即若离之间平衡着。我们得承认我们的需要是相似的,我们的环境是新奇的。互联网就像往一个新瓶里装上旧酒。现在我们能总是在别处了。

 
 

网络自我状态二:虚拟与现实的双重体验

在人生的进程里,我们一直在处理身份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发展脉搏与新的社交形态一同跳动。网上出现了聊天室、电子公告等多用户同时在线的社交场所,然后很快就出现了诸如《Ultima2》和《无尽的任务》(EverQuest)这样的角色扮演网络游戏,它们都是《魔兽世界》游戏的前辈。

在这些游戏里,人们制造出虚拟化身,这是可以进行自我表达的虚拟自我,而且生活在与现实相平行的世界里。人们坐在电脑前面,从现实世界的电子表格和商业文件里逃离并转向他处,在那里居住着他们的在线角色。虽然这时的游戏大多数以中世纪大探索之类的题材出现,但虚拟世界仍然引人入胜,因为这里提供了全新的社交生活以及扮演理想自我的机会。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一名网络游戏玩家告诉我:“开始时,我在虚拟世界里‘打打杀杀’,但现在我只是进去找朋友聊天而已。”

在人生的进程里,我们一直在处理身份问题,而且这种努力从未停止。我们的做法很简单,就是用好手头的材料。从一开始,在线社交世界就提供了新的材料。在线上,相貌平平的人扮演着富有魅力的角色,上了年纪的人扮演着年轻人,年轻人扮演着上了年纪的人。这些普通人穿戴着制作复杂的虚拟珠宝。在虚拟空间里,跛脚的人行走不需要拐杖,害羞的人也有机会引诱别人。

现在,网络游戏和网络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魔兽世界》就是最受欢迎的一款付费游戏,它把你与1150万玩家一起放在艾泽拉斯的世界里。在这里,你可以控制一个人物、一个虚拟化身,它的性格、天赋、获得的技能都处于持续的发展变化之中,为此,它需要参与交易、勘查地形、与怪兽搏斗,以及继续探索。

在有些游戏中,你能自己一个人玩,这种情况下你大多有人工智能的帮助,比如像Bots这样的机器人程序就能扮演人物的角色。或者你能与其他玩家结成同盟,在网上攻城略地、征服世界。这可是一件需要高度协作才能完成的事情,社交生活也因此而展开:你需要跟你的玩家伙伴发电子邮件,或是发信息聊天。

《第二人生》和其他游戏类型不同,与其说它是一款游戏,不如说它是一个虚拟的“场所”。在这里没有输赢,只有生活。你创建一个你自己的虚拟化身,给它起名字。你可以在一大列菜单里进行选择来设定虚拟化身的相貌和衣着。如果这还不够,你还可以给自己量身定做一套外貌。当你对“你”的外表感到满意了,就可以在《第二人生》中去过一段足以让你“爱上人生”的生活。你可以获得教育、开创生意、购买土地、装修家园,当然,也可以拥有社交生活——包括爱情、性和婚姻。你甚至可以赚钱——《第二人生》里使用的货币可以兑换成美元。

当你的生活在这里展开,你可以在虚拟的酒吧、咖啡馆、餐厅闲逛,可以在虚拟的海滩上放松自己,也可以在虚拟的会议室里开商务会议。如果一个人花费大量时间在《第二人生》和角色扮演游戏上,那么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的网络虚拟身份比真实身份更接近真实的自己。这当然只是个游戏,但这是一款严肃的游戏。

从历史角度来看,人们在“假装另一个人”这件事上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在过去,这种玩法一定要依靠具体的身体代替。十几岁时,我很爱读这样的小说:年轻的男人和女人为了度过不愉快的爱情风波而出国旅行散心的故事。在欧洲,他们“假装”在经历令人心碎之事以后仍然毫发未损。如今在马萨诸塞州的威斯顿,46岁的皮特正在试着找到一种方法让他迅速走出婚姻失败的阴霾。他只须打开他的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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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或者隐遁-
 

人一直都在寻找逃避自我的方法,无论是从主观愿望还是从客观可能性来说,互联网都是一个不算新奇的选择。

我与皮特在秋天的一个暖和得有点反常的星期天见面。他照顾着两个孩子,一个4岁,另一个6岁,同时照看着他的手机。这部手机给了他一条通向《第二人生》的通道。在《第二人生》里,皮特已经创造出了一个虚拟化身,一个浅棕色皮肤的帅气小伙,名字叫罗洛。作为罗洛,他已经向另一名叫杰德的女性角色求婚,她是一个小精灵一样的女人,留着短短的、锥形的、金色的头发。一年前,罗洛已经与杰德举行了一个精心安排的虚拟“结婚”仪式,参加的人都是他们在虚拟世界里最好的朋友。

