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20世纪中国美术立交桥
2010年02月21日 19:03 北京商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张仃

张仃,辽宁黑山人。

1932年就学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

1933年开始漫画创作。

1938年赴延安,执教鲁艺,应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9年设计全国政协会徽与纪念邮票,设计改造怀仁堂、勤政殿。

195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领导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小组,参与国徽设计。

1957年调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参与新中国成立10周年十大建筑工程,任美术组长。

1979年,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厅落成,主持大型壁画群工程总设计,创作大型工笔重彩壁画《哪吒闹海》。

1978年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

1980年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出版有《张仃水墨山水写生》、《张仃焦墨山水》、《张仃画集》、《张仃漫画》等。

张仃,20世纪中国的“大美术”家,70余年艺术生涯,跨越漫画、实用美术、艺术设计、展示设计、舞台美术、动画电影、装饰绘画、壁画、中国画、书法、艺术批评、美术教育等诸多门类,以其丰沛的艺术激情与超常的艺术能量纵横捭阖于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学院与民间的张力语境之中,成为解读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一个经典文本。通过张仃这座20世纪中国美术的“立交桥”,可以通往珂弗罗皮斯、格罗斯、毕加索、马蒂斯、鲁奥、梵高,也可以通往程邃、石溪、王蒙、范宽;可以通往吴昌硕、黄宾虹、张光宇、林风眠、李可染,也可以通往民间剪纸、皮影、年画和宗教壁画。没有一个画家能够像张仃这样打开自我而包罗万象。他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总是跨越式地超越自我,在永不满足中与时俱进。

漫画界的“一座金矿”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的杂文与漫画时代,政府外示弱于日本,内逞暴于人民。流亡关内的东北少年张仃愤然以漫画为投枪匕首,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他的漫画造型准确、简练、风力、刚强,富于鼓动性和吸引力。从1933年到1938年间,张仃活跃于北平、南京、上海、武汉、西安、榆林,带着他的漫画出入于前线和街头,成为当时中国漫画界最年轻勇猛的一员战将和人权斗士,并因此罹祸入狱。叶浅予回忆说:“张仃这个名字在上世纪30年代初露头角时,漫画刊物的编者们好像发掘到一座金矿,舍得用较大篇幅发表他的作品。”

黄土高原上的摩登

1938年张仃到延安,从此成为中国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他暂时中断了漫画的创作,因边区工作需要,逐渐成为延安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从化装舞会的面具服装,到《抓壮丁》的舞台美术;从作家俱乐部的室内设计,到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展览,张仃用最乡土的材料加上最时髦的设计,美化了延安军民的生活与环境,得到毛泽东、朱德、美军观察组与中外记者团的高度评价。

为了作家们能有一个固定的场所进行交流和聚会,张仃将当地的窑洞就地改造,设计了别具一格的作家俱乐部。他把当地老百姓用粗羊毛织成的灰毡子、筛面用的箩、编的炕苇子、土布等等土材料都运用到设计中,并带领木匠亲自动手制作。当作家们踏进装饰一新的俱乐部时都感到惊讶,他们好像来到一所西方的建筑里:土布做的布艺沙发;羊毛毡和木头框做成的屏风;筛面用的箩做的壁灯;因为没有电,后面的墙上钉着的是一盏油灯;进门处还有一个小小的吧台……俱乐部不仅吸引了延安的文艺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成为这里的常客。张仃一手打造的黄土高原上的摩登,是那个艰难岁月里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艾青当时就感慨:“张仃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

新中国首席形象设计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设计,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的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建国瓷设计,1951年至1956年举办于莱比锡、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的历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新中国成立10周年美术设计等等,这一系列“国”字号的大型重要设计展示活动,确立了张仃新中国首席形象设计师的崇高地位。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院长的职务,使张仃成为新中国实用美术事业当之无愧的奠基者和领导者。时代风貌、中国气派、民族风格,是张仃实用美术创作与教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创立的中国设计学派的美学理念。

