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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我的确做了爱,不仅做了,还写了下来


来源:凤凰网读书

九岁以前,我的童年是在印度支那度过的,中间只有一年在法国;更确切地说,十七岁之前我一直住在穷乡僻壤,母亲守寡,是当地的小学教师。十四岁以前,我讲越南语可能讲得比法语还要好。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我被迫跟母亲分开。我们很穷,因此不可能自我感觉良好;总之,那里是一片有充分自主权的白人殖民地,我母亲在法国政府中的地位很低,我们被降级到所谓的"当地人"之列。

本书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就文学、电影、戏剧展开的访谈结集,具有不同于传记的特点。作者在书中打破了创作的孤独,与读者交流。通过阅读这部收录杜拉斯在纸媒、广播和电视上的44篇访谈,读者可以看到、听到她对1962年至1991年期间法国文学圈的真实看法,了解杜拉斯在三十年间的思想变化,领略杜拉斯独特的语言风格。本书为热爱杜拉斯的读者和研究者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也是有关文学创作的一部箴言录。

 

以下内容摘自《1962-1991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听杜拉斯来亲口讲述她的青少年生活以及她经典的情人故事,她人生中第一个情人——那个中国北方男人的故事。

童年杜拉斯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Duras,以下简称MD):

九岁以前,我的童年是在印度支那度过的,中间只有一年在法国;更确切地说,十七岁之前我一直住在穷乡僻壤,母亲守寡,是当地的小学教师。十四岁以前,我讲越南语可能讲得比法语还要好。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我被迫跟母亲分开。

我们很穷,因此不可能自我感觉良好;总之,那里是一片有充分自主权的白人殖民地,我母亲在法国政府中的地位很低,我们被降级到所谓的"当地人"之列。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社会关系(删去了几个词)并不是十分的自然。在十六岁之前,我最好的朋友都是越南人;我在西贡上中学,在我的记忆里,班上拿第一名的都不是法国人;可能哲学除外,有个法国女孩哲学拿了第一名;但是,除哲学以外,成绩最好的都是越南人。我母亲一方面接收寄宿生,另一方面也收留无力支付寄宿费的年轻女孩,还有一些其他人,所以屋子里住满了贫穷或富有的年轻女孩,总之……全都是越南人,我跟她们一起度过了少女时代。整个少女时代。有权势的公务员不会在家里接待我母亲,但是,年轻女孩的家长会接待我们。

少年杜拉斯

您知道,在当地学校做老师,根本没什么地位。我在大学毕业前,日子一直都过得很艰难。我有奖学金;说到底,这对学习有帮助。我本该成为数学老师,那是母亲的心愿。我们太穷,所以除谋生以外我不能有他想。直到大学读完,我才开始考虑,或许除了工作以外,我还可以去做其他事情。我从二十六七岁开始写作,这有点晚了。但我认为,没有人不相信命运,即使他们嘴上不说。我有一个被关进集中营的丈夫,一个早逝的哥哥,一个因战争而死去的孩子;我的小姑子死在了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

当特殊的不幸发生在你身上,例如因没有汽油、医生未能及时赶到之类的原因而失去一个哥哥或一个婴儿;不,当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个人的不幸显然会战胜其他一切,但是……应当说我不可能从这种事情中缓过来,尤其是纳粹这种问题。跟所有人一样,我的生活……并不容易……十分艰难。

书并不总是一口气写完的;有时要花十年来写,有时要花六个月,有时是一个月。最早是《厚颜无耻的人》(LesImpudents),由布隆(Plon)出版社出版,我陷入了回忆,而且一时无法自拔,后来渐渐好些;到《平静的生活》(LaVietranquille)就没那么糟糕了。还有《抵挡太平洋的堤坝》(BarragecontrelePacifique,以下有时简称《堤坝》)……

我花了很长时间写作这本书,但重要的不仅是我的经历,还有这段经历的整个背景,也就是在柬埔寨这个我所了解的地区的悲惨生活;那时,我还在尝试摆脱自身的回忆,把视野放宽。写作《直布罗陀水手》(LeMarindeGibraltar,以下有时简称《水手》)是为了让我从《堤坝》中缓过来;我有那么多回忆要说,但最终还是投入了完全虚构的冒险中,也就是写作《水手》。

《广岛之恋》(Hiroshimamonamour,以下有时简称《广岛》)改变了我的工作习惯;对此我很高兴,然后……我做的事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这一次,我使用了口语,而不仅仅是书面语,这让我感到开心。在《堤坝》背后,是一种我所了解的滥用权力,一种被打破的政治格局,人们称之为殖民主义。在《广岛》背后,同样也有一种对道德和政治秩序的恐惧。

