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历代史官以“实录”的方式，尽力客观地记录国朝上下发生的大事。虽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为尊者讳；虽有天灾人祸诸端异象，亦不必笔存忌惮。然后把一切留诸后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来。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据前朝留下来的纪录，再替它修整成史。这是后人对前人的责任，“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你可以篡夺人家的王位，消灭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夺走人家的记忆，以及历史。同时你也大可放心，就算将来有一天你的子孙穷途末路，你一手打下的基业倾颓败坏，你的一切也将为人纪念，一如你纪念了前人。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所以忠臣含寃而死，良民要是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这是理想，现实里的史官很难不被当权者干预。为了掩饰过犯，很多人会想消灭事实留下的痕迹，于是记忆与记录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而且还是种政治了。

快20年了，每年8×8的晚上，依然还有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举起烛火，实践他们的记忆道德。可是也有另一种愈来愈响亮的声音，认为他们的做法不利于国家。这种说法最喜欢采用的，就是所谓的“大局观”了，以为今日大家享受的一切，以及国家的强盛昌隆，竟然全靠当年杀人杀得好。它的逻辑固然十分冷血，强迫我们一齐接受自己的安定生活其实都是杀人的结果，犹如贼赃。但更值得探讨的一点，是许多主张这类说法的人同时还都很乐意替当权者想，于是有人甚至会说“你得站在领导人的角度思考，他要是不那么干，说不定他就要被人赶下台了。所以他没有多少选择”。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无私。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

有见于部分四川震灾灾民群聚法院，打算状告政府忽视学校建筑工程，导致子女魂断校舍，着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发表了一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他劝告这批捧着遇难子女遗照的家长应该先让政府全力救灾，整顿好堰塞湖的危机与人口流动的问题，不要急着在这一刻诉苦申诉。余先生还动之以“大局”之情，他说﹕“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他又呼吁团结，因为“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要是“横生枝节”的话，“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