山水画革新的先驱

新中国还要不要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十分严肃甚至严峻的问题。面对保守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无谓争吵,作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领导小组负责人,张仃提出了国画写生的主张。1954年春天,在一片质疑与反对声中,张仃同李可染还有后来加入的罗铭一起南下采风。江南数月,对景写生,备尝艰辛。三人回京后在北海举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展览。这次筚路蓝缕的写生实践,用实绩平息了争论,为山水画进入新中国赢得了一张门票,也因此开启了中国山水画走向自然、反映生活的一代新风。吴冠中誉之为“中国画革新的里程碑”。

毕加索加城隍庙

张仃少年时代即喜爱民间艺术,尤其是宗教绘画。早在对毕加索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绘画的喜爱大概与此有某种内在联系。他是中国第一个会见毕加索并与之互赠礼品的中国画家。1961年的云南采风,亚热带风光与多民族风情,激活了张仃心底蕴藏已久的灵感,喷薄而出,便有了一次艺术的“井喷”,产生了数百幅惊世骇俗的水墨重彩装饰绘画,成为那个保守与沉闷年代的空谷传响,华君武戏称为“毕加索加城隍庙”。大胆的变形,绚丽的色彩,强烈的视觉冲击,亲切的民间情怀,怪异的造型语言,都是对主流美术的离经叛道,使这批作品必然遭受一炬成灰的厄运,并给作者带来政治上、艺术上和生活上的重重灾难。

当代壁画运动的杰出带头人

张仃5岁的时候就在家中的黑漆大门上用彩色粉笔画过大幅《出丧图》,1938年在武汉画过巨幅宣传画《打回老家去》,1958年创立过中国第一个壁画专业。1979年,张仃受命组织创作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群,成为中国走出“文革”,走向开放的第一簇报春花,并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新壁画运动。在北京地铁、长城饭店、昆仑饭店、石家庄火车站、香港中银大厦,都有张仃创作的大幅壁画,或重彩,或焦墨,炳焕耀采,满厅生辉。袁运甫说:“张仃是当代壁画运动杰出的带头人。”

独步画坛的焦墨山水画大师

张仃从小喜欢红色,也喜欢黑色。红与黑,是伴他一生并行不悖的两大色相。然而,1974年困居香山野村荒屋之际,张仃突然厌弃红色乃至所有的颜色,开始用焦墨宣释他焦虑的心情。在以后的20多年里,随着心境的改变,他不再厌恶色彩,但仍然坚持用焦墨这一局限性极大的墨法创作山水,并让人刻了“知白守黑”、“焦墨缘”、“见素抱朴”几方印章以明心志。在这20多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河山,在师造化、师传双管齐下的艰难进程中,把焦墨笔法和墨法发展成一套完备的艺术语言,并复兴了风骨雄强的北派山水,把人文关怀、家园意识、史诗性、沧桑感和英雄主义带入山水画,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山水画的艺术空间,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国黑色文化的当代极品。

张仃在《它山画语》中谈到最佩服梵·高“带着感情画画儿”,他自己到山水中也是如此。不受感动他不画,一定是有了激动他才会画,而且是玩儿命地画。为了写生,20多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了名山大川,带着一个本,一枝笔,一个小马扎,一根拐杖,耄耋之年依然登临太行山写生。

民间艺术的守护者

张仃第一个到东北农村炕头帮翻身农民画新年画,第一个把皮影、剪纸、土布带进了世界博览会,第一个把泥人张、面人汤、皮影陆请进了美术学院,第一个让美术院校的学生去临摹寺庙里的宗教壁画,第一个把民间剪纸设计成特种邮票,第一个把剪纸图案印在土布上做成西式沙发的靠垫,他一直担任中国民间美术学会的领导。梁任生说:“张仃是第一个把民间美术推上大雅之堂的人。”而更多的民间艺人,则把张仃看做中国民间艺术的守护神,他自己却说:“我愿意终身做一个民间艺术的守护者。”

商报记者 刘妮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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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仃 编辑: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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