皮特从来没见过虚拟化身杰德背后真实的那个女人,而且他也不想这样做(当然,也有可能操控虚拟化身杰德的是一个男人,皮特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他说“我不想去见”)。皮特是这样评价杰德的:聪明、热情、容易交谈。

在大多数日子里,皮特会在出发去上班之前登录《第二人生》。他和杰德(用打字)交谈,然后让他们的化身彼此亲热一下,这得益于《第二人生》支持的动画功能。生活和游戏之间的界线已经变得很模糊了。在线上,皮特和杰德谈论性,以及《第二人生》中的绯闻,他们也谈论金钱、经济衰退、工作和健康的话题。皮特正在服用降低胆固醇的药品,但效果并不很明显。皮特说他很难和“真正的”妻子艾莉森谈论自己的担忧,因为她会“担心我可能死去并丢下她孤单一人”。但是他能和杰德说这些。皮特说:“《第二人生》给了我一个比现实生活中更好的夫妻关系。

在《第二人生》里,能最大限度地做回自己,杰德能接受我这样的人。我与杰德的关系使我能继续留在之前的婚姻里,和我的家人在一起。”这真是显而易见的讽刺:杰德是一个虚拟化身,她从来没有见过皮特,也没有和他亲口说过话,而皮特向她展示的也不是一个忠于原貌的躯体,但是对皮特来说,杰德是最能接受他“最真实自我”的人。

皮特喜欢星期天去运动场,他和他的孩子们,也同样和杰德在一起。他说:“我的孩子们看起来很满足……我感觉我和他们是在一起的……我来这里是为了他们,但是只是作为背景。”我迅速环顾运动场四周。许多成年人既关注着自己的孩子们,同时也在看着自己的手机。他们在查阅家人、朋友或是同事发的电子邮件和短信吗?他们是在看手机相册吗?他们是在平行世界里与虚拟情人约会吗?

人们总说:人一直都在寻找逃避自我的方法,无论是从主观愿望还是从客观可能性来说,互联网都是一个不算新奇的选择。我认为这话是对的。皮特的虚拟人生与有些人所采用的、更传统的婚外情有些类似。这也与人们在商务旅行和度假中“假扮他人”的行为十分相像。

当皮特一手摇晃着孩子们的秋千,一边对杰德倾诉衷肠时,这一幕我们并不陌生:一个男人发现婚姻之外的关系能给他想要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是我们感到陌生的问题,即虚拟与现实生活的同步和混搭:一方面要在虚拟世界里浪漫倾诉,同时却要在现实生活中对6岁的孩子大声吼叫。皮特说他的网络婚姻是他的“混合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我问他“混合人生”这一表述是怎么来的,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说法。皮特解释说,“混合人生”就是把你在线上和线下的生活混搭在一起。现在,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对生活的满意度,还包括对“混合人生”的满意度。我们已经从“多任务处理”转向了“多向度人生”。

人们只须连接移动设备,就能进入“混合人生”。在此之前,人们必须坐在电脑屏幕前才能进入虚拟空间。这意味着经过显示屏的信息都是经过思考的,并且与你能在电脑前花多少时间有关。现在,有了移动设备作为媒介,人们可以轻松流畅地进入虚拟世界。这让我们更容易地使用虚拟化身来缓解每天的紧张不安。

我们的在线自我发展出清晰的个性。有时我们会认为他们是“更好的自己”。我们为他们投入时间和金钱,希望能因他们而获得赞扬。然而,我得承认,麻省理工学院是一片高科技领域——最近有些人给过我名片,上面包括他们的真实姓名、Facebook链接,以及他们在《第二人生》中虚拟化身的名字。

在说到社交机器人时,我曾说过:人们一开始认为它只是聊胜于无,而后来却认为它的确比真人更加出众,因为它可以陪伴我们,满足情感需求。现在,有些相似的事也发生在互联网上。尽管电子邮件、文本信息以及Facebook上的短消息是一种清淡关系,但如果和失去联系之间进行取舍,它就变得非常有用了。我们开始习惯于这种特殊的满足感——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想联系、需要联系,我们就能联系,而且中断联系也很容易。

