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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个殡葬人的视角,寻求生与死的意义


来源: 三辉图书

编者按:爱尔兰裔美国诗人、作家托马斯·林奇(Thomas Lynch)的另一重身份是接手家族事业的殡葬人。殡葬人,顾名思义,就是与死亡打交道,或者说是靠他人的死亡为生的一份职业。

 

 

编者按:爱尔兰裔美国诗人、作家托马斯·林奇(Thomas Lynch)的另一重身份是接手家族事业的殡葬人。殡葬人,顾名思义,就是与死亡打交道,或者说是靠他人的死亡为生的一份职业。你我作为生者,对“死亡”这一严肃议题总会带有恐惧、忌讳、敬畏等复杂情感,这也使得我们常以一种“猎奇”的眼光打量那些站在生与死之间的殡葬行业从业者们。

《殡葬人手记》以散文式的笔触,展现了一位殡葬人的日常工作及在漫长二十年时间里累积的对于生死的思考。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林奇父亲过世后,林奇和兄弟是如何为至亲完成殡葬过程,并从中感受到生命之意义的。林奇这样写道:“哀悼可以看作反方向的浪漫。如果你爱,你就会哀伤,绝无例外,只有做得好和做得不好之分。如果死被看作我们急欲摆脱的厌恶之物,那么,生命和生者必定遭到同样的对待”。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林奇对生命延续和循环持有的根本理念也从中可见一斑。死亡的仪式涉及一个生命的全部价值,这些价值为生者所赋予,反过来,它也为生者提供了一个参照物,引导着我们对待生命的态度。这是一个殡葬人的视角,也同时是一位诗人和一名天主教徒的视角。

以一个殡葬人的视角,寻求生与死的意义

文/托马斯·林奇

节选自《殡葬人手记》

我们的事,我们之所为,我们之所在,总是离不开死亡、垂危、哀伤和永别,这是“人生”、“自由”和“追求”等一系列光彩夺目的名词的柔软的下腹部。我们面对的是生死离别和最后的致意,还能有什么?父亲曾和他最亲近的朋友开玩笑说:“为你躺下所做的最后安排。”在赠送客户的小礼品,如火柴、塑料梳子、雨帽上,父亲印的字是“尊严服务”。而且他喜欢引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党人格莱德斯通的名言。这个老格写到,通过人们照料死者的方式,他能以数学的精确,衡量出他们对国法的尊敬程度,那口气就像新派的共和党人。当然啦,格莱德斯通生活在那样的时代,生活在那样的英格兰,葬礼一向大鸣大放,性却是极端的隐私,虽然英国佬满世界抢劫盗挖异教徒的坟墓,以便充实大英博物馆的珍藏,但他们的确干得绅士派头十足。我猜父亲大概是在一次冬季会议上听说格莱德斯通的。后来我一直想,格莱德斯通,还有我父亲,他们说的一点儿没错。

三年前的明天,父亲死在佛罗里达湾的一座岛上。那时他并不是在参加冬季会议。自从母亲过世,已经很多年了,他没再去过。他和一位女友合住在一套公寓里,那位女士一贯高估花样百出的性生活的治疗力量,或者说,她只是低估了老头儿心脏病的严重程度。我们都知道,这样迟早要出问题。失去母亲的头一年,父亲镇日坐在椅子上,哀伤难解,等着自己的最后一天。后来他开始出去和女人约会。我们兄弟都为此高兴,姐妹们则惊讶地合不上眼睛,她们觉得到底还是“两性相吸”的力量大。在找到女伴后的两年里,他的心脏病每半年大发作一次,像时钟一样准。他每次都安然无恙,除了最后一次。我能听到他这么说,“四次躲过三次,到头来你还是完蛋。”他受够了。至今我还记得大卫·林的影片《日瓦戈医生》的结尾:医生说日瓦戈的心脏已“脆若薄纸”,有一天他在莫斯科,坐在巴士上,车过街角,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在路边走,以为那是心爱的拉拉。他挣扎着下车。病犯了,气喘不过来,他松开领带,跌跌撞撞地走到人行道上,只走了两步,栽倒在地上,就这样死了。死亡追逐爱情,爱情正是我们以死相求的东西。这次是我父亲,不是在迈下一辆巴士,而是从浴室里出来;也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佛罗里达的大波卡岛。但他追逐的同样是爱情,一直追到死。

