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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的“三个不得不”符合历史事实吗?
2010年01月22日 11:07人民网 】 【打印共有评论0

2008年7月1日,《作家文摘》报在头版摘登了南京《钟山》杂志刊登的王彬彬的一篇文章《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简称《三个不得不》),该文主要内容是把1935年5月瞿秋白不幸被捕后被蒋介石杀害,归罪于为革命鞠躬尽瘁、以身殉职的博古。

瞿秋白就义后,人们用多种方式来纪念他,研究他的文章,歌颂他的品质,抗议蒋介石的残暴。在瞿秋白牺牲后,鲁迅抱病把他的遗作编成《海上述林》在日本出版,鲁迅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已杀掉了,作品是不能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鲁迅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纪念瞿秋白并抗议国民党政府杀害瞿秋白的。该文作者却把矛头从蒋介石移开,转向革命烈士博古。

所谓“不得不走”,《三个不得不》的作者王彬彬认为是瞿秋白被害的原因之一,是博古要他到瑞金,调他的目的是对他“进行监管”,并不让他在上海养病。事实果真如此吗?

1934年2月,瞿秋白奉命去中央苏区后,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兼苏维埃大学校长,兼管教育部所管的艺术局,还领导《红色中华》报和红色中华通讯社工作。早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就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下设人民委员会,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只是当时瞿秋白身在上海未能到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作出了瞿秋白离沪赴中央苏区的决定,可以说委以重任,中央苏区的教育、宣传、文艺全部由他一人统领。

瞿秋白这时在上海,物质条件比瑞金好,但处境是很危险的,他是蒋介石密令抓捕的重点人物。据杨之华回忆:在白色恐怖严重时,他们不得不经常更换住址,党组织经常送来警报,一接到警报,他们马上就得走,他们曾四次到鲁迅家避难。1934年1月初,瞿秋白去中央苏区之前,要和茅盾、鲁迅告别。杨之华知道敌人正在大搜捕,但还是同意他去,并再三叮嘱他路上千万小心。杨之华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从1933年5月至1934年6月,有四届江苏省委书记先后被捕;1934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以李竹声为首的上海中央局及上海、江苏党组织工作人员17人被捕;到了1934年9月,上海各区委又遭到连续破坏,只剩下三个区委;1935年夏秋,党组织再次受到大破坏。此后的两年内,上海的重要党组织机构都未能完全恢复起来。

当瞿秋白接到临时中央要他去中央苏区来电后,马上说:“想去很久了!”据杨之华回忆说:秋白这时是兴奋的。瞿秋白到瑞金任职后,在教育、文艺、办报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分明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对瞿秋白的关怀并委以重任。而该文作者却认为把瞿秋白调到苏区是加害于他,显然是是非不分。

再说,瞿秋白是博古的老师,是他的领路人。1923年7月,瞿秋白与邓中夏等一起受党组织委派加入上海大学,培养革命骨干,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上海大学成了革命青年的摇篮,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人才。博古在苏州工专毕业后,1925年9月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与恽代英等老师亲自给博古他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他们讲课深入浅出、分析透辟,深深吸引了学生。博古和同学不仅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而且对马列主义理论有了浓厚的兴趣。在瞿秋白等人的教育和影响下,11月博古就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合作,上海大学党组织决定派博古去上海特别市党部,从事国共合作工作。1926年10月,上海市党部选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瞿秋白和上海的革命先驱可谓是博古的老师和革命领路人,博古对他们十分尊敬。同时,博古对瞿秋白的马列主义水平及教学经验、办学能力十分了解,这正是博古请瞿秋白赴苏区主管教育、办报、文艺的主要原因,哪里是要加害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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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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