过不了多久,你就能看到人们把Facebook上的生活描绘得无与伦比得好。他们用个人站点来分享个人思考、音乐和照片。他们的熟人圈子持续不断地扩大。不管他们的兴趣有多么小众,他们都可能被来自世界各地的热情的粉丝簇拥着;不管他们周边的文化有多么狭隘,他们都是世界性的。

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当皮特聊起《第二人生》时,他高度赞扬了这款游戏的国际化风格,以及他获得了在虚拟世界中接受教育的机会。他声明,他在“现实生活”中也花了很多时间与朋友和家人在一起,但是他觉得《第二人生》是他更愿意与人打交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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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暂停的人-
 

几年前,我的一个研究生对我说,有一次他和一个同学穿过整个校园的过程中,对方都在不停地打电话。我的学生很生气,几乎完全不能相信:“他把我放在‘暂停’键上,难道他指望我会在他打完电话以后,提醒他聊到哪个话题并接着聊下去?”在那时,他朋友的行为显得粗鲁而令人困惑。仅仅在几年之后,这种事情就见怪不怪了。

移动科技把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可暂停的人”。我们面对面的谈话经常被突如其来的电话和短信打断。在用纸张写信的年代,如果一个同事在开会期间阅读私人信件,是很难让人接受的行为。但从当前的新礼节来看,你的朋友当着你的面转身接电话或者回复短信,几乎成了标准动作。当别人手持手机,很难说他的关注点是不是在你身上。低头看手机的家长、伙伴或孩子都已经心不在焉却不自知。

在餐馆里,客人们被要求将手机调至震动状态。但是很多人根本不需要铃声或是震动就能知道他们的手机有动静。“当我的手机有动静时,屏幕会变化,”一名26岁的律师说,“这时屏幕会发亮。即使我把手机放在提包里……我也能看见它,感觉到它……我总能知道我的手机发生了什么事。”

人们能熟练地制定规矩,以划出界线来区别工作场所和家庭、游戏、娱乐场所。比如特殊的时刻(安息日),特殊的会餐(家庭晚餐),特殊的服装(在家卸下的“盔甲”,不论它是商人的西装还是工人的工装),以及特殊的场所(餐厅、客厅、厨房、卧室)。现在,科技随时随地都陪伴着我们,这些界线也变得模糊不清。我们在推动科技持续发展方面走得太快,而忽略了这条传统的、有益的界线。

萨尔,62岁,丧偶,5年前,当他的妻子生病时,他痛不欲生。现在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一年了,萨尔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社交生活。他开始在家里款待客人。在他第一个小型的晚餐聚会上,他告诉我:“我邀请了一位女士,大约50岁,在华盛顿工作。在谈论到中东问题时,她在谈话中拿出自己的手机,但并没有对着手机讲话。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在查阅电子邮件。我当时觉得她这么做不太礼貌,所以我问她在做什么。她说她在发博客,她在‘博客’这场会议。”这件事过去几个月后,萨尔仍然将信将疑。他觉得一场私人朋友之间的聚会应该似乎包围着一道无形的墙。但他的这位客人生活在“混合人生”里,却把这场晚会当成了可以在更广阔的虚拟舞台上展示的一个机会。

 
 
 

网络自我状态三:多任务处理

全新的时间概念

 

多任务处理曾经被认为是一种缺陷。随着时间推移,它似乎已经渐渐地被重塑为一种优点了。长期以来,年轻人吹捧自己有同时处理多件事情的能力,关于其优点的讨论也变得有些离谱。专家们宣称,多任务处理不仅是一种技能,而且是你迈向成功和在数字文化中必须学习的一种技能。甚至还有这样的观点:老派的教师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这对学生的学习是不利的。现在我们必须惊讶了,因为我们是如此容易被打动。当心理分析学家研究多任务处理时,他们并不关注它有多高的效率,与此相反,多任务处理在任何一项研究任务中都表现不佳。但是多任务处理仍然让人自我感觉很好,因为身体会回馈一种引起多任务处理“高潮”的神经化学物质。这种“高潮”物质误导当事人认为他们自己是极具成效和富有创造力的。为了追求这种“高潮”,他们甚至想要同时处理更多的事。