 

 

接到父亲女友的电话,我们知道怎么做。我们兄弟早有这个心理准备。我们有个装着涂油工具的旅行箱,里面手套、药水、针头一应俱全。在机场,安检人员仔细验看我们的行囊,他一定以为我们打算造一枚炸弹,或是用标着“遗体外科器械”字样的小箱子中一整套他们从未见过的不锈钢器具劫持飞机,我们免不了大费口舌,解释又解释。到达父亲被送去的殡仪馆,馆里的师傅问我们,真的打算亲自动手,料理自己的父亲?如果不行,他会很乐意叫一位他们的涂油师来。我们告诉他,一切都没问题。他领我们进了殓房。熟悉的瓷饰和瓷砖,明亮的灯光,一个为对于死亡毫无道理的恐惧而准备的整洁的科学实验室,它向人们显示,从生到死是何等容易。

我们曾多次向父亲保证,等到他过世,儿子们一定亲手为他涂香油,为他穿寿衣,挑一口好棺木让他睡进去,为他写讣告,联系牧师,准备鲜花,安排守灵,举行弥撒和葬礼。我想不起来是在什么场合向他这样保证的,或许我们只是心照不宣。自己的葬礼轮不得他安排了,现在是我们来安排。尽管他主持过几千次葬礼,却从未提过自己的葬礼要怎么办。每当问及这个问题时,他只说,“到时你们会知道怎么办。”我们是知道。

说到我们对遗体的态度,有句“不过一具躯壳”的口头禅。初出茅庐的教士,多年的老朋友,好心安慰人的亲戚,为他人刚刚遭受的痛苦感到难过,不知说什么好,脱口而出的往往就是这句话:“只是一具躯壳呀”。你带父母来看他们在车祸中丧生、或是遭人杀害、遗尸荒郊的女儿时,你会听到这句话。说话的人本意是劝解,而他面对的却是无法安慰的场合。在亲人为死者哀伤欲绝、泣不成声之际,总有一些焦急的好心人,很无知地开口:“想开点吧,这不是她,只是一具躯壳罢了。”有一次,一位圣公会教堂执事用这句话劝慰丧女的母亲,险些被她一记迅疾的耳光打翻在地。那位患白血病死掉的女孩才十几岁。母亲说,“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她才‘不过是一具躯壳’,至于现在,除非我另有所说,她就是我女儿!”她这么说,正是重申人们长期奉行的由生者宣告死者之死的权利。正像我们通过浸礼宣告生者之生命,情人通过婚礼宣告爱情一样,通过葬礼,我们弥合了死亡的发生与死亡的意义之间的距离。这也是我们赋予短暂而难忘的人生以意义的方式。

 

 

我们为引导生者、死者和所爱的人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而创造的种种仪式,重在其“意义”而非“表演过程”。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功能障碍”已成为一个关键形容词,一具停止运转的躯体自然一无用处,它表明的功能“障碍”远比花边小报和脱口秀连篇累牍的性爱和其他杂七杂八的“功能障碍”更有说服力。我们可以这么说,一具不再运转的躯体,是我们得到的一个人不复存在的证据。一个人不复存在,不再活着,那是什么样的让人难以置信的状态呢?尼安德特人第一次为死者挖掘墓坑时,最早想到这些问题,我们如今面对死亡仍然会想到:“生命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意味着什么?”“为何他是冰冷的?”“有一天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吗?”

所以,面对遗属的悲伤,絮絮叨叨地重复那“不过”是什么什么的陈词滥调,就如我们看到一个女孩作完化疗,秀发脱落,却只感叹一句“哦,不过是一个头发不好的日子”一样苍白无力。或者说,我们对她往生天国的希望,就建立在基督“不过”从死者中复活了一具躯体的信仰上。为了赎救世人的罪恶,如果基督不是选择十字架,而是选择了承受丧失自尊的痛苦,那将如何?如果他从死者中复活的不“只是一具躯壳”,而是他自身的理念,他的自身,又将如何?他们应该为此修改日历?为此发动十字军东征?为此烧死成千上万的女巫?复活节涉及的无非是肉和血,没有深刻的象征,没有意味深长的隐喻,没有一切微妙之处。如果基督复活的,不像保罗指出的那么意义重大,那怕只差一点,那位教堂执事,还有我们一些人,将无事可为,人们将返回到以星期六安息日,没有戒斋只有理智的节食,更不会有圣诞节。