当我开始写《琴声如诉》(Moderatocantabile,以下有时简称《琴声》)时,我感觉《堤坝》已经很远了,而且……怎么说呢,我青春的账已经算清了。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写《堤坝》,想到我母亲因为这段经历而痛苦,我永远都不会平静,而且也不会继续写作。它是一种清算。在《琴声》之后,我才拥有了自由的手。但对我来说,《琴声》代表着一种与前几本书截然不同的东西。它是一种改变,或许是自我的改变。

1962年10月10日,《鲜活的文学史》(Anthologievivante),

罗杰·皮约旦(RogerPillaudin)制作,国家台



玛利亚娜·阿尔方在发表有关《中国北方的情人》(L'AmantdelaChineduNord)的文章前所做的采访。

《解放报》:可以谈谈换出版社的事吗?为什么离开午夜出版社?

MD:首先,我为什么写这本书。因为兰登的故事和这本书对我的意义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解放报》:那我们来谈谈这本书。

MD:兰登只是一个细节,却是有决定性的细节。他要求看我的手稿,初稿当时叫做《情人的电影》(LeCinémadel'Amant)或《街上的情人》(L'Amourdanslarue)。整整四十天,我没有收到有关稿子的任何消息。在特鲁维尔,他把稿子还给了我,一个字也没有说。我在那儿的三天里,一直抱着稿子的前几页哭个不停。我说的都是事实:我想这是我之前生病的一个后遗症,让我的精神有点不正常。类似我原先昏迷的感觉。我意识到了这点,随后又犯起糊涂。三天过去了,扬·安德烈亚失去了耐心,他对我说:"把它给我。"我仿佛还能听到他的尖叫声。他不愿相信它。稿子变了样:有些句子被删掉了,有些章节全部消失了,句子的长度被缩短,整本书的语气变得温和乃至平庸。就是这样。我无法接受这些改动,立马终止了合作。他成了一个外人。到了第三天,我和罗贝尔·伽利玛取得了联系,他是一个永远的朋友。伽利玛出版社一片欢腾。不过我还会继续把一些稿子给P.O.L.出版社。

兰登也许会想:"她大概上了年纪,因为她曾经病得厉害,她不会注意到的。"我要告诉他一件事:那就是他不是作家,也永远不会成为作家。而且他要跟杜拉斯永别了。我们之间完了,就连死亡也不能改变。我死后他什么都得不到。即使在死后,我也能继续写作。

《解放报》:所以是没有底线的吗?当我们读到一本像《中国北方的情人》那样故意"不正确"的书时自然会有这个疑问……

MD:句子的组织不正确?

《解放报》:是的,问题是:是什么让杜拉斯停下脚步?

MD:我只做我相信的事。说到底,我谁的话也不听。当然,扬除外。我到那儿是为了谈工作,可我一直在讲别的事情。正是我工作的属性决定了我要不断探索别的地方。我花了一年时间写了另一本书《中国北方的情人》,它绝非《情人》的重复。我认为第一本《情人》在遣词造句上更出色,也更大胆出格。这一本经常表现得近乎低调;无论是运用的语言,还是描写女孩和中国男人之间的肉欲关系。两人的感情也更具危险性。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那的确是我认识的中国男人,是我自己,是我的母亲和哥哥们。他们不是别人。一直都是这些人。他们始终存在,不曾改变。我写了另一本书,书中没有采用《情人》中的书信体。在《中国北方的情人》中,第一本书里的中国男人不见了。这是一个新的情人。我的情人们,我会一直在中国北方寻找他们。满洲里(Mandchourie),在某种程度上是情人之园。那里不像纬度更低的印度支那有麻风病和痢疾。满洲里,我想它是我完全臆想出来的,可我再也无法绕过这个地名。

《解放报》:可以谈谈真实和虚构的问题吗?

MD:在《中国北方的情人》中,虚构的成分比《情人》中要少。比如在车里,那只手是真实的。稻田不是千篇一律的,儿童手推车是真实的。堤岸是真实的。埃莱娜·拉戈内尔也是真实的。还有我的小哥哥,我的大哥哥,我的母亲:这远比我们所能讲述的一切要真实。我的哥哥们从未上过一天学。我还谈到了母亲的疯狂。

《解放报》:金钱是真实的?