在未来,会有很多这样的现象需要我们去整理和研究。科技容易实现什么,我们就容易爱上什么。我们的身体和科技“共谋”。

许多成年人承认,电子邮件和短信打扰了他们工作,让他们分心,但是他们也说自己永远不会放弃使用这些媒介。当我特意问一些十几岁的年轻人,关于在做作业的时候被类似Facebook消息或是新短信之类打扰是什么感受时,很多年轻人似乎并不明白我的提问。他们的回答是这样的:“事情原本就是那样的,我的生活就是那样的。”当一个人在手机上的生活真的成了他的现实生活,问题就来了:手机版本是一个未经编辑的生活版本。它所包含的内容太多,超过了一个人的生活时间。虽然我们跟不上它的步伐,但我们仍觉得有必要对它负责。毕竟,这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力图成为一个能跟上科技发展节拍的自己。

网络设备允许我们在上面同时叠加更多的任务,因而促成了一种全新的时间概念。因为你在做别的事情时也可以发短信,发短信不仅没有占用你的时间反而给了你时间。这不仅是令人愉悦的,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我们找到了许多方法来陪伴家人和朋友,虽然在陪伴他们时,我们很可能是心不在焉的。

无论年长年幼,我们都被这样强大的媒介使用习惯所影响。十几岁的年轻人抱怨父母不允许他们吃饭的时候查看手机,也不让他们把手机带到学校参加体育活动。汉娜,16岁,是一个看起来有点阴郁、安静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她告诉我,好几年来,当她妈妈接她放学或者下舞蹈课时,她都试图引起妈妈的注意。汉娜说:“汽车要开动了,妈妈会一边低头看短信、一边开车,对我甚至没有说过一句‘你好’。”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父母们说,他们为这样的举动感到羞愧,但是他们马上又开始为自己开脱和辩解。他们说,他们比任何时候压力都大,他们努力应付这些邮件和短信。他们总是觉得自己落后了。他们如果不琢磨公司的事,就没办法安心度假。他们的办公室就在他们的手机上。他们抱怨雇主要求他们一直在线,但是随后也承认他们对交流设备的喜爱超越了一切专业期待。

当年轻人感到时间紧张时,可能会试图从这种“随时在线”的文化要求中逃离。有些人会使用父母的网络账号,因此他们的朋友就不知道他们在线了。成年人此时也会隐身。在周末,移动设备被忘在办公室或是锁在桌子抽屉里。当雇主联系他们时,这些人会运用各种花招。他会说自己在冒险旅行或是从事极限运动。当我写到这里时,坐飞机时依然可以长时间没有手机信号或网络信号。但是现在甚至连这一点也有变化了,许多飞机开始引入Wi–Fi信号。

在一个被科技束缚的世界里,很可能产生过载的情况。然而大多数人都承认,衡量成功的办法是看一个人处于随时在线的情况下能做成什么事。

 
……………
-加速度的生活-
 

想要获得更多思考时间,就意味着要关掉手机。但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因为这些设备甚至比我们自己更能配合我们对身体和头脑的感知。他们提供了一套社会和心理的定位系统,一套束缚自我的导航系统。

人们在一个用快速回复电话、邮件、短信和联系来衡量成功的世界里形成自我。而对自我的测量,基于科技的诉求变得更容易了。但是在大容量、高速率的科技压力下,我们发现了一个悖论。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复杂了,然而我们已经创造了这样一种交流文化,这种文化削减了我们坐下来不受干扰地思考的时间。当我们运用那些几乎是需要立即回应的交流方式时,我们也失去了考虑复杂问题的足够空间。

特里是一名46岁的律师,在波士顿一家大公司工作,他毫不隐讳地提出了这个论题。“就拿电子邮件来说,我回答那些我能立即回答的问题。而且人们希望我立即回复他们。但是这不光是速度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转化成了——我能不能马上回复他们。”特里认为,法律问题需要花费时间和考证细节,而且他说:“人们现在已经没有耐心等待了。他们发来邮件,并希望我们飞快地回复。他们愿意放弃细节。真的,客户想现在就听到我们的答案,因此我把答案写在邮件里回复给他们……可能回答这些问题就会占用我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我感到压力很大,很难区分重点。”他更正了自己的说法:“当然,不是科技导致了这些,但是科技让人们对速度有更大的期待。”我们又回到了关于可见性和脆弱性之间的谈话。科技赋予我们速度,我们被彻底征服了,并乐于过上加速度的生活。特里说:“我们有时会用‘干掉’一封电子邮件这样的说法。没有人真的‘干掉了什么东西’,因为他们真实希望的是科技加速前进。”

 

群体性孤独
作者:[美]雪莉·特克尔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译者:周逵/刘菁荆
出版年:2014-3-1
页数:364

[责任编辑:袁菁菁 ]

责任编辑:袁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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