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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敬佩那些在深夜阅读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读者


来源:凤凰网读书

关于萧红,我自己有很大误解。每次听闻人家拿张爱玲与萧红比较,都觉得是对张爱玲的一种贬低。

作家书单· 第九期张楚

张楚: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等杂志发表过小说,出版小说集《樱桃记》、《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样黑下来的》、《野象小姐》、《在云落》、《梵高的火柴》、《风中事》、《夏朗的望远镜》等。

曾获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十月》青年作家奖、《十月》文学奖、第十六届第十七届《小说月报》百花奖、《作家》金短篇奖、《小说选刊》奖、孙犁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

我们过我们的日子并且做出欢喜的样子

张楚

被朋友拉出去吃宵夜。这是个时常游离的人,点了一大堆羊肉串和涮牛肚,却仿佛厌食症患者般恹恹地、心不在焉地咀嚼着,似乎深夜美食都不能打动他的味蕾。我本不饿,只叫了杯白水,边喝边扭头看旁边那桌聚会的年轻人大声喧闹、打情骂俏,拥抱亲吻,室内犹如壁炉里的火。这几天一直下雨,一个季节被另外一个季节驱逐,终归是有些凉意。吃完后出来,仍密密麻麻落着小雨,我们低头默然走路,只听到鞋子踩到雨水落叶后咔哧咔哧的声响。闭眼竖耳倾听,冬天似乎就真来了。

在这条走了无数遍的小路夜行,灯昏聩寂寥,让我不禁想起《喧哗与骚动》里迪尔西的早晨。福克纳写道,这一天在萧瑟与寒冷中破晓了。一堵灰黯的光线组成的移动的墙从东北方向挨近过来,它没有稀释成为潮气,却像是分解成为尘埃似的细微、有毒的颗粒,当迪尔西打开小屋的门走出来时,这些颗粒像针似的横斜地射向她的皮肉,然后又往下沉淀,不像潮气倒像是某种稀薄的、不太肯凝聚的油星。

本想好好地聊聊《喧哗与骚动》。我如此地喜欢这部小说。可是关于它,又能说些什么?无非陈词滥调,关于它的文论成千上万,露怯也是难免的。又想说说《八月之光》,这部每年夏天都要细读一遍的小说,闻起来满是陈年老屋里灰尘的不祥之气:危险、呛人、黯然,然而屋子里坐一宿,你就会被它绵长、粗粝、绝望的气味熏得迷失起来。这部小说里的两个主人公,克里斯默斯和莉娜,自始至终也未能见上一面。当然,他们能否见面一点都不重要,相对于《野棕榈》来讲,他们好歹还有一个中间人布朗。我偏狭地认为,对于人物精神世界的梳理与塑形,也许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能与福克纳相媲美。除了克里斯默斯,我最感兴趣的人物不是莉娜,而是海托华。这个被废黜的长老会派教会牧师,简直就是每个时代里即将被抛弃、又时刻骄傲地抬起头颅的那群人的坚硬缩影。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与尊严,他们从来都不怕被抛弃。也许,到了最后,我们每个人都是海托华,坐在黑屋子里回忆往事,并对时代抱着某种不愿提及的嘲讽。相对于《八月之光》,《我弥留之际》显得有些杂乱,但并不散乱。十五个人物叙述的五十九个片段,构建了类似于《奥德修记》的一次乡村历险。英国批评家迈克尔·米尔盖特认为,“本德仑”这个姓(Bundren)与约翰·班扬《天路历程》中基督徒身上的负担(burden)有一定关联。本德仑一家人进行的是一次具有冷嘲意味的朝圣者的历程,框架上与《天路历程》也很是接近。加缪也说:“梅尔维尔之后,还没有一个美国作家像福克纳那样写到受苦。”不管怎样,这部小说肯定是福克纳最好的长篇之一。这种多角度叙事(叙事者的身份多到令人头疼,需要时不时地翻看人物表),在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里得到了更为癫狂的张扬。毫无疑问,福克纳是现代小说的结构大师,他擅长使用复调结构和对照型结构,同时对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在结构上也有变相的运用。后来者没有谁不从他这里学一招两式的。言说福克纳很危险,我的确没有这个胆量。