MD:是的,一切与金钱有关的内容。小说应当从一开始就表明,而不是像一条随处供人休憩的道路:像一个冒充的故事,可事实上却是真实的。我无法把它说出来。或许如果我这么做了,就再也不能写了。就好像以下的想法让开头显得复杂难解,意义不明:黑夜中的小女孩寻找她的小哥哥。我是这样开篇的,在尝试了几种不同的方向之后,最终选定了这条路。我猜想她还很年轻。一种充满激情的状态将我席卷。我开始描写她:纤细的身材,一双小腿,种族,她是白人。她在官邸的花园里寻找一个女人,有可能是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她寻找她受难的小哥哥。这里我听到了《蓝月亮》(BlueMoon),于是故事伴随着音乐展开。此时我本可以回到书的开头称她为"那个孩子",可我没有立即这样做,而是保留了"那名少女"。然后突然间我看到了她纤细的身体,这还是个孩子,于是我说:我要称呼她"孩子"。一切就像某种燃烧的火焰,可它们还尚未命名。随后出现了:永隆,湄公河。我想写下中国男人和女孩之间的爱情故事。可我不知道该选哪条路。于是,我走上有小哥哥的那条路,讲述一份类似的爱,也是女孩的初恋。

《解放报》:因为《情人》中对此没有明确的描述?

MD:我一生都在讲述这些,反复地讲。永远不会穷尽。比如,在这里,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失贞这件事,而是那间单身公寓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当女孩走到风扇底下并且因凉爽而微笑,当她去洗淋浴的时候。或许当我感到厌倦的情绪快要将我吞没,在某个夏天将要开始或者某个冬天到来的时候,我就会像这样钻进这个故事。这不是第一回。已经有了一本《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令人吃惊的是人们还在读我的书。这足以证明这个故事是不会过时的。情人和女孩之间的这种带有强烈的情欲色彩、几近疯狂的关系,每当我写到它依然会感到心潮澎湃。我写它也是为了把这份情感带到别处。它不会随着女孩的离开而停止,我现在把它和其他的爱情联系起来,把它带到了大街上。因此我们重新发现了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埃米莉·L》中的某些内容,以及《夏雨》(LaPluied'été)中的童年,自由的童年,也是我想表达的贫困的童年。这一切的背景,那片土地,就是殖民地,通过殖民地我想指出的还有劳儿活动的区域,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地名,沙塔拉(S.Thala),U桥镇(U.Bridge)。小说始于我走进这些地方的那一刻,它们可能是我儿时的某个地方,可它们非常严肃,意义重大,而且是有政治意味的场所,这点我们在《堤坝》中可以看到。

《解放报》:不过,难道不是让-雅克·阿诺拍摄《情人》的计划促使您写了《中国北方的情人》?

MD:我为这些拍电影的先生写了三页剧本。随后,我不再考虑电影。改编工作损害了《情人》这本书,让我想要抛弃一切重新写本小说,进入小说的王国。一个自由、公正的地方。我无法再去谈论电影,最终只会令人厌烦。离文学、还有人们所谓的"文字"、语言最远的,就是电影。那是不存在的。

《解放报》:然而,《中国北方的情人》似乎就是为电影写就的。就像页面下端的注解中提到的"如果拍成电影"。

MD:"瘦"电影,就是尽可能不像电影的电影。比如《印度之歌》,而不是几十亿的大片。后者是臃肿的,他们无法把它藏起来。这就是我面对电影所经历的严重危机。我再也不能看电影了。除非是夜间的电视剧。我追着看的是一台凌晨两三点播放的一部电视剧,我甚至不记得名字了。可能叫《明天天会亮》(Demainilferajour)或者《已然明天》(C'estdéjàdemain)。非常接近日常生活中的故事,没有一个好人,也没有一个坏人,人们相爱,渴望彼此,流产,发财,这就是所有人,是一部电视剧。不需要装模作样。加拿大有一部类似的电视剧《潘松家和穆瓦诺家》(LesPinsonsetlesMoineaux),我看了整整一年,演员们讲话的尾音有些奇怪。我从来没有遇到另一个人也看这部剧。在电视方面,我还是德沙瓦纳的一个忠实粉丝。他涉猎广泛,引爆全场,非常正能量。

《解放报》:您没有想过利用拍摄《情人》的机会再次回到书中的那些地方,西贡,堤岸,沙沥?

MD:没想过。我的书里完整地呈现了那些地方,呈现了贫穷、恐怖和性。我的确做了爱。不仅做了,深入骨髓地感受了,还写了下来。只有被写下来的那一刻它才真的结束了。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写这个故事。但有时,我也不清楚。

1991年6月13日,玛利亚娜·阿尔方,"情人之园里的杜拉斯",《解放报》

选自《1962-1991 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著

[法]索菲·博加艾尔整理

黄荭、唐洋洋、张亦舒译

中信大方| 中信出版社

责编:南宋贵族咪咪酱

[责任编辑:王蒙 PN117]

责任编辑:王蒙 PN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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