新近死亡者的遗体既非瓦砾残渣,也不是偶像或精华。他们恰如孵化中的幼鸟,将转变成一种新的存在,铭刻着我们的姓名和日期、我们的形象和一切相似之处,在我们儿孙的眼睛和耳朵里,就像我们诞生的消息听在父母和祖父母的耳中一样清晰真切。对于这样的新事物,温柔一些,细心一些,体面一些,乃是明智的。

父亲身体平躺的情形以前自然也见过。到头来常常是在加护病房,为他的冠状动脉作了搭桥手术之后。他躺在那里,一副无助的样子。但从前不是这样。从前他是个大男人,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举着我的弟弟妹妹荡着玩;在他第一家殡仪馆的办公室穿一身三件套黑西服,条纹领带,烤花皮鞋,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坐在椅子上打盹;或是在浴室里,一边洗澡一边唱:“从蒙提社马的皇宫到的黎波里的海岸”。他在南太平洋染上的疟疾后来曾多次发作。在我童年时代,父亲像整条街上所有的父亲一样,是不可战胜的。他“某一天会死”这样的观念,在我少年时无异于胡说八道,当我二十多岁时心里慢慢产生了恐惧,到我三十多岁,那已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等我四十多岁,人到中年,它成了事实。

 

 

此刻,他直挺挺地躺在迈耶斯堡“安德森停尸房”的涂油台上,耳朵、指尖、下肋、臀部和脚跟呈显出注射防腐剂后的蓝色。我注视着他,心里想,“这就是我父亲死后将会出现的模样”。很快,如同一扇门在你身后砰然关上,时态一下子变成了无从逃避的现在:“这就是我父亲,死了”。我和弟弟拥抱在一起,失声痛哭,为我们自己,也为在密歇根家中的其他弟妹。然后我吻了父亲的前额,他尚未成为“一具躯壳”。接着,我们按照父亲当年教的方法,一步一步开始工作。

父亲的遗体很好伺候。虽然患有动脉硬化症,循环系统状况仍然相当好,使得涂油十分容易。由于死前刚洗过澡,身子很干净,胡子仔细刮过。他不是那种长期患病卧床的人,身上没有治疗留下的斑痕和各种输液的管子。这样的死正是他希望的。那天他在海滩上为孙子们拣贝壳,也许还和同居女伴开开心心地玩过一场——尽管她从未谈起,我们也没问,只是希望有这么一回事。我们按摩他的手、胳膊和腿,使药液流贯全身。蓝色慢慢从他的指尖和足跟消失,药液流遍全身,使他的遗体足以保存到我们和他永别。我觉得我是在为他做事,尽管他已经死了,再也感受不到别人的关怀。他的身体上保留着一些个人历史的印记:刻着我母亲名字的刺青,那是他二战时期十八岁当海军陆战队员时请人纹下的;完美的三角肌,我过去常常看到他用母亲的染眉油把它涂黑,那时他比我现在还年青,我则比我的孩子还小;还有他做五胞胎分离手术留下的疤痕,他从未取下过的防空射手勋章,母亲送给他作为四十岁生日礼物的印章戒指。为了买戒指,我们全都往一个罐里存钱,直到存够五十元。父亲胸毛重,毛色灰白,脚裸却光溜溜的,头顶微秃,好多男人都是这样子。我在民航客机的头等舱,在理发店交映的镜子里,没少见这样的秃顶。为父亲涂油使我想到,我们送走亲人,最终也会和他们一样。最后我不得不承认,“将来我死了,或许就是这样子。”

父亲大概是在一次冬季会议期间开始思考他的职业的意义的。他总是对我们说,在南北战争时期,为死者涂抹防腐油是礼节之所必需。无数人死在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地方,绝大多数是男人,是士兵,在美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收尸人在紧挨战场的帐篷里,尽力所能为阵亡将士的尸体消毒、防腐、整合,合上死者之口,缝合身上弹洞,将残肢断体拼接起来,好把他们送回家,交还给他的父母妻儿。花费这么多功夫,花费这么多钱,全是基于一个观念:死者需要一个体面的葬礼,或者更准确地说,活着的人更需要他们,在一番仪式之后将他们埋葬或火化,在上帝或其他神明面前予他们以赞颂。父亲说,死者的遗体之于葬礼,就像婚礼中的新娘、施洗时的新生儿,是必不可少的主角。