其实,想聊一聊的书还有很多。

比如《包法利夫人》。尽管这本书写于一百五十多年前,但至今仍让我们唏嘘不已。“包法利夫人”这种精神类型的女人,现在依然随处可见。一百多年过去,这个世界上照样有无数的包法利夫人们在诞生、在成长、在绝望中毁灭。用纳博科夫的话讲,“世间从未有过爱玛·包法利这个女人,小说《包法利夫人》却将万古流芳。一本书的生命远远超过一个女子的寿命。”跟无数的朋友推荐过这本小说。它看上去相当古老无趣,只是讲了一个女人的婚外恋故事,要多俗有多俗,可我觉得只要读懂了艾玛,就读懂了所有的女人。这样说肯定有些武断,不过我也不介意得罪艾玛这个类型的人,反正她们总是温柔的、童真的,即便是性欲,也粘带了童话的味道。在小说技法上,《包法利夫人》更是一种标准。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法国“新小说”作家和理论家都视福楼拜为先驱。略萨在他那部专门研究福楼拜的专著《无休止的纵欲》中,认为福楼拜的写作“形式从来未与生活分离:形式是生活最好的维护者”。没错,在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时代,福楼拜已经采用了类似电影的剪辑手法,近景远景的替换增加了文本的层次性,按纳博科夫的说法,对话更是多声部配合,形成交响乐的效果。我当初的想法是从风物说开去。关于永镇的风物描写,已经跳脱开人物独立存在。这像是一种笨拙的魔法,道具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道具,而具有了跟“人物”或“主角”一样的身份和地位,它已经彻底孤立于它从属的那个整体。在关于“物”的哲学意义上,“新小说”无疑做了更具说服力的尝试和拓展。当代中国小说里很少有“物”的存在和重量。但我在格非的小说《隐身衣》里似乎隐约找到了与之相关的变形展现——关于音响的描摹和叙述。“音响”作为“物质”,像石头一样矗立在文本里,它对情节发展并没有起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而且并没有作为一种小说的技术手段转化为“象征”和“隐喻”。这样的“物”的安排是妥帖的,它没有成为危险的累赘或惯用的手段。

比如《呼兰河传》。关于萧红,我自己有很大误解。每次听闻人家拿张爱玲与萧红比较,都觉得是对张爱玲的一种贬低。在我印象中,萧红和丁玲一样,是靠绯闻立足文学史的女人。也曾经尝试去体会揣摩,屡屡心无所得。然后在此深秋,我再次逼迫自己去接纳她。或许跟年龄有关,这次我被《呼兰河传》深深打动(犹如几年前读契诃夫读到泪流)。这感动因为掺杂了某种先天性的歧视和冷漠,因而与我而言,显得更为诚挚。

我发现,《呼兰河传》并非是简单的抒情诗、地方风情画和歌谣。萧红小说风格最重要的品质,在于悲伤的幽默。这种幽默使她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成熟的小说文本形式。她善于充分呈现东北乡村的日常生活图景,直到这个“图景”实现它的全部戏剧性——这种戏剧性不仅是小说的内在逻辑,更是小说的叙事动力。可以说,萧红是一位令人敬佩的文体家。我还发现,萧红的小说跟师陀的小说有很多共通之处,以《呼兰河传》和《果园城记》为例,都是类似于舍伍德·安德森《小镇畸人》的散点式结构,都是构建一个封闭愚昧的独立世界,都是平视的叙述者视角,没有过于冷静的俯瞰,也没有过于煽情的仰视。他们骨子是真正的热爱他们的呼兰河城和果园城,而且在对生与死的终极问题上,都有着中国乡村式的幽默豁达。可以说,萧红小说里的温度让我体味到土地的宽广和仁义,而张爱玲,则是精致的冷漠和厌倦,让我对人性抱以某种必要的冷眼。当然,从文学意义上讲,哪种品质更为可贵,实在是没有衡量的标准。

还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格雷厄姆·格林的《权力与荣耀》、远藤周作的《沉默》、珍妮弗·伊根的《恶棍来访》、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的《天才雷普利》、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萨曼·拉什迪的《午夜之子》、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杀人事件》、帕斯捷尔纳克的《安全保护证》、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三岛由纪夫的《春雪》、伊斯梅尔·卡达莱《亡军的将领》、孔飞力的《叫魂》、威廉·特雷弗的《山区光棍》、林耀华《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想要推荐的书可能仅仅比我们肉眼看到的星星要少些。这些伟大的作品矗立在那里,除了让我们敬仰,更让我们敬畏,让我们在它们的光辉下畏手畏脚、笨手笨脚地写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字。这到底是一件好事、抑或是一件坏事?说不清。

记得毛姆叔叔在谈及侦探小说的兴衰史时,曾不乏揶揄地说,我真是敬佩那些在深夜里阅读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读者(大意如此吧)。他的话放到如今的中国似乎更为恰宜。感谢那些随手翻阅我文字的人。你们让我觉得即便是面对伟魁的山峰,平地也委实没有必要羞愧。

外面落着雨,野鸽子咕咕叫着,雨中还传来奔跑的人们的笑声。犹在深夜,这笑声似乎更为空荡热烈。我觉得还是《我弥留之际》里的塔尔说得好。作为一个农民,他比谁都更清楚:

“反正,我们过我们的日子并且做出欢喜的样子,这总不会错吧。”

 

家张楚书单:

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八月之光》、《我弥留之际》;

约翰·班扬《天路历程》,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略萨在他那部专门研究福楼拜的专著《无休止的纵欲》;

格非的小说《隐身衣》。

萧红:《呼兰河传》。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和《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格雷厄姆·格林的《权力与荣耀》、远藤周作的《沉默》、珍妮弗·伊根的《恶棍来访》、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的《天才雷普利》、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萨曼·拉什迪的《午夜之子》、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杀人事件》、帕斯捷尔纳克的《安全保护证》、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三岛由纪夫的《春雪》、伊斯梅尔·卡达莱《亡军的将领》、孔飞力的《叫魂》、威廉·特雷弗的《山区光棍》、林耀华《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等。

[责任编辑:王紫 PN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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