于是我们把死者带回家。运回他的遗体,将讣告传真给当地报纸,通知牧师和教堂执事,订购鲜花,订制墓碑。我们要做很多事,无法一一述及。

退回到一九六三年,记得父亲曾说,举行葬礼,打开灵柩,让吊唁者瞻仰死者的遗容,目的是让我们直面“死的现实”。我想他是在一次同业会议上听人这么讲的。杰西卡·米特福德的《美国式死亡》刚刚售出一百万册,伊夫林·沃已在《爱人》中探讨过这个问题,酒会上的话题也转向“野蛮仪式”和“病态的好奇”。殡葬业者协会抢着插足。摩登的神职人员、教师和心理学家异口同声地说,这样做符合感情的需要,从心理上讲是正确的,它达到了一些目的。在这方面,历史记录相当不错。几千年来,我们作为人类种族,而不是殡葬人员,一直或多或少地做同样的事:一边俯身挖坑一边仰望,试图寻找出其中的道理,安葬死者经过那么多程序,就是要表明,他们曾经生活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别于一块石头、一棵杜鹃花、或一只猩猩,他们的生活值得叙说和回忆。

 

 

不久发生了肯尼迪遇刺事件,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也死了。这一年的十一月底我们安葬了他们。对于大多数婴儿潮一代的人,他们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最初的死亡。当时的电视剧,星期五是《枪烟》(Gunsmoke)独领风骚,周日晚则是《牧野风云》(Bonanza)称王称霸。但肯尼迪的死是活生生的现实,正是我父亲常年挂在嘴边的“死亡的现实”。虽然我们都目睹了他的灵柩和送葬队伍,目睹小约翰向父亲致敬,看到肯尼迪的遗孀杰姬戴着墨镜,可我们绝大多数并没有亲眼看到他的死。直到多年以后,尸检的影片公映,我们涌向电影院,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此前社会上一直传言,肯尼迪并没有死,他被固定到某种神秘的、昂贵的器具上,没有大脑,却还能呼吸。影片使我们相信,他确实死了,但我们仍然难以置信地将他奉为英雄。当然啦,一旦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他死去,看到他的脸,他的遗体,他又成为凡人一个:可爱但不完美,令人难忘但确实已死亡。

每当我看到同代人不辞辛苦地教育子女,试图让他们懂得,在意大利馅饼和“巨毋霸”汉堡之外,还有“家庭价值”,我就想,格莱德斯通也许是对的。我想父亲也是对的。他们懂得,生命的意义与死亡密不可分,哀悼可以看做反面的浪漫。如果你爱,你就会哀伤,决无例外,只有做得好和做得不好之分。如果死被看作困扰或烦恼,死者被看作我们急欲摆脱的厌恶之物,那么,生命和生者必定遭到同样的对待。快餐葬礼,快餐家庭,快餐婚姻,快餐价值,这正是老派英国人格莱德斯通所说的数学的精确,也是父亲所说的,我们应当知道做什么。

因此,照料父亲的死,照料他的遗体,对我而言,和守候子女的出生同等重要。电视脱口秀《奥普拉》的专家,说这是一种“治疗”;《唐纳休》节目的专家,则称之为“宣泄”;而在《杰拉尔多》中,可能是“在他身上留下永久的创伤”;莎莉·杰西什么的,或许还会提到“良好的选择”,口气一如他们在谈论男人接生,为婴儿换尿布,或女人的自尊问题,以及约会强暴者。

事实上,这与选择、功能或心理正确无关。对于一具遗体,它还能有什么选择?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我们偏要逆之而行,按前人已经做过的去做,因为这正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不必标新立异,不必千方百计寻找理由,尽管我们这代人似乎总是决心这么做。

注:题图及文内图片出自电影《永远》。

 

 

《殡葬人手记:一个阴森行业的生活研究》

托马斯·林奇 著

三辉图书/外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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